--沈从文散文的构思艺术沈从文三本有代表性的散文，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构思上善于点线面的结合，具体地说就是连点成线及扩点成面。最初的点，当然是作者的家乡凤凰小城，所写的是相关的童年记忆。在《从文自传》中，作者这样说：“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我所生长的地方》）童年的生活，可用其中的篇名来标出，即“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作者对自然景物、各样生活场景及种种小手艺都很有兴味地打量着。“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由私塾转到新式小学，上课更严格了，但正如作者所说，“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无疑地生活这本大书，更能吸引作者的注意力。接下来，就是当士兵的经历了。由此，也就开始了在沅水流域的漂泊。在《辰州》中这样写道：“离开了家中的亲人，向什么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么，将来有些什么希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还只是十四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份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中人分离的痛苦，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时，深觉得无量快乐。”尽管前程或希望并不明确，但有一种喜欢新奇的心理，现实或生活便展开许多情景来。很显然，此种记忆即成了日后写作的源泉。比如这样一个细节：“我很满意那个街上，一上街触目都十分新奇。我最欢喜的是河街，那里使人惊心动魄的是有无数小铺子，卖船缆，硬木琢成的活车、小鱼篓、小刀、火镰、烟嘴。满地是有趣味的物件。我每次总去蹲到那里看一个半天，同个绅士守在古董旁边一样恋恋不舍。”不管到哪里，作者顶喜欢的事就是到河街上走走，认识各样的世面或人生。而河街与码头及吊脚楼等，即成了人事上纷纭展开的场所。直到五四运动的余波传到湘西，作者才决定离开故土。“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一个转机》）作者便这样去了北京，后来仍是进了一个永远也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也学不尽的人生。
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中说到：“《从文自传》是一本奇特的书。”“沈先生自己说这是一本‘顽童自传’。我对这本书特别感兴趣，是因为这是一本培养作家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人是怎样成为诗人的。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首先要对生活充满兴趣，充满好奇心，什么都想看看。”《从文自传》写的是作者早年的经历，字里行间常流露出对生活的兴致。而所谓作家参考书，便是强调了生活经验及记忆对写作的重要意义。学生除了学习，还有一个生活，或者说生活的空间里包括了学习。学习虽是这个生活中主要的内容，但还得顾及其他方面。如沈从文那样，从小就对周围的事物多有兴味，即在读一本小书的同时也读一本生活的大书。写作对生活是开放的，这样才能多有采集。至于作者的构思行文，则就是连点成线。由最初的点出发，相伴着成长的过程，走过不少地方，见识了许多人事。至于其中的一些点着墨较多，则就扩点成面，从而表明一种关注。
《湘行散记》，写的是一次回乡的经历。作者此次回乡，特地雇了一条小船，正好一路打捞着记忆。一条大河流经许多地方，这是大自然安排的线与点。对应于生命，则个人在这条河上的奔波往返是线，串起所经之地则为点，这二者互有交叉。但就表现上说，一个个观感及记忆都是点，由此而产生的情怀为线。许多现实的感触都可与记忆对读，但作为贯穿的线索，则是一种忧郁。小说里，作者多是称赞人性之美，但在散文中则不能回避现实的一面。现实是风物依旧，而人事凋敝不无困顿，再加上为母病担忧，心绪不佳。种种因素，交织而成忧郁情怀。整本《湘行散记》，表面上是以行踪为线索，但更为内在的仍旧是忧郁情怀。正是此种情怀串起一个个观感的点来，如常德、桃源、鸭窠围、辰州、浦市、箱子岩、辰溪及泸溪等，一直到作者的家乡凤凰，从而在文本上相连成一个既叙事又抒情的整体。沈从文的散文，或许是受了他的小说的影响，其中也有传奇。这传奇，就是故事性。但表现出来，故事大都仍只是一个框架，而着力于场景及细节的描绘。
且以《老伴》为例，其故事就是一个旧日一起当兵的伙伴，爱上了一个绒线铺的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伙伴想当上尉副官的愿望没达成，但这个想法却实现了。而那女孩，还是《边城》中翠翠的原型之一。十七年后，作者再见到这个伙伴时，伙伴的女人没了，只留下一个女儿和他一起守着绒线铺，这女儿就宛若当年那女孩。此次回访，到达泸溪县时已日落黄昏。“石头城恰当日落一方，雉堞与城楼皆为夕阳落处的黄天衬出明明朗朗的轮廓。每一个山头仍然镀上了金，满河是橹歌浮动，（就是那使我灵魂轻举永远赞美不尽的歌声！）我站在船头，思索到一件旧事，追忆及几个旧人。黄昏来临，开始占领了整个空间。远近船上炒菜落锅声音与小孩哭声杂然并陈。忽然间，城门边响了一声卖糖人的小锣，‘当--’风景如旧，但人事已非。当我寻到那家绒线铺时，虽意外地见到了那个伙伴，却感到不便打扰。他们那份安于现状的神气，使我觉得若用我身份惊动了他，就真是我的罪过。”往回走时，作者心里颇为感慨。“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甚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前面，谁人能够不感到惆怅？”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至于作者的精神，则获得了一种提升。这里用了“智慧”一词，大可表明此种提升既从见闻感想中来，又有别于见闻感想。再如“不多久，许多木筏离岸了，许多下行船也拔了锚，推开篷，着手荡桨摇橹了。我卧在船舱中，就只听到水面人语声，以及橹桨激水声，与橹桨本身被扳动时咿咿哑哑声。河岸吊脚楼上妇人在晓气迷蒙中锐声的喊人，正如同音乐中的笙管一样，超越众声而上。河面杂声的综合，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一个圣境。”（《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这里则用“圣境”一词来形容那些俗世的场景，仍表明灵魂的提升或超越。
作者既说不应当翻阅历史，又忍不住回望依依。回望中，这历史有个人的、地方的、种族的及人性的，再就是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村落市面、物产生计及现实变迁等。对于诸多内容，大都作点与线的串联，有的则侧重于扩点成面。至于《湘西》，更是对地方问题多有关注。比如《常德的船》，“长河两崖浮泊的大小船只，外行人一眼看去，只觉得大同小异。事实上形制复杂不一，各有个性，代表了各个地方的个性”。就是这许许多多的船只，承载着地方经济及人事流动。再如《沅陵的人》：“溪流萦回，水清而浅，在大石细沙间漱流。群峰竞秀，积翠凝蓝，在细雨中或阳光下看来，颜色真无可形容。山脚下一带树林，一些俨如有意为之布局恰到好处的小小房子，绕河洲树林边一湾溪水，一道长桥，一片烟。香草山花，随手可以掇拾。”情景如画，而文笔洗练，作者自是写景的高手。但这里的景物，仍是用来映衬人生的，那就是赞扬人民的勤俭耐劳。尤其是女子，于男人离家当兵或成匪后，也能勇敢地挑起一份家庭及生活的重任。但对赶尸传说及辰州府等，作者认为不可过于迷信。又如《凤凰》中讲到了放蛊、女巫及落洞女子，虽表现不一，皆是出于浪漫情绪及宗教情绪。在男子方面，则助长了游侠精神。至于《苗民问题》，还强调了民族的平等。在作者看来，对地方问题得多有了解，明白其来龙去脉，才好开发及教育。
沈从文在《湘西》的题记中说：“我生长于凤凰县，十四岁后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大约住过六七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毕的业。我对于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生死哀乐种种状况，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较多，也较熟习。去乡约十五年，去年回到沅陵住了约四个月，社会新陈代谢，人事今昔情形不同已很多。然而另外又似乎有些情形还是一成不变。”对地方问题的关注，不能不想到地方出路等。“所以当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写法上扩点成面，除了对某些问题有更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还表明了一种良好的愿望。
（原载于《阅读与写作》2009年2期）
长天碧水
读解萧红的作品，最离不开她的身世，可以说身世就是最好的注解。她留下的遗言是：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命运的坎坷始于与家庭的决裂，从此生命就在不可预料中奔波。萧红走出家庭，去哈尔滨读中学，生命因开启了心智而走向与那个传统专制家庭的决裂。对此，她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但真个脱离了家庭，萧红的命运便付与颠沛流离。她很难找到一个挣钱吃饭的职业，生命的寄托全凭最不可靠的文字。“文章何处哭秋风”，文字可以为生命带来一种超越，却无法用来填饱肚子，改变处境。读一读《商市街》吧，那里写尽了饥饿流离的况味。饥饿迫使她产生了偷东西的念头，却因更大的道德自律而缩回了手。这些速写式的篇章较少文字上的锤炼，完全是穷愁困苦的诉说。
当然，萧红的作品也确有不需怎么雕琢就很美丽的了。似乎信手写出，就成为动人的篇章。那是来自童年的记忆，绵绵无尽。生命的童年有一个爱护她的祖父，还有一个可供童心嬉戏的后花园。那里种着各样菜蔬和花草，小红花大黄花，黄瓜倭瓜，蝴蝶飞蜻蜓飞，伴着侍弄花木的祖父，童年的萧红体验到了人生这个初始阶段里必要的温暖和爱。这种记忆一直在她的生命深处延续着，尽管身世坎坷饱遭白眼，但作为写作的一个动机和意图，她却渴望通过文字的建构去追求在人世间难以实现的爱和温暖。
但萧红并没有停留于童年的记忆，甚而沉浸其中进行无尽的美化。她的生命一天天长大，祖父便一天天老去，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关怀在现实中难以延续，她也不得不去面对后花园之外的现实。在《后花园》里，尽管黄瓜藤蔓爬满了磨坊，开着大片美丽的黄花，装点起一个破旧的窗户，却装点不了磨坊里冯歪嘴子单调而凄苦的命运。这里，自然风景提供的美丽适与人事的困苦构成反衬。这种反差到了《呼兰河传》里，便成了作品叙述的基调，以至被茅盾评为凄婉的风俗画。为了协调这种反差，行文中采用了一种嘲讽的笔调，无疑的这种笔调的形成很可能还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在萧红与鲁迅的交往中，她是很细心地接受熏陶和教诲的，为此还写了观察很细致的《回忆鲁迅先生》。虽然她不可能达到鲁迅解剖国民劣根性的深度，却从自我那个圈子里走出来，去关怀更为广阔的现实社会。当个人命运和国土沦亡的国运联系起来，萧红的抒写获得了更大的背景，从而也升华了主题。
也许在萧红的愿望里，写作的追求还有更大的可能。只是病魔缠身，折磨得她再也拿不起笔来，才怅恨只好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当年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四次而成红楼半部，却留下遗憾让人没完没了地续写下去。萧红的感慨何其相似，生命的无法圆满好似同样地注定了精神构筑的难以完整。此等境况，岂是那些饱食终日而又附庸风雅的人所能领会得了的。不过倘若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那么已有的表现也尽够了，且将与蓝天碧水共存，成为许许多多读者心中一片抹不去的风景。
（原载于《教师报》2002年6月23日）
雅俗之间
张爱玲说自己的名字很俗，不过明知其俗，却不想改，为此还写了一篇《必也正名乎》来说明。“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如果也来个名正言顺的老套，那么可以说张爱玲选择了一种极为世俗化的情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