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苗东西，天天都在长大，健康而又迅速。清明的时候，石头看见已经有小碗大了。牛娃他大每次看见那东西的时候，眼睛里露出害怕可怜的神色，跟推到木墩上宰杀的山羊一样。
就这样，清明刚过了几天的一个深夜。牛娃他大摸出庵子，找到那两苗东西，瞪大眼睛，连根带泥拔出来，一口一口地咬碎，咽下去，吃了。满嘴绿汁，在药地旁边的一棵柿子树上吊死了。
这个忠厚勤恳的老头，侍弄了一辈子泥土，一天也没有歇息过，最后却双脚离开了大地，悬在树股上，解脱了。
这是专案组做的推论。基本符合事实真相。
石头被王兔兔和民兵带到公社，审问了三天，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就回到了宋庄。王兔兔主动申请对宋石头监视居住。三天两头往石头家跑。
石头不在家的这段日子，天雨特别多。靠西边的那两间房子，山墙向外垮塌了一半。柳五和大虎二虎又住回自己家里。月红禁断着雅双雅挺，免得石头烦心。晚上躺在炕上，哄唆着给石头开心，心下一刻都没有闲着。
石头很少出门，宋庄的人就三三两两地来石头家串门。男人坐在院子里，抽着旱烟喝着茶。女人帮月红拆补衣服。王兔兔很不满意。
一天中午，大伙都在娑罗树下吃饭，王兔兔也端着碗过来了。王兔兔见大家都在，就说：“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往后别上石头家串门了。对石头好，也对你们好。”
柳五就问：“石头犯啥法了？”
王兔兔说：“县上还没有定性！”
柳五说：“没定性！我看你现在就给定性哩么！”
王兔兔说：“你别不识好歹！”
柳五就说：“有人纵火行凶，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咋就没有人管呢？”
想起王兔兔平时在村子里的所作所为，柳五提高了嗓门说：“国家的法，不是你王兔兔定的吧。你前前后后这些年，处处整石头，以为人都不知道你安的啥瞎心！
心瞎得过头了，不光要挨枪子，还要遭天谴的！”
这些话，句句戳到王兔兔的痛处。被扇他两耳光还要厉害。
王兔兔想起柳五在芦苇园子开枪打自己的事情，就放下碗，指着柳五的鼻子说：
“宋柳五，你不要嚣张得太厉害了！谁也翻不了天，不要以为你牛大，牛大有破牛的法。”
柳五说：“天是谁的天？人都是吃饭长大的。犯法也有政府法办哩，你王兔兔算是啥东西！说人话，拉猪屎，跟你爹王满一样，光想整人害人，你不得长久！”
正好王兔娃也从院里出来，赶来给王兔兔帮腔。王兔兔新仇旧恨涌到一起，就和王兔娃冲上来把柳五打倒了。柳五的头撞在娑罗树下的石板上，磕出一个窟窿。
雅挺、大虎、二虎赶过来气愤得不行，上去就将王兔娃和王兔兔压倒，痛打了一顿，扶起柳五，回家包伤去了。
见吃了亏，王兔兔把鼻血往脸上身上抹了个一塌糊涂，让王兔娃扶住，号叫着往五门镇去了。
晚上，石头和月红提了一斤红糖两把挂面，来到柳五家探望。柳五正在挽套子。
见他俩进来，就停下手中的活。
月红叫了声舅舅，眼泪就下来了。
柳五就说：“好端端的，你哭个啥呀？只是大虎、二虎和雅挺不该掺和到中间去。
石头，你得给娃把道理说明白。”
石头连忙接住话茬：“舅舅，你身体没啥妨碍就好，几个娃也是着了急了。事情都挤到一堆来了，我随后跟娃说。”
正好雅挺、大虎、二虎兄弟三人进得门来，见石头沉着脸，乖乖地站在一边一句话也不敢说。石头指着雅挺问：“几时学会打架了？”雅挺不敢辩解，大虎、二虎也不敢吱声。
石头又说：“咱做人不怕事，怕事不惹事。王兔兔父子该不该打？我说该打！
但啥时候轮到你们打了？”
月红说：“你们也不小了，万一给人打出个三长两短来，今后路长着哩，咋做人呀？”说得三人悄悄去厦屋睡觉去了。
石头感冒烧了一夜。天明，月红陪着去五门镇打吊针去了。
吃饭的时候，一辆吉普车开到宋庄，停在娑罗树下。从车上下来三名高大魁伟的警察，径直进了柳五家，点名找到大虎、二虎。又去石头家带来雅挺，一发用铐子铐了。
王满拄个拐棍站在人圈外边说：“我看这世事就是有说理的地方，以为打完人就算了，共产党的铐子不是白做的。有的人应该戴上一辈子。老子戴带哩儿子倒先戴上了。”
这时，柳五从土堡上提了两个兔子下来，分开人群将雅挺、大虎、二虎一伙挡在自己的身后，弯腰坐到吉普车上。一位警察劝他下来，柳五说：“警察同志，咱要说个理么。这些娃犯啥法啦？”
“寻衅滋事，殴打基层干部！”一位警察说。
柳五说：“我活七十岁了没见过打了人反倒有理了，村革委会副主任王兔兔本事真大呀！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实话说吧，这事与三个娃没关系，是我老汉一人的事情。你们就把我带走。要怎么定罪，我老汉认了。”
碰上这种事情，警察只想带走人，交了差。就把柳五往车外拉，两个人一左一右，架着柳五从车上下来。柳五呼喊着冤枉，扭着身子，要往吉普车里钻。警察就拼力地架着他往院子里走。柳五双脚无奈地蹬着。鞋蹬掉了一只，头发散乱。可怜的柳五，慢慢地裤子也掉了下来，露出了两个黑黑的屁股蛋子。两个架他的警察也累坏了，手一滑那位高个的警察绊倒在地，放了个背朝天，不偏不斜，头坎在石棱子上，撞出一个窟窿。
王兔兔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站在人群里，他冲出来大声喊道：“你竟然敢打警察，真正嚣张到顶了。”
这样一闹腾，柳五、大虎、二虎和宋雅挺一块被带走了。
石头去了一回五门镇。
革委会主任说：“你的事情还没有处理清楚，又出现了打击报复事件和袭警事件。
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的。”
送到镇上的饭，要通过几次倒手，方才到柳五、雅挺、大虎、二虎他们手中。
镇上又几次派人到家里来，催着让给四个人准备换洗的衣服铺盖。说等判了刑一起送到监狱里去。
石头这时感觉到走投无路了。他首先想到了将军。
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他都能忍得住，受得起，但这次他有点扛不住了。柳五已经七十岁，哪里受得了监狱的环境。三个孩子太年轻，一旦判了刑，就全都毁了呀！
这个刚毅的汉子，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宋石头和月红商量之后，第二天起个大早。给车站那个高个子的卖票员打了五十块土坯。才出了两块八毛钱，眼巴巴地拿到了一张紧缺得要命的车票，坐车来到省城。
石头被赵一鹏安排在省军区的招待所里。将军出国访问去了。他在电话里对石头说：“你们一家是革命的功臣，事情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省军区医院疗养了一个月之后，宋石头回到了宋庄。最让宋石头吃惊的是，院子里盖起了一栋三间两层的楼房。月红对石头说：“这是省军区的工兵排盖的。”
十九
1977年，通过解密档案，经组织最后核查，郑文月和宋柳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5年，王兔娃为躲赌债，光脚穿着皮鞋去城里打工，花了两块钱捏中了八万元的头奖，回家还债之后又盖了新房。很快又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寇璐英为妻。一时在宋庄成为新闻。
这寇璐英，就是寇三怀的孙女，从小娇惯任性。只因他爹寇正武在西坡路口被一辆卡车撞死之后，生活无着落，17岁不满就和王兔娃结了婚。
这段日子，王满滋润极了，仿佛又回到分田分地的时候。他穿着干净的衣服，挽着袖子，天天在院子里抽着凤凰牌过滤嘴香烟，挺着胸脯走路。
1986年开春，王兔娃在五门镇开了一家老二酒馆，生意兴隆。可是不久，寇璐英就与常来吃饭的一帮赌徒混得烂熟。觉着酒馆来钱慢，赌徒们慢慢怂恿着摆赌抽头。时日一久，王兔娃重抄旧业，输掉酒馆，卖了新房，背着五万元的赌债跑到新疆去了。
王满又回到先前分得的宋一光家的老房子里，本来眼睛不好，一气之下，完全看不见东西。1987年夏天，烈日炎炎，他在门口的柿子树下乘凉。西天一股黑云涌起，突然电光一划，一声惊雷，王满死了。
到1995年的时候。宋庄宋一光的孙子宋学强和宋学红，已经成了拥有几家砖厂，一个运输车队，资产几百万的农民企业家。宋柳五的孙子大虎和二虎，成了五门镇养殖大王。在宋石头的坚持下，宋雅双和宋雅挺姐弟俩都做了老师。
2000年西合铁路经过五门镇，在宋庄建有车站。
现在，宋庄规划了两排居民新村，黄体红顶的两层楼房整整齐齐坐落在土堡山下。娑罗树周围，道路已经全部硬化，商店、餐饮、娱乐一应俱全，成了宋庄的休闲中心。
宋石头80多岁，须发皆白，身体硬朗。他拄着拐棍，不顾月红的劝阻，让就读北京新闻学院的孙子宋年伦陪着他来到土堡山上。
推开石门，宋石头端详着那把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柳木沙盘，神色凝重。他指着土堡下那段沙渠说：“那19粒金豆，就是我和你太爷爷用这只沙盘，在那儿浪得的。”
回来的路上，宋石头指着一种野草对孙子宋年伦说：“这草就叫水蒿，那些年，连根也被挖绝了。”
这种有点淡淡白色的叫水蒿的野草，满身臭味，长满路边水畔。黄牛闻都不闻一下就避过嘴去，到一边吃草去了。
宋年伦站在磨房前，仔仔细细地看着这面墙壁。墙壁长六尺，高五尺。爷爷宋石头当年就是靠着这面质朴的墙壁带着一村人，熬过了那个残酷的年代。
关于磨房这面独特的墙壁，月红曾对孙子宋年伦说过，她感觉当时宋石头的心里只有说不出的痛苦。他的痛苦，就是觉得每个人，靠自己的一双手居然养活不了全家。
一个初春的午后，宋年伦从爷爷宋石头的手中，接过了那块红绸布借条和那封赵一鹏的亲笔信。内心百感交集。他用专业新闻人的口气问爷爷说，你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没有去领那属于你自己的四万元呢？
月红就对宋年伦说：“你爷爷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肯去领这笔钱。原因是，他始终坚信靠自己的一双手，能养活全家。他那时对我说过，我们难，国家也难。”
宋年伦摸着宋石头的手，把脸贴在爷爷的胸脯上，他听见了这个瘦弱的躯体里怦怦怦怦的心跳声。这生命的声音，让宋年伦热泪盈眶。他又抚摸着爷爷受伤的脸颊，默默地想：“我爷爷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呐！”
宋石头听着月红和宋年伦的对话，慈祥地微笑着。
他望着山花盛开的土堡，安详地合上了眼睛。
他就像一块成熟的土地，静静地躺在温暖的阳光下。
喻永军，男，1963年2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商州区大荆镇口前村八组。
大学文化，现在陕西省商州区大荆中学任教。2011年10月开始写作。
已公开发表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多篇。
祸起邮箱
蔡德秋
县农药局是一个又小又穷的单位，大凡来这里当一把手，也就是当局长的，只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没关系没门路资格又老领导看不顺眼的，就把你安排在这里养老，这个就像古代的“发配充军”，等你坐下来发晕自然把脾气搅上去，然后让你发泄让你骂娘让你犯下“滔天罪行”，然后领导就揪住了你的把柄，使你不得不心甘情愿离开“宝座”甚至连降三级，或者借着农药局的“优势”，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自拧瓶盖灌下“迷魂”仙水；其二是资历不够受领导青睐期望搞个“正职”日后实现“三级跳”的，就安排在这里混个一年半载然后立马飞黄腾达，这个就是所谓的充电镀金提资历，或者说农药局是这些人过渡的“筏子”，从“此岸”飞跃到“彼岸”，还非得坐坐这个“筏子”不行。所以无论是哪种情况调任到这里的局长都是“短命”的货色，快则半年，慢则一两年，就换了新手。
除了局长之外，局里的副手和办事员，加起来也就那么八九个人，四个副职四个办事员。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单位退休的人却很多，有九十八位，每年的老年节时，局里按照上级要求要搞个宴会什么的，足可以称为“百叟宴”了。这近百位老人，真正属于原单位退休的，不过十五六人，其余大部分，要么是各级各位领导的直系旁系县内县外的亲戚朋友，即所谓打退休政策擦边球的“关系户”，要么是全县“工农兵学商”中老问题久拖不决的上访户、钉子户，为谋求社会稳定大局而陆续解决后挂靠过来的。因此县里人平时都戏称农药局是“敬老院”或者“麻解所”（解决麻烦的场所），还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局里收入少，但退休的却不能不享受退休待遇，单位穷得叮当响，而局里人手就那么几个，常常出现退休“老干”集中火力“专政”
局领导，“围攻”局机关的现象，局里也每每因“寡不力众”而被迫“就范”。
一把手差不多是“轮庄”，而副手和办事员就远没有那么“幸运”，调到这里不容易，想出去就更不容易，所以其余的人，也就基本上死心塌地与世无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可带来的新问题是，因为单位和个人都似乎没有前途毫无希望，一把手的权力和威望也就简约温柔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齐得梅是局里唯一连任了三年的局长，这个齐老头三年前是县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任，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县长大人，那年年底就移驾到这里任职。奇怪的是齐老头脾气不温不火，不骄不躁默默上任了，而且一干三年，也从不指爹骂娘，基本上循规蹈矩，波澜不惊，好像找到了安乐窝一样，让人大感意外。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单位这个齐得梅局长，也就差不多退到了人们火议热论的圈子之外，人们的估计是，在齐得梅局长退休之前，县农药局的人心人事应该是可以稳定下来了。
高尔庄是局办公室主任，一个正统的农大毕业生，从毕业分配到局里十几年了，还是股室主任级别。小局的工作本来不多，领导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其余事情都是办公室解决，办公室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都是高尔庄去做，所以局里有高尔庄做事，差不多就没事可做了。领导依靠高尔庄做事，而高尔庄却并不愿把领导的关系搞得那么融洽，该做的事他会主动做完，分外的事情则要看自己的心情了，领导对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办公室还有两个少妇办事员，她们一个是会计小骆，一个是出纳小徐，一个月做一次账，就基本上没事儿干，其余事情就几乎与她们无关，她们只听局长的安排，所以办公室实际上是两个部门，一个办公室一个财务室。平时除了在一个房间里办公，高尔庄和她们也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
齐得梅对高尔庄的表现甚是不满，特别是高尔庄那种自视清高，有那么一丁点芝麻本事就忘乎所以，就狗眼看人低，就常常把别人当猴耍，实在是忍无可忍。高尔庄这个狗日的的确不是个东西，每次局里有什么中心工作人手不够，高尔庄也永远是一副漫不经心、懒懒散散的样子，你急他不急，给他安排一点超量工作，非得求爹爹拜奶奶不可，好像这个农药局里，齐得梅是办事员，他高尔庄才是局长似的。
但是尽管齐得梅非常不喜欢高尔庄这个东西，却也只能恨在肚里，骂在心里，枪毙在梦里。因为工作还非得让高尔庄去完成，局里就那么几个人，高尔庄都指挥不动，班子成员就更不好要求了，至于财务上的小骆和小徐，一个是某副县长的侄女，一个嘛，自己的哥们求自己照顾安排进来的，虽然都解决了编制，却是没有什么水平，干不了什么正事，完全是两个花瓶一样的摆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