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用之所谈的新闻，以及认为在创议中的“厘捐”会“病商”的见解，恰好给了王有龄一个机会，聘用刑、钱两幕友，他跟胡雪岩曾仔细谈过，刑名是外行，非倚托秦寿门不可，所以先要考一考他的本事。钱谷则王有龄自己就很精通，但幕友的传统，向来独立办事，不喜东家干涉，平和的还表面上有所敷衍，专断的根本就置之不理，所以胡雪岩设计，由他自己用感情来笼络杨用之，而王有龄则要拿点本事给他看看，这样双管齐下，让杨用之怀德畏威，把他收服，才能指挥如意。所以王有龄听了他的话，觉得不妨趁此机会，展示所学。
“‘病商’恐未必！”他一开口就是辩驳语气，“本朝的赋税制度，异于前代，一遇用兵之时，必须另筹军费，以我看，开办‘厘捐’，比较起来，还不失为利多害少的好办法。”
这笼统一句话，是做文章的一个“帽子”，王有龄既有炫耀之意，便得从头讲起。自古以来，国家岁收的主要项目，就是地丁与钱粮，明朝末年不断“加派”，搞得民不聊生，庄稼人苦得要死，到最后只好弃地而逃，此为“流寇”猖獗，终以亡明的一大关键。
清兵入关，到圣祖平定三藩之乱，始得奠定国基。鉴于前朝之失，颁发“永不加赋”的诏令，此为清朝的一大仁政，亦为异族得以入主中原的一大凭借。后世诸帝，对圣祖的这个诏谕信守不坠。此外国家岁收，还有关税、盐课两项，但地丁占岁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既有永不加赋的限制，则岁收就有了定额。风调雨顺、刀兵不起的太平岁月，固然可以支应，但一遇用兵，额外的军费负担即无着落，倘或水旱年荒，一面要减免丁漕，一面要办赈济，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又如何应付？再加刀兵水旱一齐来，火上加油，两面发烧，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有两个办法弥补，一靠平时蓄积。”王有龄从容议论，“虽然天子富有四海，国家收入与宫廷收入，还是有区分的。这个制度从汉朝就很完备了，‘大司农’掌国家度支，‘少府’管天子的私财。私财有余，国币不足，国家必乱。宋太祖平服十国，所得金银珍宝虽输于内府，但另行封存，称为‘封桩银’。他的打算是积到相当数目，要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可惜徽宗不肖，以内府所积，用来起‘艮岳’[3]，才有金兵入寇之事。前明更不必说，户部穷得要命，宫内蓄积如山，到最后，白白便宜了‘流寇’。本朝就不同了，蓄积于国库而非内务府。”
接着王有龄便举了几个户部存银的数目，康熙四十八年到过五千万两，最后剩下八百万两，但雍正十三年的极力整顿，到乾隆即位时，库存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千万两的巨数，以后乾隆四十六年，到过七千万两。但嘉庆以后就不行了，到道光朝更是每况愈下。
“先帝崩逝当时，户部存银八百万两，这三年来的数目不详。洪杨军兴以来，用财如流水，想来现在正是开国以来最穷的时候。”
这一番夹叙夹议的谈论，不但周、吴等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就是杨用之也觉得长了一番见闻。钱谷一道虽是他的专业，却只了解一隅之地的财政，朝廷大藏，十分隔膜，现在听王有龄讲得头头是道，心里便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位东翁，莫道他是捐班出身，肚子里着实有些货色。他想到了王有龄的出身，王有龄恰好也要谈到捐班，“弥补国用不足，再有一个办法是靠捐纳的收入。”他说，“捐官的制度，起于汉朝，即所谓‘纳赀为郎’。此后历代都有，但不如本朝的盛行。”接着，王有龄便细谈清朝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以及对中枢岁收的关系。捐纳实缺虽由康熙为三藩之乱，筹措军费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为“常例”，捐纳收入几为国家岁收的一部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捐例之滥，始于嘉庆朝，它的收入常为岁收的一半，嘉庆七年那一年，更高达岁收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滥，其弊不可胜言。”王有龄泰然说道，“我自己虽是捐班出身，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胸无点墨的人，都可以做官。做官既要先花本钱，那就跟做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吴委员说，“赴试登进，自是正途，但‘场中莫论文’，要靠‘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怀才不遇的也多的是。捐例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有个发挥机会，不致埋没人才，也是莫大功德之事。”
这是在暗中恭维王有龄，他当然听得懂，而且也不必客气，“像兄弟这种情形到底不多。”他说，“纵有一利，奈有百害何？如今为了军费，越发广开已滥的捐例，搞得满街是官，那还成何话说！”
“东翁见得极是。”杨用之倒是真的心悦诚服，所以不自觉其矛盾地改了论调，“本朝的商税，原就不重，杂赋中的牙帖税、当税、牲畜税以外，买卖的商税，只有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的‘落地税’，也就是‘坐税’。至于货物经过的‘过税’，只有关税一种，如今酌增厘捐，亦不为过。”
“就是这话啰！”王有龄口中这样在说，心中却已想到厘捐是否亦可在浙江开办。
一场议论，算是有了结果。胡雪岩换了个话题，他很佩服钱江，所以这样发问：“杨老夫子可识得那位钱先生？”
“你是说钱江？”杨用之答道，“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沾些亲。他字秋平，又字东平。祖上曾做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做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敏，就是不喜欢做八股文章。”
“那怎么称做‘奇士’呢？”吴委员笑道，“像这样的人，必是不中绳墨，别有抱负的。”
“他还有一策，现在各省都已仿行。”杨用之忽然看着胡雪岩说，“雪岩兄大可一办！”
“请问，办什么？”胡雪岩愕然相问。“也是钱东平的主意，请旨预领空白捐照，随捐随发，人人称便，所以‘生意’好得很。”杨用之笑道，“本省亦已照样进行。雪岩兄大可捐个前程。”
这话倒把胡雪岩说动了，这几个月他在官场打了几个滚，深知“身份”二字的重要，倒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方便，无论拜客还是客人来拜，彼此请教姓氏时，称呼照规矩来，毫无窒碍。是个“白丁”，便处处有格格不入之感，熟人无所谓，大家可以称兄道弟，若是陌生的官儿，称呼上不是委屈了自己，就是得罪了别人，实在是一大苦事。
因此，这天晚上他特地跟王有龄去商量。王有龄自然赞成：“我早就劝你快办了！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一直拖着。”
“都是为了没工夫，”胡雪岩说，“这件事麻烦得很，费辰光不说，还有层层挑剔需索，把人的兴致都消磨光了。像现在这样，随捐随发，一手交钱，一手取照，自然又当别论。”
“需索还是会有的。讲是讲‘随捐随发’，到底也没有那么快。不过，部照不必到部里去领，当然快得多。”
“于此可见，凡事总要动脑筋。说到理财，到处都是财源。”胡雪岩又得到启示，“一句话，不管是做官的对老百姓，做生意的对主顾，你要人荷包里的钱，就要把人伺候得舒服，才肯心甘情愿掏荷包。”
“这话有道理。”王有龄深深点头，“我这趟到湖州，也要想办法把老百姓‘伺候’得舒舒服服，好叫他们高高兴兴来完钱粮。”
“其实老百姓也很好伺候，不打官腔，实事求是，老百姓自会说你是好官。”胡雪岩又谈到他自己的事，“雪公，你看我捐个什么班子？”“州县。”王有龄毫不考虑地答说，“这件事你托杨用之好了。”胡雪岩受了他的教，第二天特地具个柬帖，把杨用之请了在馆子里小酌。酒过三巡，谈起正事，杨用之一诺无辞，而且声明：“报捐向来在正项以外，另有杂费，经手的人都有好处，我的一份扣除，杂费还可以打个七折。”“这不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当你老夫子的，自然当仁不让。”
“那还叫朋友吗？”杨用之摇着手说，“你不必管这一层了。我且问你的意思，光是捐个班呢，还是要捐‘花样’？”
捐官的花样极多，最起码的是捐个空头名义，凭一张部照，就算是有了身份，可以光大门楣，炫耀乡里。如果要想补实缺，另有种种优先次序，补缺省份的花样。胡雪岩别有奥援，也不想进京到吏部报供候选，捐官不过捐个“胡老爷”的尊称，依旧开自己的钱庄，那就无须多加花费，另捐花样了。
于是胡雪岩说：“我只要有张‘部照’就可以了。难道真的去做官？”
“你要做官也不难，而且必是一等一的红员。不过人各有志。你明天就送银子来，我替你‘上兑’，尽快把捐照领下来。”
“拜托，拜托！”胡雪岩道过谢，就不再提这事了，殷殷劝酒，一面拉拢杨用之，一面向他讨教州县钱谷出入之际，有些什么“花样”。杨用之人虽老实，而且也觉得他极够朋友，但遇到这些地方，他也不肯多说。好在胡雪岩机警，举一反三，依旧“偷”到不少“诀窍”。
第二天他从准备开钱庄的五千两银子中，提出一笔捐官的钱来，“正项”打成票子，“杂费”是现银，一起送到杨用之那里。杨用之果然不肯受好处，把杂费中他应得的一份退了回来。
这时已是四月底，王有龄要打点上任，忙得不可开交。胡雪岩当然更忙，既要为王有龄参赞，又要忙自己的钱庄。亏得刘庆生十分得力，在运司河下典了一幢极体面的房子，油漆粉刷，自己督工，此外做招牌、买家具、请伙计，里里外外一手包办，每天起早落夜，累得人又黑又瘦，但人逢喜事精神爽，丝毫不以为苦。
上任的黄道吉日挑定了，选定五月初九。这一下设宴饯行的帖子，纷纷飞到。做事容易做官难，应酬不能不到，王有龄时间不够，大感苦恼，等看到张胖子也来了一张请帖，就想躲懒了。
“你看，”他对胡雪岩苦笑，“张胖子也来凑热闹！算了吧，托你替我去打个招呼，留着他那顿酒，等我上省再叩扰。”
胡雪岩心想，张胖子的情分不同，利害关系格外密切，王有龄实在不能不给他一个面子，不过排排他的帖子，一天总有两三处应酬，也实在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