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的日子
1999年6月8日，我登上了南下广州的505次列车。
这一生，我仿佛一只蝜蝂，总是疲于奔波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为了文学，我曾数次别妻离家，流落异乡做一名文化打工者，后来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打道回府”。如今，看着各位文友在外面混得人模人样，不甘寂寞的我，又一次沉不住气了，决计背起行囊，到南方的城市寻梦。
我要去的是一家杂志社，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是一家私人性质的杂志，我只知道这是一本“老牌”杂志，在全国公开发行，很有点名气。到了广州，我才知道这家杂志承包给了私人，老总姓缪，只有三十多岁，但他的头发却过早地形成了“地方保卫中央”的局势。
认识缪总缘于投搞。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文友。一次，我在电话里向缪总谈到我的苦衷，希望通过他的帮助，到外面发展一下自己。没曾想，缪总满口应承，立即答应让我到他的杂志社当编辑。
带着对文学的美好梦想，于是，我又一次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到了杂志社，我才知道，梦，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绚丽多彩。在我的印象里，杂志社应该四壁皆书，桌上的稿件堆积如山。可是这家杂志社，竟然连一本工具书都找不着！空空荡荡的两间屋子摆着几张写字桌，只有一张简易书架，上面零星地放着几本杂志。我的心头不禁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杂志社只有两个编辑：小文和我。缪总是个很有经营头脑的文化商人，发了不少作品，出了几本集子，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把他所有的文稿和书集，全部焚烧殆尽，“破釜沉舟”干起了文化经商的行当。缪总一边办杂志，一边在沿江的图书城里，租了一个排档，招聘了五六个人专门进行图书批销。他的生意出奇地好。每个在他手下干的人，总是马不停蹄，忙忙碌碌。更为有趣的是，只有两个编辑的杂志社，竟又承包了一份杂志来办。这样，我和小文实际上每人各办一本杂志。
缪总是一个最抠门儿的人。他的“抠”，表现得淋漓尽致，谁也不能与之相“媲美”。譬如，缪总和我们一块出去吃宵夜，他从不想着出钱。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每次出门办公事，锱铢必较的缪总，总是让我们走路过去。行走在南方的烈日下，我们往往被晒得头皮冒油，大汗淋漓。有一次，我和小文从电脑室排版回来，已是夜里1点多钟。又困又饿的我们，实指望缪总能破费请我们吃一顿宵夜，可他，竟然连一句暖心的话都没有。
南方多雨，来得猛，去得快。每当下雨的时候，伫立窗下，翘首北望，我就想起被打工者们重新改写过的一首歌：
“妈妈/妈妈/我要回家/天上的雨下得好大/好大/儿只好躲在别人屋檐下/多雨的南方/最容易让流浪的人想家/想家/想家/泪水和雨水一同落下……”
我知道南方不是我久待的地方，某一天，我终究会离开这里，回到我的北方。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结束了我在南方的梦想。
我们的缪总是位糖尿病患者，众所周知，糖尿病患者尿液含糖量高。由于缪总的原因，三个人共用的厕所总是脏得特别快，没过几天整个厕所就结满了尿垢，难闻的气味刺人鼻息。
有一天，缪总把厕所的肮脏归咎到我们头上，说是我们便后不冲水的缘故。这时小文以开玩笑的口吻反驳道：“缪总错怪我们了。其实厕所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甜味，我敢保证苍蝇掉下来，都会粘着飞不走！”
俗活说：秃子不喜欢说头秃，麻子不喜欢说脸麻，而小文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惹得缪总当即唬下脸来，破口大骂：“扯鸡巴蛋！你他妈的以后给我滚到楼下去尿尿！”
这真是有钱就是爷，有钱就可以颐指气使，破口骂人。什么朋友、道义、温情……统统被抛置脑后。缪总一边命令我刷厕所，一边仍旧骂骂咧咧。我找来毛刷和清洁剂，忍气吞声地刷起厕所来。一场活儿下来，整整耗费了一个多小时，我浑身汗溻溻的，散发着一股又臊又臭又甜膻的混合气味。我边干活，边竭力忍受着这令人作呕的味道。我在心里默默记住了那个日子：公元1999年9月19日。我知道这个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贵重的缪总，你别指望他把玫瑰的花瓣纷纷扬扬地抛洒在你头上。他能骂小文，有一天也会骂我。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失落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拾掇拾掇东西，连夜逃回了我的省会城市郑州……
如今，在这座城市里，我终于谋得了一份编辑工作。在这井然有序的日子里，我感到既轻松又愉快。我知道寻梦的路程还很长，有风，有雨，有雾，有霜，但更多的却是灿烂阳光……
记住一段屈辱
永远记住1999年11月3日。
这天，我因公出差到周口市，下榻在八一宾馆。大概是夜里10时许吧，我到八一宾馆斜对面的一家饭馆里吃饭。这是一家什么招牌的饭馆我已依稀记不清了。我只清晰记得这家饭馆坐北门朝南，门面也较大，装潢也算考究。
我从兜里抽出一张百元面额的钞票递给收银的服务小姐时，忽然想起临出门时领导的特意交代：住宿、吃饭时一定别忘了开发票。
我便问服务小姐：“请问有发票吗？”
服务小姐说：“有。不过老板这会儿不在家。”
我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服务小姐说：“明天吧，明天你过来我再给你开一张。”
我想了想说：“我明天还有事，过不来。这样吧，你给我开个证明条，盖个章就行了，反正一碗烩面也值不了几个钱。”
服务小姐摇摇头：“证明条也开不成，老板把章锁抽屉了。”
正待我拿起钱要离开这家饭馆时，推门进来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
那个家伙径直走至我跟前，压低声音说：“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警惕地说：“我是来吃饭的。”
那个家伙说：“我看你不像是来吃饭的，倒像是来倒假钱的！”
那个家伙说着，把我挟持到玻璃门外的暗处，向我脸颊上凶狠地打了两巴掌。我本能地把头偏向一边。他又抬起一脚踹在我的大腿骨上。他这一脚用劲非常大，我一个趔趄，有些站立不稳。凭直觉，我感到被踢的地方可能出血了。一股钻心的疼痛，顺着大腿骨向周身扩散，涟漪一样，荡漾得我的头短暂出现一片空白。
我还想向那个家伙辩解什么。他又抬起一脚踹在我的屁股上：“滚蛋吧！再让我看见你，废了你！”
我知道我此时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乘机逃离现场，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拨打了“110”。须臾，“110”的几位民警驾车开了过来。民警同志简单询问了有关情况，便让我领着他们找到了那家饭馆。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或许意识到事情不妙，早已溜之大吉。然而更令我义愤填膺和心凉齿寒的是，那个负责收银的服务小姐却也一口咬定我是来倒假钱的！
情急中，我从怀里抽出工作证拍在柜台上，指着那位服务小姐说：“你小小年纪怎能昧着良心说话呢？你看看我这工作证吧！俺是干这种事的人么？摸摸你的胸口说话吧，我当时递给你的是假钱吗？”
那位服务小姐自知理亏，忙端起茶杯，嘟嘟囔囔退走了。
看看一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几位民警同志乘机把我劝走了。
走在异乡的街头上，看孤零零的冬青树沐浴在橘黄色的路灯下，我的泪“哗”一下子流淌了满脸。为我在异乡遭受的不白之冤，为我漂泊的生活……
我的思绪在那个夜晚飘忽了很久。我的脑子里久久交织着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那个为了微薄的薪水而丧失了做人原则的姑娘……
我曾一个人又蹀躞到那家饭馆的门前，瞅了那家饭馆好一阵子。我在心里告诫自己说：记住它，记住这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有朝一日，我会叫来几个人，好好收拾你一番……
几年过去了，我至今仍没有去“收拾”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我知道，凭良心和道德，怎能允许我去干有悖社会秩序的事情呢？
时时想起那段屈辱的历史，它让我更加明白与人为善、明辨是非的道理……
我有一张石祥先生的名片
2001年，我到郑州百花园杂志社做编辑时，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偶尔也写一二篇小文章，向全国各地的报刊投稿。那时，由百花园杂志社主办的两份刊物：《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早已确定了在小小说界的名刊地位，并在全国刊林中独秀一枝，获得广泛好评。实事求是地说，百花园杂志社已广泛赢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报酬还是蛮不错的，工作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便都有一种优越感。
和我同去百花园杂志社做编辑的几位同事，不仅会编，还会写，而且在小小说文坛小有名气。如今，在这样的时期下，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再来谈小小说，就格外地激情飞扬，滔滔不绝，底气十足。因此，对于做编辑的我们来说，更是格外受人景仰了，出门进门，优越感油然而生。自然而然，有人在读者、作者面前更是摆起了名刊编辑的“名人”脸谱，对读者、作者的态度极不友善。幸亏总编及时发现，才遏止、根除了这种不良风气的滋长和蔓延。现在想一想那时的人和事，真是让人觉得荒唐，可笑，浅薄无知。
不说别人，还是说一说我自已吧。客观公正地说，我对读者、作者的态度，一直是认真的，心存敬意的。我一直认为：一个再有能耐的编辑，都是靠作者支起来的；一个再有能耐的作家，都是靠读者抬起来的。集编辑、作家于两栖的我，常常视读者、作者为我心中的上帝。
坦率地说，我是个不大注重“关系”的人。给报刊编辑投稿，我很少写信或打电话。我一直坚信，真金不怕火炼，好钢用在刀刃上，是金子放在哪儿都闪光。本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我，常常以不凡自居，其实到头来什么都不是。在百花园杂志社工作的那段日子里，我的这种古怪心理更是作祟得厉害。因为是“名刊”的编辑，我便觉得自己的头上更比别人多了一道光环，“名刊”编辑的作品是不愁发表的。这种浅薄无知的想法现在看来，颇有“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味道，其实都是夜郎自大的做派。我那时觉得自己真是一位“名人”了。因为工作太忙的缘故，后来给读者、作者的信也日渐地写得少了，就连给所有报刊投稿时，也极少附上信笺，谦恭地写上片言只语。
一次，我的一篇小小说《看夕阳》在2001年3月13日的《中国老年报》上刊发了。负责副刊的编辑石祥先生，在寄样报时，还写了一封信，并夹了一张名片给我。我清楚地记得，石祥先生在那封信中，对我的创作大加肯定，并叮嘱我再次为他惠赐小小说佳作。我读了这封信，并未过多在意，只想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一般客套罢了，便顺手把石祥先生的名片放进了名片夹里。
偶然的一天，一位文学朋友来我办公室里翻看到了石祥先生的名片，惊讶地说：“哟！你还和石祥有联系呀！你知道石祥是谁吗？他可是位大名鼎鼎的诗人和词作家呀！”我在朋友的惊诧声中，再端详石祥先生的名片，果不其然，名片的背面，赫然印着几行手写体：
石祥：国家一级诗人、作家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
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代表作：诗集《兵之歌》
诗歌《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
歌曲《十五的月亮》、《望星空》
说起来有些大不敬，我以前并未留意到石祥先生名片背面的文字。其实，罗列石祥先生名后冠以的头衔并不重要，这些说多了，反而有“拉大旗，作虎皮”给人卖弄之嫌。重要的是，上初中期间，语文老师就教我们朗诵过《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五音不全的我，偏偏喜欢哼唱《十五的月亮》、《望星空》。毫不夸张地说，石祥先生的这几首歌曲，曾经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仍然传唱不衰。
捧着石祥先生的名片，我自感浅薄无知，突然惭愧得有些无地自容。我从石祥先生寄来的一张名片上，读到了一种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编辑、诗人、作家的谦逊和博大。作为“名人”的石祥先生，对一位作者尚且如此，碌碌我辈，还有什么资格以“名人”自居？
我从此见了任何人，都尽量表现得谦恭一些，随和一些。我说这些绝无半点矫揉造作的意思。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老百姓说的一句至理名言：骡马大了值钱，人大了不值钱。这句话最朴素，却也最富有哲理意蕴，也是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的绝妙讽刺。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的人，都应保持一种平凡的心态。是名人，不扬名，自有名；不是名人，刻意求名，反而欲速则不达，惹人贻笑大方。
前不久，我的那位文学朋友，从我这里要走了石祥先生的电话，主动联系上了石祥先生。在电话里，石祥先生通过我的那位朋友，仍不忘关切地询问我的近况。
我获知这一消息后，当下找出石先生的名片，肃然起敬地拨下一串电话号码数字……
我的人生不是戏
现在想来，我这一生也算是与电视有缘了。1992年，我的小说处女作《阿香》，被郑州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搬上了屏幕，着实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1998年6月，因为我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信阳电视台的记者专程赶来为我拍专题片，更是令我一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