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清朝，可能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故宫。这座红墙围绕的深宫内院中，有这个王朝最核心的政治成员及其家人。国事与家事在这座紫禁城中混合，缠杂不清，融为一体，也是这座故宫里面独特的现象。
权力核心中的畸形家庭
紫禁城里面，生活着大清王朝的权力核心，那就是皇帝。和他生活在一起的，除了保卫他的禁军、侍卫，以及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太监、宫女之外，还有他那个庞大的家族。
皇帝的家族出奇地庞大，因为他有众多的妃嫔，还有妃嫔们为他所生的子女。这个家族是王朝的核心，然而这个家族又是出奇地畸形。
越俎代庖的叔父
皇帝的家族之所以称为“畸形”，就因为这个家族虽然是血缘亲人，但互相之间却充满了不信任，更充满了血腥的斗争。原因就在于，这个家族的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掌权者，所以，有野心的人就要想尽办法，把那些竞争者除掉。
畸形的不是家庭本身，而是家庭成员的身份，以及这种身份带给他们的畸形心理。
然而却有一位只想掌权、不计虚名的家庭成员，他以皇帝叔父的身份，越俎代庖，帮助年幼的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可是他死后却受到了皇帝的不公正待遇。
他，就是清军入关后的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即位时，多尔衮年仅15岁，被封为贝勒（贵族封爵）。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在清军入关前，多尔衮追随皇太极转战南北，为清朝统一东北及蒙古各部作出了贡献，其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暴病身亡了。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刹那朝中就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而且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的针锋相对的两派势力。这时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都各自手握重兵，双方都有很多的拥护者，他们又各自都有顾忌，因为一旦打起来，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多尔衮虽然觊觎皇位，但他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动。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子。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
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圆滑地说：“睿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不再坚持立豪格。
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他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的架势来。至此，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
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吾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
多尔衮感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支持豪格。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为双方所接受，这样多尔衮既排除了政敌豪格，又可使自己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多尔衮提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从而避免了在明朝灭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于是不满六岁的福临于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他的母亲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
多尔衮从辅政到入关前的一段时间，他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旗主、加强集权的措施。
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以“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与济尔哈朗宣布，“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只让贝子、公等管理部务。而贝子、公要向摄政王负责。
同时，他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克矢公忠”，听命于摄政王，否则决不宽容。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有事应朝参者，必须据实奏闻，不许瞻循隐匿。
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又定：“嗣后凡外国馈送诸王贝勒礼物，永行禁止。”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
不久，济尔哈朗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
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
这样，诸王参政的权力就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有怨言，语侵多尔衮，图谋不轨。借此，多尔衮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至此，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
多尔衮这一系列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清朝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正是不久之后，清兵入关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等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由于到处是战火，漕运不通，而这时的关外，则是“禾稼颇登”。因而八旗官兵安土重迁，对于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
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五、六月间又谣言四起，“有讹传七、八月间清兵东迁者”，“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这样的谣言传出，自然是人心惶惶。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就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而大兵或者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才无后患。
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在全国统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战略问题，多尔衮坚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为了安定民心，多尔衮明确宣布：建都北京。并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去迎接幼主福临。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力排一切困难，决计建都北京以统一中国。
入关后，多尔衮继续分兵南下，节节胜利。同时他以摄政王的身份总揽朝纲，借鉴明朝的制度，制定清朝各项制度。此时的多尔衮实质上已经成为清王朝的缔造者和统治者。
多尔衮在北京立住脚跟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以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其主要政策是：
取消加派。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数目之多，已为明朝政府正常赋税的数倍，实是明末最大的苛政。这种无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处于贫困交迫之中，人民对加派恨之入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于是，每年赋税减少了数百万两，穷困已极的人民得以缓一口气。
反对贿赂。多尔衮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
打击太监势力。明末太监势力极为猖獗，除操纵朝政外，对一般百姓迫害亦甚。当时宫廷中，宫女多达九千人，太监更多至十万人。清入关后，太监的势力仍然非常嚣张，当年七月，太监要照旧例到京郊各县皇庄去催征钱粮。多尔衮下令，不准太监下去征收，而改为地方官征收。这是对太监势力的第一次打击。对太监的第二次打击是，禁止太监朝参。经过这两次打击，太监在宫廷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得以收敛。
暂时妥协，平息反抗。剃发问题是清朝统治者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一，早在努尔哈赤时，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满洲的，都要以剃发作为标志。
清兵入京后，多尔衮仍以剃发与否，“以别顺逆”。但他很快发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在进京的当月，多尔衮就改变前令，在剃发问题上暂时让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颁剃发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北方汉族人民的矛盾。
另外，多尔衮对当时北方农民军和各地人民的反抗，采取大力招抚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抚农民军将士，定各官之功劳。对投降的农民军将士，则委以不同的官职。多尔衮这个重要政策，对于瓦解农民军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抚平定，使刚刚入关的清政权有了一个能够保护自己，进攻敌人的战略基地。
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但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
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族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在南明基本被消灭后，当这些王公贝勒陆续回京时，多尔衮为了防止他们恃功争权，又用种种借口来打击他们的势力。
顺治七年十一月（1650年），多尔衮在打猎时突然去世，年仅39岁。多尔衮一死，年仅十四岁的顺治帝立即亲政。不久，就开始有人告发多尔衮生前曾谋篡帝位，而且话一出口，诸王大臣就纷纷响应，群起攻击。
刚刚亲政的顺治皇帝便下令以“阴谋篡逆”的罪名籍没了他的家产人口，将多尔衮削去爵位，撤出宗庙，开除宗室名分，没收家产，平毁陵墓，将其党羽凌迟处死，将其罪状昭示中外。多尔衮一下从巅峰跌入谷底。
荒唐的继承人筛选法
在紫禁城的皇帝家族中，可能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了。而选择谁做皇位继承人，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
不过，畸形的家族，必然有畸形的继承人选择法。在皇帝专制的时代，就是一个用近乎抽签抓阄的方式选择继承人，也要被严格执行。而皇帝个人的好恶，则会成为继承人选择中的重要标准。
其实，家事和国事在紫禁城里面，根本很难区分。选择继承人，应该是国事，而候选人都是皇帝的儿子，在儿子中评定哪个更优秀，则是家事。把家事和国事混为一谈，最后的结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在清朝历史上，选择继承人最为荒唐的，就是那位穿着打了补丁的龙袍上朝的道光皇帝。道光帝做了二十二年皇帝，年届六十，仍未确定继位人。他迟迟没有确定皇太子，有三个重要原因。
首先，他深知当皇帝是天下第一份苦差事，尤其想当个好皇帝更不容易，祖宗打下的江山绝不能随便交给哪位皇子。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头三个皇子先后夭折，使他精神备受打击，希望一再落空，而其他儿子都是在二十四虚岁的长子死后才出生的。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尚拿不准谁更适合于继承皇位。
就在道光帝痛失长子奕纬以后两个月，皇四子呱呱坠地。没过多少天，皇五子又来到人间，第二年皇六子降生，接着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相继出生。五十虚龄之后竟得六个儿子，这使道光帝得到很大慰藉，他可以在皇子中间好好选拔一番，看谁更有资格做皇太子，来日君临金銮殿，统治大清江山。
经过日复一日的用心审察，他将青睐的目光落在皇四子和皇六子身上。这两个皇子哪个更适合接班呢？道光帝左思右想，盘算来盘算去，就是拿不定主意。
皇四子与皇六子，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
皇四子的优势主要有两点。首先，他是皇后之子，皇六子则不是。其次，老四比老六早出生一年零五个月，身为兄长。处在封建宗法和礼教的汪洋大海里，即便皇室也不能不对嫡庶、兄弟之别视而不见，绝对超然。
皇四子也有明显劣势：其一，他是一个瘸子。有一年他到南苑打猎，从马上重重摔下来伤及骨头，正骨御医用尽一切手段，妙手无法回春，奕詝从此落下后遗症，走路不能如常。
皇六子的优势在于：一是天资聪颖，很讨人喜欢，道光帝非常宠爱他。一位叫芮尼的洋人记述了奕■的形象：“恭亲王表情很和善，是个典型的鞑靼人。他的右颊上长了两个伤疤，显得有点儿脏，可能是两个小疡肿伤疤。”但不管怎么说，皇六子生理上只有一点儿小缺陷——脸上长了两个小伤疤，要比瘸子皇兄的形象强多了。二是皇六子工于骑射，皇四子奕詝则稍逊一筹。每次行围打猎，老六都有很多猎物。骑射水平如何，对在马背上得天下的满族来说尤为看重。三是生母博尔济锦氏健在，而且深受道光帝宠爱。特别是在奕詝生母孝全皇后去世后，她在后宫的地位上升至第一，统摄六宫之事，道光帝把皇四子也交她养育。生母在皇父心目中的独特地位，对奕■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确定皇太子之事，历朝历代本来不乏爱屋及乌的先例，何况皇六子很能干，很讨皇父喜欢。
不过老六还有别的劣势，除了庶出、为弟之外，在玩弄权谋方面也远不是其兄奕詝的对手。在角逐皇冠的道路上，权谋心计恰恰是绝对少不得的。
江山社稷交给哪个皇子好呢，老四抑或老六？道光帝心中的天平左右摇摆。皇子虚六岁进上书房读书。按照清廷这一规定，皇四子与皇六子相继读书就学，步上十分严格、正规的学习生涯。两个尚挂鼻涕的学童，读书时间在师傅威严的目光下一道苦苦用功，课余时光一起娱乐玩耍，童真无邪，全无你争我斗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