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前峰不易,难在是否敢于面对峭壁勇于起步,并善于萃取美景。登后峰更难,难在刚下山谷已力不济,又须转身而上,但如不登之,何觅归途?登山者觉得一峰更比一峰难。作诗者则费尽心思,如何才能“转”上自己所需要的境界。因此,第三句的写法关乎成败,决不可轻易忽视。
第三句所以重要,在于其乃从景到情的转折,既不全脱于前,又必须别开生面,特别还有要和第四句合力,完成诗旨的问题。历代名家造诣高深、技法娴熟,笔力一转,不经意间妙手天成。王之涣“欲穷千里目”,由远转近,“转”出高瞻远瞩的远大抱负;王维“劝君多采撷”,由物转人,“转”出了无限的相思情怀;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由外观转内心,“转”出了难观全局的无比感叹。所以要着力于第三句,牵好第四句,才能在篇中耸立第二座直达诗境的高峰。有许多诗作只见孤峰不见双峰,不知转不善转,因而单薄苍白,枯燥乏味。
总之,绝句虽短,双峰并立;绝句谋篇,重在“转”
功。生活中的“第三者”爱不得,律绝中的第三句非爱不可。
三悦耳须合律
盛唐以后产生了格律诗,格式与声韵等都严格限制,不如以前自由。但这并非倒退,而是中华诗歌从滥觞期发展到成熟的标志性产物。
格律是对律诗而言的,是诗之格式和韵律的合称。
全篇的字数、句法、押韵规则、每个字的平仄声调以及词性的对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则。正是这些规则的制定,使律诗优于古体,具有三美:一是整齐统一,尤其宜于书法,具有外在的形式美;二是中间两对对联(也称中二联)具有相映成趣的对称美;三是咏吟时声调起伏跌宕,具有听觉上的韵律美。
韵律美是格律诗最主要的特征。《诗经·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也就是说,诗的定义是内心意念外化成了语言。那么言语是否动听,声调是否悦耳自然是诗不可忽视的问题了。
语言关系文字。汉文字分四声,除平声不升不降、不高不低、清且长外,上、去、入三声或升或降或短促,统称为仄声。如果诗句中平声或仄声堆砌在一起,吟者拗口,听者刺耳。古时有一对联,上联“屋北鹿独宿”
全是同韵部的入声;下联“溪西鸡齐啼”全是同韵部的平声,上下联对仗工整,联意亦佳。但读上联如燃放爆竹,急促猛烈;读下联则似嚼麦芽糖,棉软粘口。为了避免类似的现象出现,就必须平仄交错。同时为了不致韵律重复呆板,平仄的位置须要适当配置。如果再加上句子音节结构的变化,就能获得最佳的韵律效果。为此,前人制定了四种格律体制,即平起入韵式、平起不入韵式、仄起入韵式和仄起不入韵式。遵照任何一体式作诗都能达到抑扬顿挫、音调铿锵、声韵回旋,极具美感。反之,倘若有悖格律,失粘、失对、三连平、乱押韵等,则韵律无存,难免拗口刺耳。
格律虽严,但可视为一种高尚品味的游戏规则。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一任诗人竞展才华。所以说,不谙格律不必强求,更不可把不合格律的诗作以律诗冠名,否则就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四“诗眼”何所寻
人有眼,诗也有眼。对于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对于诗,即今人所说的“亮点”,诗家称之为“诗眼”。
诗眼的产生来自于诗词制作时的炼字锻句。一首诗篇由若干句子组成,而字是构成句子的基本单位。所以作诗时,为了创造出最优美、最生动的诗句,就要从丰富的词汇中,经过反复琢磨,选用最妥切、最精确的字词。前人称之为修辞艺术。
炼字首先要保证句子的简洁凝炼,使句子能最好地写景状物,形象生动,意蕴深厚甚至有字外之音、言外之意。要多用单字词而少用多字词,如用“日”而不用“太阳”,用月而不用“月亮”……其次,所炼的字不强求华丽,不可故意生僻,而应以平易自然为上,使之淡中藏美,拙中寓奇。如枯的藤、老的树和黄昏时节的乌鸦,合成了“枯藤老树昏鸦”则凄清的画境立现。
一个经过精心锤炼的字,往往能使诗句顿然生色,甚至使全篇风采奕奕。这个字就可称为诗眼。贾岛以“敲”代“推”,使“僧敲月下门”既有动作又有声响;王安石不用“到”而用“绿”,使“春风又绿江南岸”唤起一片江南春色。
从许多被称为“诗眼”的字看,大多属于动词。动有动感,动而能活。句中有动词,显得灵活生动。有许多句中常见用两个动词的,也可称之为“双动词法”,更觉活泼传神。如“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波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等。诗人为了选用贴切传神的动词,甚至把静态的事物通过联想,用动词加以烘托和渲染。如毛泽东《沁园春·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用“舞、”“驰”把静态的景物写活了。
“诗眼”不一定刻意而求,只要精心炼字锻词,特别是要注心于动词的选用,必能水到渠成,眼放异彩。唐代卢延让有诗句:“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可以推测,他所要“吟安”的那个字肯定是动词而非其他。
诗眼何所有?炼字自能见。一字之差别,天地自不同。
五三言两语聊说“词”
词源于西汉乐府。奠基于隋唐,成熟于两宋,繁衍于明清,迄今不衰。
何谓词?词乃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最早来自民间,是配乐歌唱的歌词,故清代刘熙载《艺葾》说:“词即曲子词,曲即词之曲”。自从唐代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大诗人利用了这一艺术形式后,一跃而为一种新的诗体,并在格律诗的影响下,形成与格律诗相关联又有所不同的诗歌新体裁。“曲子词”、“长短句”、“诗余”等别名较多。
律诗的格式不过四种。词的格律因曲谱不同而多达几千。诗人们只好选用较流行的曲调填写新词,于是形成许多比较固定的格式,并且还把每一个格式用一个或二至三个名称冠名。这些名称被叫做“词牌”。后人则按照词牌规定的句式、句数、字数、押韵位置、字的平仄要求等填上合适的字,所以写词也叫填词。古时词人填好了词,即可以套用原曲歌唱。
随着社会的动乱,原曲曲调逐渐失传,人们不知曲谱,只好用前人词作当样板填写词。填好的词不会唱只能念。由于已是格律化的歌词,所以念起来不失和谐动听,具有音节声韵旋律之美。
诗与词比较,诗的格律严谨,意蕴深远,引人联想的空间更广阔。但由于诗受严格格律所限,且只有四种格式,诗思自由受到一定的拘束。词则不然,它句有长短,篇有小令和长调,韵部较宽,倘须对仗也不苛求工整。又因为是“曲子词”,有“豆”、有叠句,用语较通达明快,尤其词牌繁多可供选用,所以显得更加丰富多彩。有些人正是被词的所谓自由所迷惑,信手拿来一个词牌就按其句数、字数填写。其实,如果完全按规定填词,并非比作一首诗容易。
究竟写诗还是填词,应由题材决定。王国维在《人间诗话》中认为,词能表达出诗所不能表现的东西,但也不能表现出一切诗所能表现的东西。也许正如他所说,所以尽管岁月沧桑,诗、词依然并存,延续至今。
总而言之,诗的意境开阔,词的韵味悠长,各有所长,不可不察。
六诗词韵律誉千秋
唐代律诗、宋词、元曲,明清直至当代诗词,都属于格律诗的范畴。格律诗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学艺术形式,行世已千余年。而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律诗也将得到更大的发展,放射出新的历史光芒。为此,必须重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传统务继承。格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是“诗国”的主要标志。它的传统表现在遵循中国诗歌的形象思维规律,以爱国主义和人民苦乐为内容,有严谨的格律形式,意境深远,形象生动,语言精炼,辞藻优美,音韵和谐,朗朗上口,雅俗共赏,短小精悍,易记难忘,有广泛的人民性。正是这些优秀的传统铸就了千秋辉煌,成为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认识它,珍惜它,尤其在多元文化交汇的今天,更不可使其光芒黯淡,茫然欲失;不可使传诵千秋蜚声海内外的格律诗词在当代出现断层。只有继承才能发扬;只有发扬光大,才能无愧于前人,不负于民族,永远傲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
第二,内容须适时。任何艺术都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诗词以小见大、以少见多的特点比其他文学体裁更便于为时代写照。历代诗歌或如嘹亮的号角,或如锐利的匕首,或如清新的短笛,总与时代的世情风貌紧紧相关,故有“诗歌合为时而着”之说。今天,我国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改变、大发展,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正抓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具有高雅艺术的诗词,发展光扬适得其时。所以当代诗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出符合时代节拍的万千华章。
新时代的诗词在表现手法上,已无须讽谏隐晦,也未必多引经据典,而应采用较为通达明快的风格,尽可能多用当今通俗的词汇和语言。任何政治内容或口号,都必须通过形象思维化成艺术形象。毛泽东“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写出对世界风云变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虽白如口语,却寓意深远。
所以,当代诗词必须与时俱进,才能有无穷的生命力。
第三,音韵不泥古。格律诗的严谨,首先表现对音韵的严格要求上。音韵美是格律诗的主要优点,却使许多不谙声调者望而生畏。其实,掌握字的声调并不难。
古人为便于诗词创作,编著不少韵书,如《佩文韵府》、《诗韵合璧》等。但随着语言发展的变化,即使南宋以后常用的《平水韵》,距今也已近千年,与今音已有不少差异。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书局曾出版《诗韵新编》,基本符合今人语音。古时候的五声,现已取消入声,只剩阴、阳、上、去四声,阴、阳为平声,上、去归仄声。除了填词时某些词牌要求用入声韵外,一般按现代汉语拼音的韵母来用韵也无尝不可。现代的新型诗词用现代的语音即可悦耳,又能有益于诗词创作的广泛性和普通性。
第四,诗词要正名。古代诗歌分古体和近体。唐以前的诗经、离骚、楚辞、汉乐府、建安诗歌称古体。唐以后的格律诗词称近体或今体。可是,自唐迄今已过千余年,今人对格律诗不叫近体,而却统称之为“旧体诗词”。正是这个“旧”字,无形中把新时代的诗词蒙上陈旧的色彩,使之似远离时尚,不入行情,显然无益于新型诗词的创作与发展。
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完善的艺术形式讴歌新时代的风貌,何“旧”之有呢?许多有识之士都想为当今诗词正名,如“传统诗词”、“汉语诗词”等。似乎不甚适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中华诗词”
的名称。拙见认为以“中华诗词”作为新时代诗词的总称比较合适,因为既有传统的含义,又体现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有的精神文明财富;同时还与复兴中华的美好愿望息息相关。
名正则言顺。随着伟大祖国的日益繁荣富强,中华诗词将迎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诗词不朽,韵律千秋。
1986年6月讲稿,2003年11月摘要
联话二篇
一对联追往
对联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是中华文库中瑰宝之一。它构篇简约,上、下两联,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名副其实地体现了“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
对联历史悠久,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人们在桃木上写“神荼”和“郁垒”,悬挂于门外两边以避邪,便是对联的初见雏形。一千多年前五代时期后蜀孟昶写“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于桃木,文人们群起效仿,虽叫桃符,已近对联。直到明代,红纸代替了桃木板,书写吉祥对偶句迎春。“春联”至此得名。清代以来对联逐渐发展成熟,终于成为独立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
对联的发生发展始终以文字为根基,尤其明清以后,它与书法艺术更紧密结合,无形中具备了装饰功能,成为寺庙、园林、亭台楼阁乃至家居宅院美化、雅化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不仅如此,对联艺术还为园林景观“画龙点睛”,在很大程度上扩大景物的内涵,开阔其意境,提高它们的知名度。
从文学特征考察,诗词以纯真、凝练的语言状景抒情,故能以小见大,以少见多。对联比之诗词,优势更加突出。它不受篇幅所囿,或长或短,虚实相生,显得更加灵活生动和奔放自如。
由于对联具有诗词的神韵和书法的风采,尤其具有独特的对称美,所以书之能悦目,诵之能悦耳,赏之能悦心。其装饰性实用性和群众性任何其他文学艺术难以企及。
我爱好对联甫于童时,故乡獭江虽地处偏僻,却因历史原因自古文风鼎盛。小时候乡间文化娱乐频繁,吟诗、歌咏、南曲、讲古、猜谜、节日社戏乃至各种神事活动无不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然而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对联了。寺庙、宅居、喜事吉庆等的楹联气氛渲染人心。无形中对联成为许多乡村儿童最先接触到的文学艺术形式。
二对联聊析
“对联”一词含有“对”与“联”两义,试予析之。
析“对”
“对”作名词,有对对子,作对等。如对联之“对”
即是。
“对”作数词,表示偶、双,对联之“对”就明示非单一存在,而是两相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