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贪官不懂“关系学”是不可能的，严嵩的党羽比较丰满，只要是愿意加盟的都可以投靠于他。比如说曾以贪被贬的赵文华，因为认严嵩为其义父，被擢升为工部侍郎，后又被任为工部尚书。比如说极度贪贿奢侈的鄢懋卿，对于严嵩是通贿无虚日，被擢拔为左都御史，最后官至刑部右侍郎。比如说因罪被废的仇鸾．与严嵩结交之后，立即官运亨通起来，即使遇敌便溃，仍能加官太子太保。人们逐渐知道，尊重严嵩就是尊重自己的未来，这个结论让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感到悲观失望，也让很多毫无作为的家伙找到了自我实现的可能，当他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时候，还可以投靠严嵩。而只要很讲究且懂得门道的来投靠，严嵩来者不拒，这种局面使得皇权逐渐转化为实际上起作用的“严权”。
至于说与之叫板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倒霉。御史桑乔首劾严嵩贪污，说他的丑事太多，结果被谪戍九江而卒。御史叶经揭发严嵩交通藩邸，严嵩编造事实说他讽刺皇帝，结果将其逮捕之后受廷杖而死。锦衣卫沈练历数严嵩十大罪，结果以诋毁大臣之罪，遭谪贬于保安，后又以勾通叛逆罪将其处死，几个儿子也或死或囚。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之奸，结果被廷杖之后打人大狱中，备受苦楚并最终遇害。其余不必枚举，只要得罪严嵩，就等于是毁掉了自己的未来。
发展到后来，只要与他略有异见者，几乎都难逃他的毒手。当鞑靼大兵进犯京师，嘉靖召严嵩问计：“事势至此，奈何？”严嵩说：“此穷寇乞食耳，毋足患。”嘉靖要知道得更具体一些：“何以应之？”严嵩默然无以为对。他不是默然思考办法，而是默然计划战败的应对之策：“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自去。”也就是不顾民之生死，让敌人任意抢掠蹂躏，这算不是办法的办法。这个曾为神童的卑鄙无耻的人遇事几乎毫无办法，“与小儿议之”，朝廷政务其实都是他的孩子完成的。清代史学家谷应泰称其为“茸庸材”，这几个字说得确实非常恰当。
严嵩的这种状态与明代皇帝昏庸无能有关，政治荒废和纲纪不振给阴谋家、野心家提供了机会，汪直、王振、刘瑾、焦芳直至严嵩都是坏事做绝。昏庸的皇帝不会成为政治朝臣的楷模，他们大都愿意听好话，这又怎么办呢？只好在奸佞的甜言蜜语中找到某种安慰。这种安慰尽管大都声势宏大，但都属于不真实的荒诞繁荣，无道之人往往顾不上对比荒诞和真实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他们大概都是视角怪异的自我鉴赏家，自欺欺人过头了。
同其他自掘坟墓的佞臣一样，严嵩的结局也很悲惨。这件事情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严嵩身上，我们看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民主缺席的时代，正直的声音往往因为各种阻拦而无法张扬。设若严嵩的权力能够得到合理的控制，他的悖逆举动能够在忠臣的直言中得以暴露于光天化日，明朝的社会面貌不至于令人如此失望。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注定揭竿而起，生活在辽东的游牧民族正是看准这个机会，激情入主中原，开辟了满清进京的时代。
积不善者，必有余殃
说让对方愿意听的话，得知道对方愿意听啥，和坤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愿意做弄臣，没事儿玩点儿“花头经”，皇帝还就愿意读这种看似深刻的表面文章。敛“白银近十亿两”的他最后遭到弹劾，这笔钱等于清政府20年收入总和的一半多。有很多传说都可以被当做很好的谈资和听资，比如说清世宗雍正有位妃子，长的是天姿国色而楚楚动人，被疑调戏皇子乾隆而赐自缢。乾隆登上帝位后，偶然遇到了初次入朝的和珅，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和珅的面貌与那位自缢的皇妃有不少相似之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乾隆对和珅的怜爱之情也顺理成章。据说事情还得到了印证，因为找到了身体上的存在根据，在御花园赏玩时，乾隆偶然看到这位宠臣的脖子上还留有“上吊绳印”，也就更加确认无疑了。
处于传说之外的，还有他在事实上的巧舌如簧，能够把黑的说成白的，把一根稻草说成金条，把明白的事情说糊涂，这个本领的获得也能够获得某种实实在在的能力，和珅就是个有这种能力的人。说让对方愿意听的话，得知道对方愿意听啥，乾隆很愿意谈文讲史，重视文史的整理工作，曾经核校《二十四史》有否舛谬。总也找不着错误，肯定会感到非常无聊，和砷的办法是故意制造错误，有了部属的错误，才会彰显出皇帝的无比圣明，和坤能努力给皇帝的圣明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以便“宸翰勘正”，以至于乾隆未改过的作品是谁也不敢改动的。
和珅也还算很有文化，比如说对皇帝的楹联，就很能说明他的才识。据说乾隆大宴百官时，见有“玉盘浩银如水起”，随口吟出上联：“中秋八月中”。和坤起身作揖而对日：“半夜二更半”。确实是联中高手，以“半”对“中”，以“二更”对“八月”，“半”又是“中”的近义词，大有俗中见雅之味。和珅的才华还突出地体现在外语水平上，口舌如簧的他精通多种外语，替乾隆处理民族和外交事务，让很多外国使臣都佩服有加。这时的他似乎看到了自己能力的不可替代，不可替代是最大资本，“物以稀为贵”，无疑独一无二为最贵。当然，最贵得有人认可，封建社会的皇帝觉得你一文不值，你就只能抱着和氏璧在大山里哭鼻子，和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愿做遭到千古唾骂的奸臣，也不愿做吃力不讨好的忠臣。
他愿意做弄臣，没事儿玩点儿“花头经”，比如说“指鹿为马”一类。和珅还不至于窃用他人的专利，他可以指恶为好，指贫瘠为富有，或指花架子为真本事，“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他总是要做点儿表面文章的，皇帝还就愿意读他的这种看似深刻的表面文章，由于得到乾隆的荫庇，很多大臣都趋炎附势，正直者如刘墉也只是洁身自爱。和珅的行事胆大包“天”，更在“天”外不择手段地聚资敛财，有时候把皇帝那份儿都占为己有了。
地方督抚的贡物也大都被其截留，俨然在太岁头上动土了，社会风气遂以层层克扣盘剥、敲诈勒索为主流。也有人主张整顿腐败，乾隆是不愿意让官员没面子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便逐渐肆无忌惮了，“面色白晰，不卑不亢，极有风度”的他权倾朝野，谁要是跟和大人没有好交情，在满清官场就注定不得烟抽，这样的宠臣身边笼络了大量的投机官员，似乎毫不足怪。和珅大概还是没有思考明白，人生一世，即使变着花样儿地贪，又能够享用多少？这样的积攒钱财不仅对子孙无益，还很可能有害，且为害不浅。
《易传》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太上皇乾隆寿终正寝，对于这位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而言，官运和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聚得家财共“合白银近十亿两”的他理所当然地遭到弹劾，因为这笔钱大抵等于清政府20年收入总和的一半多，嘉庆遂传旨将和珅革职查办。这时的他似乎终于有所领悟，忆起早年自己的家境贫寒，围子监刻苦读书，天资聪颖，由黄门小吏而成大学士、九门提督，曾设计过承德外八庙，特殊保护过《红楼梦》，使其得以流传，终因为贪污成癖，好事做得少，坏事做得多．49岁的他被赐以自尽，好在有4位如花的女子为其殉情，也算是对他的才华和人缘的某种苦涩安慰了。
鲁迅先生曾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又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当“瞒和骗”已经没有力量的时候，等待他们的道路已经不难预料，其家财当然全部充公，后世子孙还背上骂名，直至多少年之后都难以洗脱。这大概就是和珅的愚蠢之处，可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做法的承继者总是不以为愚蠢，沾沾自得地胡作非为，官德缺失的起点似乎总是指向法律所严惩的目标。
左右逢源的红顶商人
他有白手起家再买空卖空直至振兴民族商业，终成巨贾的传奇经历。由于成功地辅助了权臣左宗棠，首创中国近代外债，被授予二品顶戴，有了官商的身份。商事鼎盛的他开始生活腐化，以至于遭遇危机。
商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各行业的需求建立起交换的平台，交际无疑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缺乏这种能力的商人是不可想像的。在具有这番能量的人群中也有高低雅俗之分，比如说弦高犒师就很能体现商人的爱国心理，而提到最善于左右逢源之人，似乎是不能忽略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就是这个白手起家从买空卖空到振兴民族商业，终成巨贾的传奇人物，他的最终结局的直接原因是封建中国的商业心态遭到极大冲击，这个由商而官者遂暴起暴落，到底烟消云散了无痕迹。
但他的交际能力是不能了无痕迹的，通过研究其发展轨迹，不难看到交际内蕴的力量对于个人发展的意义。幼时家贫的他以帮人放牛为生，后来被推荐到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到肆主的赏识而擢为跑街。没有后代的肆主在临终前以钱庄赠之，这是胡雪岩真正创业的开始。他渐渐学会如何与官场中人往来，因为资助潦倒的冗吏王有龄而得以旋升，开阜康钱庄的他一度曾失业，王有龄感念其恩，二人遂成刎颈之交，此后为他这位杭城大商绅频频开绿灯，使他逐渐有机会在官场、漕帮和外商买办之间层层投靠，以连环算计网罗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图大业。
具有社会深层体验的他混迹于勾栏、赌场，太平军攻杭州时，他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这时的他手段很灵活，不仅经营丝茶生意，还收姬纳妾邀友逛青楼喝花酒，为妓女赎身而后转送于高官。在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期间，曾委任他为总管，主持全省的钱粮军饷，阜康钱庄遂获利颇丰，京城丙外诸公大都以之为外库，寄存尚且无算。左宗堂是官场中人，但是也有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恰恰胡雪岩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他为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购买外商的机器、军火，邀聘有经验的外国技术人员，左宗棠自然不会亏待他，给了他获得大量回佣的机会。这个已经跻身于江浙大贾之列的聪明人开始操纵当地商业，在丝、茶出口专营方面垄断金融。
阜康钱庄的支店渐渐拓展到20多处，遍布全国大江南北，这时胡雪岩已经拥有2000万两资金和万亩田地。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开辟了中国近代外债之先河，他曾因左宗棠出奏保荐而被授予二品顶戴的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说明了他的官商身份。中药在当时对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看中这块市场的他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后于杭州涌金门外购买10多亩地建成胶厂。由于广泛的交际能力，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其商品登上市场立即就成为名牌。
这位被赐予有资格在紫禁城骑马殊荣的晚清惟一红顶商人找专家配制出400多个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精制成药后便于患者携带和服用，正赶上战争频繁而疫病肆虐，“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便有机会耳熟能详。为了牌子不倒，他特地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药厂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所用药材都直接在产地选购，自设养鹿园的胡庆馀堂成为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国药号，可谓饮誉中外。
当时的他已经膨胀了，由于交际能力强，商界和官场的上层人物都很给他面子。往往一夕之间，就神奇地获利百万，树大招风的他甚至被称为“财神”。由于在上海办蚕丝厂，他耗银2000万两，企图高价收购国内数百万担丝品，以此垄断丝业贸易，而当时的机器化大生产时代已经来临，江浙手工生产能力远远比不上外商的丝织工厂。他的这种试图垄断的尝试使得外商联合拒购华丝，而海关海运又操于外人之手，不能够直接外运。无论纵横商海的他如何了得，但个人能力毕竟不能跟整个欧美市场的经济总体形势对抗，令人遗憾的是，商事达于鼎盛的他开始了腐化的生活，在商海遭遇危机。亏耗1000万两资金更使他的商业周转不灵。就在这个危机时刻，“坏事传千里”，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以至于胡氏各地商号均告倒闭。更何况，“排左必先除胡”，李鸿章因为与左宗堂在“海防”、“陆防”上有所争议，必将胡雪岩视作挤垮左宗堂的关键。胡庆馀堂破产易主后，变卖家产的这位红顶商人遭到清廷的革职查抄，因为各种原因被治罪。堂皇的昨天掩不住苍凉的秋意，遣散姬妾仆从的他郁郁而终，其体验告诉人们，交际总是在有价值的环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提缺失的时候，其能量往往失灵，这恰恰是善于交际者所不能够忽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