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正要去无名烈士纪念碑换岗。离纪念碑还有很远的路，这队卫兵走得一丝不苟，就像面对着无数观众和游客一样，在马路上踢着标准的步伐。他们穿着厚实的衣服，38度高温，绝不因为无人观赏就松懈了一分。这是雅典人的精神吧：散漫中对自己有紧致的要求——他们在需要庄严典雅的时刻，是表里如一的典雅；当他们享受生活的时候，是货真价实的散漫和毫无掩饰的快活。
放逐的名字就是接受
1762年，日内瓦放逐了狂放的卢梭，一把火焚烧了他的所有着作。卢梭死后56年，日内瓦为他铸造了铜像，伫立在了日内瓦的灵魂深处，那个地方被命名为卢梭岛。被放逐后的卢梭在他的着作里无处不透着对日内瓦的推崇，时时刻刻以日内瓦为圭臬，为世界的未来绘画蓝图。这是怎样一个地方，可以让一个被放逐者仍然念念不忘？
放逐与日内瓦如同情人一般，既爱又恨地纠缠着。
应该在日内瓦湖畔看一次日出。湖面是粼粼荡漾的日光，极目的远处是隐隐约约的雪山，那一轮还能分辨出模样的太阳就镶嵌在了天地之间，光耀夺目。
被放逐者热爱那太阳，就像热爱日内瓦。
一个叫做加尔文的学者，向来谨小慎微，却在日内瓦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开始了信仰的传播。虽然被放逐，可是日内瓦的太阳终究会照耀到坚定的人。当他重返日内瓦后，他建立了欧洲宗教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加尔文宗成为了欧洲的一大宗派。他创建的日内瓦神学院成为了欧洲学识的中心，至今如此。
茜茜，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公主，单纯、独立，美丽如森林中的小鹿，自由的性格使她在奥地利的皇宫里如同被囚。她喜欢放逐自己去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瑞士成为了她的最爱。1898年，她来到了日内瓦，她低头走在了饭店的过道上，正憧憬着数天的自由生活时，她的身体突然被刺穿。意大利暗杀者的理由也是自由，奥地利的强硬外交使意大利步入困境，茜茜的命运注定了与自由的冲突，日内瓦将记取一切。
日内瓦的美丽，就像那太阳，此时赐予雪山以光辉，虽然可能会把雪消融成水，但慷慨的太阳也会在彼刻荣耀涓涓的河流。
对于日内瓦而言，放逐的名字就是接受，或早或晚，日内瓦与放逐者彼此属于，或生或死，日内瓦与放逐者彼此记取。这样的品格甚至影响了整个瑞士，这个国度开阔的心胸在欧洲闻名遐迩，因为这个国度向所有放逐者敞开胸怀。
理查德·瓦格纳，被德国驱逐出境，从1849年开始在苏黎世生活，后来搬到卢塞恩。在这里他完成了《Tristan und Isolde》，还有影响了后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
尼采，瓦格纳最热切的崇拜者，也是后来瓦格纳最激烈的批判者。性格孤傲不羁，才华横溢，令人瞩目地成为最年轻的教授时，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喊出了“上帝死了”，一生将自己放逐在疯狂和天才的边缘。在巴塞尔度过了20年的光阴是他最平静的日子，最着名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他远望雪山的时候写就。
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个将灵魂放逐在地狱的人，也曾在日内瓦度过了他最快乐的日子，写下了让人震撼的《白痴》。
列宁，沙皇俄国的放逐者，在开始影响世界的十月革命之前，他在日内瓦湖畔静静地思考着人类的未来。他在凝视日出的时候，是否预料到他将影响世界的百年格局？
黑塞，德国将他放逐，虽然百年后将他尊为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他出版了第一个诗集之后，就到巴塞尔居住。
瑞士，日内瓦，放逐者的精神故乡。是否，总在流浪的他们希望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找到安身安心的地方，却又不舍得放下世界？
瑞士，这个安静的美丽国度，宽容了他们的放纵，安抚了他们的伤痕，慰藉了他们的疼痛，鼓励了他们的理想，即使此时不给予仁慈，彼刻也以宽怀接纳。
放逐者在日内瓦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日内瓦呼吸着放逐者丰富的思想。本来，深度来自于接纳，不是拒绝。
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各国遭受迫害的新教徒纷纷来到日内瓦以求庇护，日内瓦接纳了他们，这些放逐者带来了先进的科学和人文思想，他们懂得最精密的钟表技术，通晓各种繁复的语言和文学，由此开始了瑞士的繁荣。
放逐者在放逐中寻找世界，瑞士在接纳中形成了世界，一个没有绝对答案的世界，却拥有绝对的丰富。
现在，任何一个在瑞士行走的人，都可能有两本以上的护照，有不同国籍的先祖，会说四种以上的语言。在很多的国家，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但在这个国家，处处可见不同的态度，也正因此接纳不同的人才成为可能。在融合中，日内瓦的内涵在丰富，瑞士的文化成为了没有界限的大海。
瑞士如何影响了世界文学，现在还无法估量。拜伦，与妻子一起到日内瓦湖畔旅游时，在西庸城堡深受感触，写出了《西庸的囚犯》。瑞士南部的马焦雷湖，是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创作背景地。毛姆，他以日内瓦的美岸酒店作为背景，写出了小说《阿申登》。甚至柯南·道尔也爱上了瑞士，在《最后的案件》中福尔摩斯被莫瑞亚提教授推下去的场所，现在竖有标志牌，城内有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纪念馆和铜像。
音乐家勃拉姆斯，他曾经常走过的湖边现在叫“勃拉姆斯小路”；斯特拉文斯基，他1913年在蒙特勒郊外格拉宏的房子中创作了名曲《春天的盛会》。
心灵的自由者热爱瑞士，这些名字是：查理·卓别林；艾尔伯特·爱因斯坦；歌德；诗人里尔克；雕刻家保罗·克勒；画家透纳，乔万尼·塞根蒂尼。
这百年来的融合品质打动了美国总统威尔逊，他提议将联合国的欧洲总部设在这个中立的、融合能力强大的国度。现在数百家联合国机构都设在了瑞士，在这里，他们真正体会到了融合的美丽——在不断的融合中成就更丰富的人生与事业。即使在生命结束之后，如同奥黛丽·赫本，她在卢塞恩郊外的布尔根施托克拥有一座别墅，1954年她在这里举行了婚礼。有一个展示奥戴丽·赫本一生的展览厅，继承了她曾经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的意志，入场费的一部分用于世界儿童事业，村庄上的奥戴丽·赫本墓上总是放置着鲜花。
在宽容中接纳了放逐者，在时间中融合了所有善良品质，时时刻刻都在丰富着自己，仿佛将什么杂质都吸收了进去，时间的锻造却使瑞士变得光彩夺目。
时时刻刻，此时彼刻，日内瓦，总是宽阔。
汉堡：一座城市的美丽与哀愁
在汉堡，固然是和每个世界大城市都一样，可以看到顶尖的大博物馆。雄厚的经济实力决定了这个商业城市可以拥有的气派：汉堡的艺术展览厅（Kunsthalle），汉堡的艺术与手工艺博物馆(Museumfuer Kunst und Gewerbe)，还有汉堡的艺术大展馆（Deichtor），都是国际一流的艺术场所。去到这些地方，有时候会让人恍惚自己到底在哪里。
独有汉堡特色的去处，不是在这些地方。
汉堡和别的大城市不同，汉堡是座美丽的海港城市。在城市的其他各个角落和细节中，汉堡时时流露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和骄傲，街头艺术和小型博物馆正是这种骄傲的记忆。在这些动人的细节中，汉堡不再是那个概念中的大城市，汉堡不再仅仅是个“有机场港口、许多银行、商业发达的城市”，汉堡是个有血有肉有历史的城市，有着独一无二的记忆，有美丽和哀愁。
提水桶的Hans Hummel
汉堡的市中心有一片美丽的湖，叫做阿尔斯特湖（Alster）。坐地铁到Jungfernstieg下，就可以看到这个热闹快活的地方。
Jungfernstieg的一种译法是“处女堤”。处女堤很久以来一直是购物和散步的场所。过去每到星期日，这里都是举家散步的人们，家长们带着他们未婚的女儿在那里散步。现在沿着处女堤是出售鞋子、皮革制品和旅游用品等其他贵重物品的商店。
不过更多的人到处女堤只是为了看看湖，看看天，晒晒太阳。
台阶上是可以滑动的椅子，上演着人间各种温馨景象。常常看见情侣拥吻到无旁人之境；有爷爷带着孙子出来玩，两个人同吃一盆色拉；也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们手牵手在那里聊天，“姐妹淘”真是天长地久。在处女堤可以做四种不同路线的轮船观光旅游，沿着阿尔斯特湖环游，或者在汉堡的各种水道间穿梭。
汉堡是一座水的城市，汉堡有2302座桥梁，甚至超过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总和。它的水上交通十分发达，有轮船直接从汉堡驶向芬克威尔德、奥温戈讷和白沙屿，都是胜景之地。
处女堤的新风景线是Hans Hummel的雕塑群。
在处女堤的马路对面，沿街站着一百多个Hans Hummel。这是汉堡市政府的街头艺术。每个雕塑都高1米82，重达240公斤。他们邀请了艺术家来对这个叫做Hans Hummel的雕像进行自由创作，然后将作品陈列在街头，装扮市容。
当这么多雕像同时出现在宽阔的街上时，简直是一个惊人的行为艺术。经过的游人都在第一眼被深深震撼了，然后饶有兴趣地仔细看这个雕像和那个雕像之间的区别。每座雕像都有自己的故事，有座中国艺术家制作的雕像上面写着“上海欢迎您”，有美国艺术家直接把美国国旗刷了上去，有墨西哥艺术家把雕像变成了牛仔装束，这是一场想象力和视觉的世界艺术家比赛，没有最好玩，只有更好玩。这些雕塑已经被汉堡各个银行和大型机构指名收藏了。
Hans Hummel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的大名其实叫做JohannWilhelm Bentz。他是1787年出生在汉堡的平民，职业是提水。所以这个雕像提着两个大水桶。Hans Hummel是个整天不开心的人，因为提水很辛苦。而且他要从城外走几公里才能走到城内，这一路总是有调皮的小孩子在他身边捣乱，喊着“Hummel，Hummel”。这其实是他的小名。被小孩子们叫小名，真是让人恼怒的事情。HansHummel只能气呼呼地大步赶路，走到要去的地方时，他水桶里的水也洒得差不多了。
不能明白为什么汉堡市政府要把这个人当做自己的形象代言人，可能他们觉得一个生动的平民胜过一百个纪念碑吧。这个小孩子都可以戏耍的Hans Hummel让人觉得亲近，如果放在了行人匆匆的街头，他就好像是身边某个走过的人，和自己一样背负着生活的重担，辛苦地提着两个水桶，不停赶路，可是收获往往无几，到最后水桶空空，白忙一场。但是第二天依然要上路，依然要走那段被人嘲笑的路，愤怒无用，着急无用，反抗无用，依然要背负起自己的命运和重担，日复一日。所谓生活，不过如此。人生路上，谁是Hans Hummel，谁又不是Hans Hummel？
离处女堤不远的市政厅气派非凡，那里的水面上总是有成群的天鹅在游弋，悠闲得意。市政厅前的广场上，有街头艺人在表演。表演的也是传统项目：同时抛三个球，骑独轮车，还学了中国的转陀螺。街头艺人穿着表演服，动作夸张。他挤着满脸的笑容，可是我却体会不到他的开心。他何尝不是一个Hans Hummel，每日操劳地经营自己的生活。
结束表演时，阳光烈烈，他满头大汗。天鹅在一旁的水面上拍打着翅膀，花儿开得正艳，掌声响起，他举起了帽子，行人们有的直接散去，有的在帽子里放上尊敬和钱币。这样的蓝天下，我满心感慨。生活的经营，从来艰辛。
如果遇到他，如果不能给他的帽子里放上两枚硬币，那么千万不要吝啬你的掌声。两者对他，都很重要。
流浪者之歌
把博物馆放在轮船上，也是汉堡的保留项目之一。
“圣地亚哥号”货船博物馆。整座轮船就是一个博物馆，见证着汉堡悠久的港口城市的历史。
看到圣地亚哥号的第一眼，心里就暗暗赞了一声：漂亮！红色和白色的船身，在蓝天碧海之间，是一道怎样美丽的风景。三个字：
真帅气。
可是圣地亚哥号的船里面，展出的却不是那样让人从容享受的历史。
展出分两部分，船本身是一个参观对象。但是轮船都是大同小异的，除了超级豪华的船长室和迷你的游泳池之外，并没有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但是在货舱区，却是一个叫人惆怅的展出。
展出名字叫做“提着一箱子的希望”。汉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港。输出货物是一桩大买卖，而输出人口，是另外一桩大买卖。当时欧洲的经济状况很糟糕，许多人都打算去美国寻找新的出路和新的人生，汉堡就是他们去另外一个心目中的新世界的必经之路。
当时波兰、捷克、奥地利，还有德国本国的许多平民，因为无法再忍受自己国内的政治与经济，纷纷把希望寄托在了彼岸。
但是此岸与彼岸隔着一个大西洋。
“人口是桩大买卖”，这是当时汉堡轮船公司的格言。他们抓住了机会，大做广告，把彼岸的世界宣传得无比美好，让欧洲的人们来搭乘自己的轮船。500万人次，由汉堡进出。
移民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是轻松的话题，更何况在19世纪末的欧洲乱世。
“妈妈你在哪里？”一张巨幅的照片上六个孩子并排站着，眼神迷茫。那个时代，欧洲的妇女并没有职业的机会，除了生孩子照顾家庭，没有更多的选择。但是移民到美国，却是个改变人生的机会。或许这个母亲已经忍受够了家庭的繁累，无法想象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她独自一人，登上了去彼岸的轮船。她抛弃了丈夫和六个孩子，选择一个或许有或许没有的新的人生。轮船出发的那一刻，她是否心如刀绞，或者面无表情望着窗外，湛湛蓝天碧海，天地不仁。
在去到“美丽新世界”之前，这些移民都要到汉堡的一个“移民区”居住一段时间，据说是所谓的“隔离区”，为了防止他们把可能的疾病带去美国。这其实，又是轮船公司和移民办事处的另外一桩赚钱的生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选择了要移民的人们，走到了汉堡，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去到这个移民区，生活一段时间，接受各种各样的身体检查，有时候还要打打廉价的零工。
终于可以登船了。展出的许多图片上都是一张张彷徨的面孔。全部的行李就是自己和一个小小的手提箱，“提着一箱子的希望”，奔赴彼岸。长达三个月的航行，在闷热潮湿的平民舱里度过，吃得身体不济，午夜梦回家乡，醒来时枕边已被泪打湿。已是念去去千里烟波，想到这是一去不返，流泪无用，不如歌唱。
展厅里播放着这个时期的移民给自己谱的曲子，都可以叫做流浪者之歌。歌声里故作的欢乐掩藏不住心里的凄惶和思念。——这难以安身的年代，不能流泪，只能歌唱，必须歌唱。
“你是不是也在某个地方，或许偶尔想起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