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时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作新的尺度。中年时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时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看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样。后来宋朝几千大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
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会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地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二、狗的尊严
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位军犬训导员。我问他：最聪明的狗能达到什么程度？他说：
除了不会说话，跟人没有差别。他的回答，令我一怔，随后我说：你准是掺进了许多感情色彩吧？不！他说。
他给我讲述了几个关于狗的故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有几个，我已淡忘了，惟其中的一个，至今记得鲜明。曾经在他们的那个营地，有一条名叫“黑子”的狗极其聪明。有一天，他们几个训导员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决定用来测一测黑子的反应能力。他们找来了十几个人，让这些人站成一排，然后让其中的一位去营房“偷”了一件东西藏起来，之后再站到队伍中去。这一切完成了，训导员牵来了黑子，让它找出丢失的那东西，黑子很快就用嘴把那东西从隐秘处叼了出来。训导员很高兴，用手拍了拍黑子的脖颈以示嘉奖，之后，他指了指那些人，让黑子把“小偷”找出来。黑子过去了，嗅嗅这个，嗅嗅那个，没费多少劲就叼住了那个“小偷”的裤腿将他拉出了队伍。
应该说，黑子把这任务完成得极其完满，但训导员却使劲儿晃了晃脑袋对黑子说：不！不是他！再去找！黑子大为诧异，眼睛里闪出迷惑的光，因为它确信并没有找错人，可对训导员又充满了一贯的绝对的信赖。这，这是怎么回事呢？它想。不是他！再去找！训导员坚持。黑子相信了训导员，又回去找……但它经过了再三再四的谨慎辨别和辨认，还是把那人叼了出来。不！不对！训导员再次摇头。再去找！
黑子愈发迷惑了，只好又走了回去。这次，黑子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嗅辨。最后，它站在那个“小偷”的腿边转过头来，望着训导员，意思是——我觉得就是他……不！不是他！绝对不是！训导员又吼，且表情严厉起来了。
黑子的自信被击溃了，它相信训导员当然超过相信自己。它终于放弃了那个“小偷”，转而去找别人。可别人……都不对呀？
就在他们那里头！马上找出来！训导员大吼。
黑子沮丧极了，在每一个人的脚边都停那么一会儿，看看这个人像不像“小偷”，又扭过头去看看训导员的眼色试图从中寻到一点点什么迹象或什么表示……最后，当它捕捉到了训导员的眼色在一刹那间的微小变化时，它把停在身边的那个人叼了出来。
当然，这是错的。
但训导员及那些人们却哈哈大笑了起来，把黑子笑糊涂了。之后，训导员把“小偷”叫出来，告诉黑子：你本来找对了，可你错就错在没有坚持……一刹那间，令训导员和全体在场人们莫名意外兼莫名惊恐又莫名悔恨的是，他们看到——当黑子明白了这是一场骗局之后，它极度痛苦的“嗷”地叫了一声，几大滴热泪流了出来，之后，它沉沉地垂下了头，一步一步地走了开去……黑子！黑子！你上哪儿去？训导员害怕了，追上去问。
黑子不理他，自顾自往营外走去。
黑子！黑子！对不起！训导员哭了。
但黑子无动于衷，看也不看他一眼。
黑子！别生气！我这是跟你闹着玩儿呢！训导员扑上去，紧紧地搂住了黑子，在黑子面前热泪滂沱。
黑子挣脱了训导员的搂抱，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营外的一座土岗下，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趴下了。此后好几天，黑子不吃不喝，神情委顿，任训导员怎么哄，也始终不肯原谅他。
人们这才发现——哪怕是只狗，也是要尊严的！
或者反过来说——它们比人更要尊严！
后来呢，后来是黑子不再信赖它的训导员，甚至不再信赖所有的人。同时，它的性情也起了极大的变化，不再目光如电，不再奔如疾风，甚至不再虎视眈眈、威风凛凛……训导队没办法，只好忍痛安排它退役。
啊，黑子呀！
三、贫困的人家
快过年了，我所在的城市划出了最低生活标准线，不上这线的便是贫困户，将在年前获得一些帮助。
我与同事们背着大米与菜油等挨户走访这些人家。我们看到露出棉絮的被褥，我们看到补了还漏的搪瓷脸盆，那些黑乎乎、灰蒙蒙的贫困状况超乎我们的想象。可是当我们循着地址推开又一户时，一时我以为，我们一定是走错了人家。
这家窗明几净，有冰箱有洗衣机，有漂亮的窗帘和门帘，有立得很齐的书籍……然而，我们没走错。
这家的男人早几年病逝，欠下了很多钱。两个孩子，有一个带残疾。女人一份薪水养三口人，还要还债，经济状况可想而知。
但女主人的笑容就像她的屋子一样明朗，她说：冰箱洗衣机都是邻居淘汰下来送给我们的，用用也蛮好的；孩子懂事，平时做完功课帮我干零活，假期里就到风景区去捡废纸可乐罐，既环保又攒了学费……这时我们发现，漂亮的门帘是自己用纸做的，那些书全是孩子每个学期用过的教科书，灶间的调味品只有油和盐两种，但油瓶和盐罐擦得发亮，最让我惊奇且起敬的是进门时女主人递给我的拖鞋，那鞋底竟是磨秃了的旧解放鞋的底，齐齐地沿圈剪下，再用旧毛线织出带图案的鞋帮，穿着好看而又暖和。
有这样的妈妈，就有这样的孩子。
我们在这一家总共待了十来分钟，比别的人家稍稍长了些。我渐渐看出了这家确实贫困，但我也渐渐看出了这一家的不贫困，我深信他们不会贫困太久的，这是因为，他们即使贫困如此，也不潦倒。
四、坐着的权利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家百货公司工作了一天的黑人裁缝罗莎·帕克斯登上了回家的公交车。那时的公共汽车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也就是说，在车厢里白人坐前半部分，而黑人只能坐在后排。可是那一天的黄昏正值下班高峰，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于是驾驶员（当然是白人）便命令坐在后排的四个黑人乘客站起来为白人让座。其中的三个照办了，只有帕克斯太太坐着未动。
旋即，她就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这时，一位年轻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愤怒了。他站出来告诉大家：“美国民主的伟大之处是公民有为权利而抗议的权利。”号召黑人弟兄拒乘公共车。四天后，蒙哥马利市数千名黑人由拒乘开始，掀起了一场美国现代史上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他们扶老携幼、互帮互助，或乘小车或步行，甚至宁肯跑步也不乘公共车。为此，许多人被白人老板解雇。罗莎·帕克斯在多次接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暗杀恐吓后，不得不迁往密歇根州。
但他们争取平等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顿。他们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拒乘了381天后，美国最高法院被迫做出关于蒙哥马利市在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为“违宪”的裁定。他们回到了久违的公共车上，虽然自由的梦境并没有随着最高法院的裁定书一齐来到，此后他们注定还要为自身的权益付出更多的代价，但胜利毕竟是胜利，以至于44年过去，也就是1999年的6月15日，美国国会议员、民权领袖及各界代表近千人还齐集国会大厅，参加由克林顿总统亲自授予这个瘦弱的黑人老妪——今年86岁的罗莎·帕克斯国会最高荣誉奖的仪式，大家一致称帕克斯太太为“美国自由精神的活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