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性钚，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两万四千年。如果侵入人体，就极易被骨髓所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进入体内后200年还剩一半。这就是说，它将终生伤害着“吃剂量”的人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仅仅1克重的钚就可以毒死100万只鸽子，由此不难想象它对人体的伤害。这一切，邓稼先当然清楚。但他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决定立即上车。他心里在想：“这事我不去谁去？”他平时对于别人的安全非常关心，而偏偏把自己的健康和生死置之度外。这种拧脾气，似乎是从事核武器研究之后添的“毛病”。是他后来性格变化的一个侧面。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没有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
他这时还不知道是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的事故，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他一定得找到核弹，探明原因。车子在大戈壁上迅跑，他终于找到了。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与他同行。最后他急了，忘掉了对领导同志应有的尊重，他大声对赵副部长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是一句只说出一半的话。如果把这句话完整地说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白白地做出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勇敢地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了。邓稼先把钚对人体的伤害忘得一干二净。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勇敢，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英雄行为，大概所有真正的英雄都是这样的。他完全和平时一样，只不过有一份急切而焦虑的心情。他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锐利的目光四处扫视，边走边找。终于，碎弹被他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傻子，他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危险的放射物。他立即放心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的精神骤然松弛，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远方的吉普车走去，他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至今，在邓稼先家中的相册里仍有一张只见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类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自己身体健康的巨大转折。此次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
他可以避免这次致命的伤害吗？他应该躲过这次致命的伤害吗？和他共过事的熟人，了解他的朋友在他已经逝世的许多年后，仍然对这个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一定会去的，这是他世界观发展的逻辑结果。在他冲进去的时候，受到责任感化作的强烈情感所驱使，他想不到别的事情，他顾不得那么多。他脑子里只想赶快知道事故的结果，个人安危他来不及考虑。这，就是邓稼先。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数量虽在正常范围，但白血胞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但他只对妻子说了尿不正常。许鹿希火了，跺着脚埋怨他。按道理邓稼先应该到疗养院去。受的放射性剂量这样大，疗养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身体无疑有很大好处。可是他没有去，他离不开工作，直到他离开人世之前，他没有疗养过一天。有一天晚上，许鹿希坐在他身旁耐心地劝说，邓稼先斜倚在床上，他宽大的上身靠在厚厚的被褥垛上，两手交叉枕在脑后。他的眼睛，时而看着妻子，在听劝说，时而愣神望着墙板，在想别的。是什么想法把他的眼神拉过来，又是什么想法把他的眼神推过去的呢？许鹿希能猜得到，因为她太了解他了。
邓稼先的心在事业上，他为自己健康忧虑的落脚点也在事业上，身体是搞好事业的本钱。自从他投身祖国的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研制工作以来，我国的核武器便以很快的步伐前进。从绝对速度讲，我们的进度甚至超过了核大国。这一点令全世界惊奇：从制成原子弹到制成氢弹并放响它们，美国的间隔是七年零四个月（1945年7月-1952年11月），苏联四年（1949年8月-1953年8月），英国四年零七个月（1952年10月-1957年5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1960年2月-1968年8月），而我们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1964年10月-1967年6月）。并且研制氢弹最后一年的工作，是在十年动乱的劫难环境中完成的。
不管怎么说，解放后的新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外国没有，就是在自己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力量能够凝聚人心、调动人力、顽强攻关、永不止息。这一股力量，创造了新中国三年恢复战争创伤的奇迹，抗美援朝胜利的奇迹，独立地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奇迹。
邓稼先最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自从那次吃了特大剂量，他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很快，头发白了，工作疲劳也不易消除。打从小时候起，他是非常喜欢出去玩的。但这时有一次大家爬山，半路上他突然感到举步艰难，身上沁着虚汗。最后，这次郊游就半途而废了。也有时开着会突然心跳很快，他把手伸给高潮副院长，让老高帮他搭搭脉，这时他的心跳每分钟已经超过120次。有时他甚至非常怕冷。他觉出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或者退下来，争取过几年安生日子，延长一点寿命，并补偿一些对妻子和孩子所欠下的爱抚？自己也该喘息一下了。他的确感到肩上的工作担子使他过分吃力，科研攻关时要绞尽脑汁和耗尽精力；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相互矛盾的要求，常常让人顾此失彼；因被别人误解和其他的伤害，令他有时感到心情沉重。他偶然间想起卢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块瓦片从房顶上落下，是有可能伤着我们的，但不及坏人蓄意掷过来的石头伤及人的心。”总之，过去这些他不甚介意的东西对他心灵的刺激比以前是稍微加重了一点。他在各方面都显出了疲劳的痕迹，身体的和心灵的。
一次，他利用散会后的一点空儿，和妻子到颐和园去。北京颐和园是他俩玩过多次的地方。园里的山山水水，从佛香阁到十七孔桥，还有湖的西岸边未经修整的野路，他们都是很熟悉的。每次游公园、逛商场、看庙会，他总是兴致勃勃，这一次也是他出的主意。那天他们原打算看菊花展览，待到他们赶去时，展览已经关门，这是晚霞斜挂西山的时候了。园内的喧嚣声随着游人慢慢离去而渐渐消失。他和许鹿希漫步走在后山的小路上。此时夕阳西照，路旁低处的土地上有星星点点的小花。两人的步子不约而同地慢下来。还没有走到最高处，邓稼先便觉得有些累了。他们在铺满秋叶的路面旁边选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大石头，稼先马上坐下来。许鹿希剥了一个橘子递给他。斜阳的余晖下，万寿山此时格外安静。邓稼先吃着橘子，似乎是漫不经意地浏览着湖光山色。忽然，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多恬淡、多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他对安静优美的大自然、对夫妻间悠闲自在的生活，流露出内心深处的一丝眷恋之情。许鹿希看着他，意识到稼先在精神上也感到了劳累。不过这种劳累，只是他精神世界中偏远的一隅。
1984年年底，邓稼先指挥了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组织指挥的一次核试验。当时的乌鲁木齐已是银装素裹。邓稼先在严寒中又一次来到罗布泊这度过一生中那短暂难熬但又异常兴奋的时日的地方。在1986年前国家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他亲自在现场主持过15次。这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有人称邓稼先是福将。福将，习惯上的理解无非是老天爷保佑。15次那样复杂的核武器试验全都靠天行吗？当然不行，这只能是邓稼先本人的水平和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结果。老天爷可帮不了这样多的忙。由于常常在罗布泊基地工作，他对这一块楼兰古国旧址，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特有的荒漠旷景是和他事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连在一起的。这年年底，他已经满60周岁了，但国家对这一次的试验有重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