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朱元璋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朱元璋。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怎样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继续发展，弄不好，就会象包饺子一样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朱元璋说：“我为天下麻烦先生，把您请了出来，真是委屈您了，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指教，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却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应当权衡缓急，用兵应当有先后次序，如今应当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剪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击陈友谅，他也不会乘虚攻金陵，不敢轻举妄动。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荡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趁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于我手，还有何惧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这一番话，实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
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在具体的战役中，刘基也屡立大功。刘基到朱元璋军中不到两月，陈友谅就挟持徐寿辉率大兵来攻，并联合张士诚东西夹击。当时，敌兵浩大，朱元璋势小，因此诸将主张不一，有主战的，但更多的是主逃，甚至主降。在众人议论纷纷时，刘基旁立不语，朱元璋最后问及刘基的意见，刘基斩钉截铁地说：“先斩言降者和言逃者，才能取胜。陈友谅挟徐寿辉而来，乃是向我示威，逃无处逃，降则死无葬身之地，如今之计，只有决一死战。陈友谅虽说势大，但属不义之兵，士气不振，且又远行深入，疲惫不堪。而我们则是守卫疆土，将士齐心合力，以逸待劳，再多设埋伏，一定会成功。况且陈友谅骄悍有余，智计不足，正应了骄兵必败、悍兵必败的古训。以此看来，战之必胜。”刘基的这番话，坚定了朱元璋和诸将士的必胜信念，也确实符合当时的形势，道出了胜败的根源。陈友谅进军初期，因其势太大，打了一些胜仗，在占领了太平以后，就使人椎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为汉。后来深入朱元璋的防地，被刘基困住，弄得缚手缚脚，施展不开，屡吃败仗，最后退至江州。
江州临水而建，城墙多建在水中，易守难攻，朱元璋攻了数日，城完如故，陈友谅以为固若金汤，便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刘基暗中测量了城墙高度，造了许多坚梯，载于船尾，趁黑暗缓缓移至水中的城墙边，军士顺利登上城头，一举攻克。陈友谅还以为天降神兵，忙携带妻子，乘船逃往南昌。在后来的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又多出奇计，帮助朱元璋击败了陈友谅，并将其杀死于湖中，彻底消灭了陈友谅的大汉政权。在奉韩林儿为小明王问题上，刘基与朱元璋等人的看法完全不同。朱元璋接受韩林儿的封爵，其目的是为了不招人眼，把元兵的矛头都指向韩林儿、陈友谅等人，他这样做，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但随着形势的推移，再尊奉韩林儿，就有害无利了。
公元1361年（元至正二十一年）1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座，遥拜小明王，刘基独傲立不拜。朱元璋问其故，刘基说：“韩林儿虽是韩山童（红巾军重要首领）之子，但自身并无建树，只是一个牧童罢了，且他姓韩不姓赵，却诡称宋裔。宋亡已久，人心不归，何必要假借前代年号？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如果继续尊他的名号，将无以自立。”朱元璋当时未做什么表示，但他已深受刘基的影响。后来因救韩林儿而差点被陈友谅趁虚打败，才越加相信刘基的话。
最后，朱元璋干脆杀了韩林儿，自树一帜。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在登基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就向刘基请教，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对于吏治的腐败，他深恶痛绝，建议朱元璋严加治理。他还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他也毫不通融，不顾李善长的求情和威胁，毅然以御史中丞的身分杀死了李善长的亲信、贪污犯李彬，引起了朝野震动。
后来，他敌不住李善长的百计陷害，干脆回家闲居。
刘基极有知人之明，他深知朱元璋生性多疑。外宽内急，所以不去致身仕途，而是尽量洁身远引。一次，朱元璋想把李善长换掉，让他当丞相，刘基说：“李善长是功臣勋旧，能够调和众臣。”
朱元璋奇怪地问：“李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为什么总说他的长处呢？我想让您当丞相，不知意下如何？”
刘基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易相犹如殿之换柱，如用小柱，非折即仆，我就是这样的小柱，怎么可以换上去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器量更浅，胸怀更小。”朱元璋最后说：“胡惟庸怎么样？”
刘基答道：“万万不可。当丞相好比驾车，胡惟庸不仅驾不好车，还会弄得辕断轮摧。”
朱元璋还是让这几个人当了丞相，结局如何呢？杨宪因犯律被杀，汪广洋被赐死，胡惟庸谋反，其案株连之多，被杀三万人，连李善长也被连累灭族！
刘基可算有知人之明了！
胡惟庸因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贬评过自己，就怀恨在心，当了丞相之后，就诬陷刘基的儿子，也诬陷刘基占了有王气的坟地，刘基本来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下棋品茶，逍遥自乐，却忽然被传到京城，令其对证。虽然最后朱元璋还是把他护送回家，但他还是忧愤成疾，于公元1375年（明洪武八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中国历史上的奇人逸士很多。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奇人当数武王伐纣时的姜子牙了。姜子牙自己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本领，但时运不来，他也无可奈何，于是就耐心等待。
他可谓事事不顺心，即使做点小买卖，老天也与他作对。一次，他借了点钱买了点面到街上去卖，没想到一阵风把面全吹跑了，弄得他血本无归。但他没有灰心，在等待时来运转，他在渭水边上钓鱼，用的是直钩，所以一条鱼也钓不到，他老婆来送饭，见他用直钩钓鱼，不禁大怒，就把鱼钩弯过来，趁他吃饭的功夫就钓了许多。姜太公见了，反把那些鱼都放到水里，并对老婆说：“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岂可勉强。”后来，连老婆都跟他离婚了，他还是在等待。一直到了80岁，周公才来到渭水边，请他出山。周公亲带车马，在他的身边一站就是半天，姜子牙终于被周公的态度所打动，出山帮助武王伐纣。
据说姜子牙不仅智谋超人，还道术精深，既能出智画计，又能掐会算，甚至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后被封于齐，在当时，齐地是膏腴之地，鱼米之乡，又是最为经济发达的“开发区”，其享禄之厚，为百官之首。姜子牙也被尊称为太公，可谓福寿双全。
秦末汉初的张良也算是一位奇人，他奇有四处：一是散尽家财，誓为韩国报仇，寻访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虽未成功，但其勇烈刚毅，不能不叫人啧啧称奇。其二是他得遇奇缘，学得兵法。据说张良遇到一位老人，那老人让张良把掉在地上的鞋子给他穿上，张良照办了，老人就约他黎明在某地相会，授以兵法。张良连去两次，老人都先他而到，老人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张良干脆从晚上等到黎明，根本就不回去，总算使老人满意了。老人觉得他品德甚佳，才质不凡，就授他兵法，张良从此就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了。这个“张良纳履”的故事，直到现在还被常常拿来教育儿童尊敬老人。其三是他屡出奇计，助刘邦脱困危、胜项羽，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其四是能功成身退，不贪名利，既躲过了刘邦、吕雉对功臣的诛戮之祸，又免去了像萧何那样的屈身之辱，只是洁身远引，钻研兵法，恰像清溪湍湍，避世而流。
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当然也算得是一位奇人。他躬耕隆中，不辍诗书，用他的话说，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等到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见他仁德至厚、诚信可嘉，便决定辅他共图大业。诸葛亮未出隆中就三分天下，既出隆中，更东联孙吴，北抗曹魏，火烧赤壁，再取成都，终于证实了他三国鼎立的预言。但诸葛亮之奇，还不全在此处，与其他人相比。他是洞察世事偏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明知天下大势，三足而立，魏、吴皆不可图，但他却要实现刘备匡扶汉室、继承汉统的遗愿，不辞辛劳，六出祁山，终于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呕血而亡。
隐居山林不足为奇，奇的是在经世济时中偏能显出其奇人逸士的本色。政坛上的奇人逸士，“兼济”与“独善”兼得，现在想来，犹令人向往不已。
大决断才能做大事
“当断不断，自取其乱”，是许多有志之士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这条经验决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用无数人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如果对此还不理解，请看看下面的事例。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世民看到隋朝将要灭亡，就暗中积极准备起义。他散施财物，接济贫穷，供养门客，许多贤能的人和侠义之士都聚集到他的门下，李世民不仅名声鹊起，也为自己日后谋事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积聚了大量的人才。
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李渊时任太原留守，李世民与早就有意造反的晋阳令刘文静密谋，劝说李渊兴举义兵，李渊在考虑了利害之后，同意了李世民的建议，将自己家族的兴亡交给了李世民。当年五月，李世民设计杀掉反对自己的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二人，李渊正式宣布起义。
当时正逢阴雨连绵，李渊的军粮即将用尽，李渊与大将军府长史裴寂商议，决定暂时撤军返回太原，等准备好了再图进取。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向李渊建议说：“我们本是兴大义以拯救天下百姓的，应该尽快进入京城，向天下发号施令，如果遇到了一小股敌人就撤军，恐怕跟随我们起义的人就会不相信我们，人心就会涣散，义军就会解体。
我们如果撤回太原，那仅仅保守一城之地，和贼寇又有什么两样呢？又如何保全自己？”李渊仍然采取保守的态度，不采纳李世民的意见，催促军队准备撤退。
李世民见一般的劝谏没有作用，就横下一条心，在中军帐外放声痛哭，哭声传到帐中，李渊忙把李世民召入帐中，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哭泣。李世民说：“如今，我们是为伸张大义而起兵，若前进则必能取胜，若撤退则必然导致军队离散。如果我们的军队离散在前，敌人就会乘势袭击，死亡倾刻就到眼前，因此，我万分悲痛。”听了这番话，李渊顿时醒悟过来，立即取消了撤军的命令，准备进攻。
八月已卯日，连续下了半个月的大雨停了。李渊立即率军进逼霍邑。
为了引诱宋老生出城交战，李世民带领数员将领骑马来到城下，装作察看地形部署的样子，借以激怒宋老生，诱使他出城交战。宋老生果然中计，领兵出城，背城列阵。李渊与李建成在城东列阵，与宋老生周旋交战，李世民与柴绍率军从城南冲击宋老生的军队，宋老生的军队禁不住两面受敌，阵脚大乱，四散奔逃。李渊的义军终于杀掉宋老生，攻占了霍邑。
从此以后，李渊的义军声威大振，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到了河东，关中的豪杰就争相前来投奔义军。此时，李世民又请求进兵入关，夺取永丰仓，以救济穷困的百姓，并收编各路义军，借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准备攻取京城。
这次李渊十分赞同李世民的意见，派李世民率领前军渡过黄河，先平定了渭北（渭河以北地区），三辅（指京城长安周围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郡）的官吏、百姓、豪侠之士纷纷前来投奔义军，每天有一千多人。军队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县）驻扎时，数量已扩充到了九万多人，再加上击败刘鹞子后收编的军队，义军的力量就更加壮大了。
此后，李世民留下殷开山、刘弘基等将领驻守长安故城，自己率军前往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义军的首领都率军前来投奔，这样，李世民的军队又增加了十三万。不久，义军就平定京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天子，改元义宁。
公元618年（义宁二年），李渊受禅登皇帝位，改元武德，唐朝建立。
宋朝的宰相吕端被宋太宗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就是大事有大决断。宋太宗病危，内侍王继恩等人忌恨太子英明过人，就私下里同参知政事李昌龄等打算立楚王元佐为皇位继承人。宰相吕端到宫禁中去探问皇帝的病情，发现太子不在皇帝身边，就觉察到其中有变化，马上在笏上写了“病危”两个字，命令自己身边可靠的官员请太子立即入宫侍候。
太宗死后，李皇后叫王继恩召吕端进宫。吕端预料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有变化，马上哄骗王继恩，让他领着进书阁查检太宗先前亲笔书写的册立太子的诏书，然后趁势把王继恩锁在书阁内，使他一时不能出来，这才入宫。皇后说：“皇帝已经去世了，立太子应当立长子，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才刚刚一年。现在天子刚刚离去，难道可以马上就违抗天子的命令吗？”于是，拥戴太子继承王位。
宋真宗登上王位，在举行登基仪式，天子座位前垂着帘帏，接受群臣的拜贺。吕端平静地站在殿下，先不拜天子，而是请求天子卷起帘帏，他上殿仔细看过，认清了确是原太子，这才下台阶，带领群臣拜见天子，高呼万岁。
南宋宋高宗建炎初年，因金兵南侵，皇帝跑到钱塘，而留下张浚在平江镇守后方。当时，汤东野听说有皇帝的赦令将到，心里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怀疑，便跑去向张浚禀告。张浚听到这一消息，因为当时朝廷中很乱，立即警觉起来，说：“马上派遣懂得公务的官员前去看看，让驿站的坐骑走得慢些，让前去的官员先把诏书拿回来给我们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