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一样是唐代韩干的《夜照白图》。
确实，这两件宝贝的价值不知道怎么去估量，亦或者说根本就没法儿估量，无价之宝。
手里拿着这两件宝贝，别的一概没有，您也可以跻身于大收藏家之列。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想提出一个关于“收藏家”这个概念的观点。所谓大收藏家，您这个“大”字，体现在哪儿，有个误区，有人说收得宝贝越多越好，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拥有多少多少件藏品了，这就算是大收藏家了。
不见得。
这跟数量没多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位收藏的东西都是什么。
比方说，成化斗彩鸡缸杯，存世量就是个位数，您有一个，行了，收藏家！谁也别跟您争了。
再比如，大宋汝窑，全世界67件，您要是有第68件，成了，大收藏家！谁也别跟您争。
反过来，我有一库房全是瓷器，够开好几家博物馆的了，够份儿了吧。等等，您先别忙着美，咱先瞅瞅您那一库房里“囤”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啊，扔潘家园十块钱仨！
不过话说回来了，您要说好东西光有这一件儿，也仿佛差着那么点儿意思似的。要是能搭配着再丰富一些，当然更好了，不过这还得看缘分。
这个缘分分两头，能遇见，能拥有，是一半儿的缘分，要是能维持住，这才是真缘分。
就像溥心畬，他说自己两件藏品如何如何，结果呢，他哪样儿也没留住啊，《平复帖》让张伯驹买走了，《夜照白图》让外国人买走了。
这还是没缘分呐。
自从张大千有了《潇湘图》，溥心畬不吭气儿了，人家真淘着够分量的东西了。
《潇湘图》流传有绪，曾著录于北宋内府。后流入董其昌、袁枢手中。
袁枢是董其昌之后一个收藏这幅画的人。
袁枢大家不熟悉，他的父亲袁可立比较著名，万历年的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辅佐了万历、泰昌、天启和崇祯四朝。
袁枢收藏这幅画的期间因为明末清初的战争原因，画曾经一度险些被战火毁灭。
睢州高许之变，袁家诸多藏品均遭到了破坏。但是唯有这幅画安然无恙，它算是比较有运气的一例。
所以，后来朋友王铎为这幅画写跋时就说这事：袁君收藏如此至宝，葵丘城堕家失，有次数帧不宜郁宜快也。
家虽然烧了，没事，只要画没事，应该还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啊。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这幅画大难不死，有没有后福不知道，反正后来被张大千收藏，后面的命运我们就很清楚了。
很多年以后，以谢稚柳为首的一批鉴定专家们终于承认，画确实有问题。
那时候国家文物局已经收集了很多同一个画家的不同作品，这样就给鉴定人员提供了一个便利，大家可以把这些画放在一起研究，起一个宏观审视的效果，就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个画家的笔法和时代的特点。
通过比较董源的其他作品，和同时代的其他画家作品，我们发现张大千所提供的这些画的笔法根本不够五代，也不够宋，倒很有可能是宋代以后的摹本，只不过水平高超。
而在80年代，包括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在内的鉴赏家们，还并不怀疑这些画卷的真伪，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相信了画卷中董其昌的题款。董其昌的权威性让这些国宝级的学者们懈怠，放松了警惕。
按理来说写题跋这种东西就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写字这人这杆笔怎么走，那就得看握笔那人的心思了。最典型的，我就记得在琉璃厂博古斋里有这么档子事儿，有个叫李佐贤的请博古斋学徒修复一幅古画，结果过几天修好了之后一看，根本看不出来修过，绝对完美，于是这位李大爷交了五十两银子成交，把这幅画拿回家来，写一个跋，在跋里明确把修复古画这事儿说成是自己花三天功夫在家干的，其实呢，是人家博古斋工匠干的，窃取人劳动果实。可是，后人可不知道到底谁修复的，也没亲眼见着，一看你题跋里这么写的，那可不就相信了吗。
我们知道，包括“软件文物”与“硬件文物”在内，它们的鉴定与辨伪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必须建立在通过比较大量正确的实物的前提下，才能看出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对的。
标准器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来讲，标准器越多，我们的鉴定就越有把握。这种鉴定学被称作“标型学”。
古人由于信息的限制，他们不能像我们今天可以见到那么多集中的“标准器”，所以就算是大收藏家董其昌也好，安岐也好，乾隆皇帝也好，他们都没有我们今人这样健全的信息，所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事情发生是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太过于在意那些古代名家的题跋，有时候这些文字会给我们传递很重要的历史信息，但同时，矛盾的反面亦存在，它们有时也会误导我们，把我们的鉴定引向一个南辕北辙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