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系谭锡畴教授是矿业专家。抗战期间急需铁矿等抗战物资，昆明附近有个易门铁矿，开采于1937年，这里虽然有露出的矿石，但矿脉有多深多宽多长、矿石品位如何、开采价值有多大均不得而知。于是，谭锡畴老师被请去勘查评估。他前山走走，后山看看，得出结论：易门具备大矿开采条件。这件事被同学们传为美谈。刘东生觉得学地质太有用了，谭老师转了一圈，居然决定了易门铁矿的命运，直接为抗战派上了用场。
负责“构造地质学”、“地质制图学”、“地貌学”等课程教学的袁复礼教授，给同学们讲的故事更是如同一把火，进一步燃起刘东生对地质工作的向往之情。1927年到1932年，袁教授参加了中国、瑞典合作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席专家便是大名鼎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考察队员拉着骆驼，从内蒙古包头前往新疆，沿途进行人文地理考察。虽然军阀割据、土匪频出使考察团蒙受了不少磨难，但考察团还是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袁复礼置身新疆三年，就在吉木萨尔和奇台地区发掘到71具恐龙等爬行类动物化石。每当袁教授讲起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时，刘东生的思想也随之到了天高地阔的大西北，这唤起了他强烈的探险欲望，坚定了他学好地质的信心。
1942年刘东生要毕业了，不料临近毕业他却患了严重的胃病。好在他平时学业优秀，仍于当年夏天准时在西南联大毕业，但这病也使他错失进入仰慕已久的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良机。成立于1913年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科学研究机构，被认为是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先驱，其成果走在世界前沿。眼睁睁地看着同学陈梦熊、罗明远、顾知微、穆恩之等高兴地迈入地质调查所大门，而自己，做了多年的地质梦，竟然与之无缘，刘东生不由得惆怅不已。
（二）
投医问药，治疗胃病，1943年这一年，刘东生忙的主要就是这一件事，胃病终于痊愈了。次年初，他背起行囊离开昆明到四川谋职，并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盟军第二空军招待所求得一职，负责管理库房和洗衣房。之后，他又被调到成都彭家场军用机场招待所，继而转往西安盟军空军招待所从事勤务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很不起眼，但是能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尽一份力，刘东生还是感到些许宽慰。1945年8月，他在西安迎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赢得胜利。
辗转三年，不管身居何处，刘东生都仿佛感到，他所热爱的地质专业，他所钟情的野外科学考察，时刻都在呼唤着他归队，以实现他地质报国的夙愿。不安的心驱动刘东生写信给供职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同学，表达他的企盼。抗战期间，重庆作为陪都，国民政府的重要机构多迁到了这里，其中包括中央地质调查所。他的同学回信告诉他，首先要取得所长——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李春昱认可，才可进入入所考试环节。1946年1月，喜讯传来，他可以赴重庆应试。
首位考官是调查所古生物地层研究室主任尹赞勋，他主持的面试顺利通过。接着是黄汲清主考，他问道：“云南的最高山的海拔是多少？”“云南昆明附近地区海拔大概是多少？”“狮子山顶是哪个时代的地层？”……好在刘东生学业精湛，对答如流，这一关也顺利通过。刘东生终于被正式录用了。
夙愿化为现实，这一天对于刘东生而言虽然来得晚些，但毕竟从此踏入地质科学的大门。也许是渴望进入地质调查所的情感被压抑得太久，“科班”出身的刘东生进所后，并不介意所里分配给他的是与科研专业尚有距离的辅助性工作，图书管理也好，编辑校对也好，标本整理也好，他样样都干得很投入，他觉得万事皆学问，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最大限度地从中汲取知识。
中央地质调查所与美国国家地质调查所及其他国家的地质研究机构都有馆际图书交换，图书馆里排排书架放得满满的。刘东生发现，他可以借管理图书的机会读到最新出版物。以美国出版物为例，阅后能了解他们做了哪些研究项目、开发了哪些矿山，还能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对美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等。
在黄汲清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地质学会志》，以及侯德封先生主编的《地质论评》中，刘东生一度担任过编校工作。做了几个月后，他懂得了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规范，对什么是优秀论文有了大致的认识。
侯德封曾受命负责地质陈列馆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刘东生则被指定参与陈列馆的标本整理工作。拆包、对接、编号，摆弄化石不仅繁琐、辛苦，还整天弄得灰头土脸，刘东生照样干得很出色。
“我在西南联大是学习阶段，初期在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是科研的准备阶段。这两个过程奠定了我后来从事科研的基础。”这是刘东生对两段生活的总结，表明时光在他身上，只要可能，他就会充分利用。
1946年夏，中央地质调查所自重庆回迁到南京珠江路700号大院。一次，李春昱所长找刘东生谈话，建议他从事工程地质工作，他婉拒了。他认为自己既然学的是地质学，还是致力于地质研究为宜。借这个机会他也提出，想随杨钟健先生学习古脊椎动物研究。李春昱同意了，刘东生如愿以偿成了杨钟健的门生。
如果说刘东生在西南联大时，对杨钟健追星般的崇拜还仅限于他首次在中国发现最完整的恐龙化石骨架，那么当他走近杨教授，才知道导师不仅富有爱国情怀，还具有进步的思想，与许多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有过交往，与毛泽东还有过书信往来。抗战期间，他一再用行动和诗歌表达他的愤懑与抗争。更为可敬的是，杨钟健冒着被国民党以“通共”罪名杀头的危险，一直保存着毛泽东写给他的信。
跟随杨钟健学习，刘东生是幸运的。在学术上，作为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的研究水平、治学态度，国内难有几人可比。刚开始时，刘东生随杨钟健学习并研究古哺乳动物，侧重古鱼类，如新种古鳕鱼。后来又在老师指导下整理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为做好鉴定工作，他颇有创意地到肉铺里买了猪的骨骼作为比对标本，受到老师夸奖。刘东生曾这般深情地回顾他的恩师：“在那空旷的大厅里，看着那些摆在四周的奇形怪状的动物骨架，它们真好像神话故事中被禁锢了的仙女似的在那里发呆，毫无生气。可经过杨先生这么一讲，它们就像是在‘魔笛’的神奇音乐下，又都活了。我为这些宝贝能够保存下来而感到十分高兴。虽然我还不能体会，但已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杨先生引进了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发展之中。”
到了1947年，杨钟健直接指导刘东生发掘古生物化石。一次刘东生赴甘肃、青海，配合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发现者裴文中进行古生物考察。杨教授特意叮嘱他，有位叫苗祥庆的人，曾在青海省民和县采集过鳄鱼头骨化石，而这类化石的出现地，可能会伴存着其他化石，要予以注意。刘东生与同行者到达苗祥庆提供的地点后，果然发现一段恐龙腿骨化石。杨钟健得知此事，对刘东生的工作大加赞赏。杨教授对这段腿骨化石研究后，认为是合川马门溪龙遗骨。合川马门溪龙化石原发现于四川，青海距巴蜀遥而又遥，居然出土同一物种，由此可见其分布之广。现在，与青海省民和县城仅隔着一条湟水的甘肃省红古区广场上，就竖有一座巨大的合川马门溪龙雕塑，以示远古时期当地曾有如此巨型动物生存。
1951年，山东大学地质系老师带领学生实习时在莱阳发现了恐龙蛋化石，邀请杨钟健前往看个究竟。杨教授以前尚未见过恐龙蛋化石，自然兴趣盎然，便带着刘东生等前去考察。这次考察中，刘东生意外发现了一副恐龙头骨化石。化石运回北京后，杨钟健看到恐龙鼻子上生有一角，遂将其定名为“青岛棘鼻龙”。如今，这副恐龙骨架仍摆放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展览馆内。
“研究古生物有点像侦探破案，古生物学家要善于找寻线索来解决问题。”杨钟健曾对刘东生如是说。刘东生认为这句话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影响至深。得益于老师指教，刘东生也有所感悟：“研究人员在专业上若想得到飞速发展，就要争取与一流科学家在一个锅里吃饭。”简单的“一个锅里吃饭”，道出了“近朱者赤”的哲理。
大英博物馆里，如今悬挂着世界六大古生物学家的照片和简介，杨钟健列于其中，这是迄今为止亚洲唯一一个列入其中的科学家。仅此，杨钟健可称为超一流科学家了。与杨钟健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刘东生后来也成了世界级科学家。
而立之年的刘东生，不经意间步入未婚大龄青年行列，这时一名叫胡长康的浙江绍兴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胡长康温文尔雅，在上海念完中学后，又成为南开大学生物系学生，1951年8月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室主任就是杨钟健。在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工作的刘东生，从莱阳发掘完恐龙化石后也来到北京，临时在新生代研究室上班。因为南京、北京这两个研究室领导都是杨钟健，等于胡长康和刘东生都是在同一个名师指导之下工作。于是，他们有了相识相恋的机会。1953年，刘东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1955年圣诞节前夕，他们终于喜结良缘。
（三）
黄河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然而，它的多变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以来，黄河决口共约1500次，重大改道有7次，其溃堤泛滥范围北达海河流域，南抵淮河流域，遍及我国整个东部平原。强烈的泥沙淤积，又使黄河成了地上“悬河”，犹如随时坠落的利剑悬在黄淮地区广大人民头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决心兴利除害，治理黄河。刘东生与队友们一道光荣地承担了这个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任务。
1954年初，刘东生被借调到水利部黄河梯级开发坝址考察队，担任技术指导，奔波在刘家峡和龙羊峡之间。任务临近结束，地质所所长侯德封发来电报，要他赶往河南三门峡地区的陕县会兴镇，那里有三门峡水库区第四纪地质综合考察任务等着他。
自此，刘东生步入了研究黄土高原这一新的科学领域，与黄土高原这一“风神捏就的土地”结下不解之缘。他曾坦言，在三门峡地质考察之前，他并不大了解黄土高原。然而，黄土高原这本厚厚的书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等待他去阅读、去揭示其中的奥秘。
一天在会兴镇吃完晚饭，刘东生与队友像往日那样在户外散步。夜幕降临，老百姓家家点上了煤油灯。突然，他发现远处山坡上有一排排灯光，那是只有楼房住宅才会出现的景象。“贫穷的河南农村不可能有楼房，哪来这么多如此分布的灯光呢？”他感到非常诧异。刨根问底是科学家的天性，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向昨晚看到的地方走去。明亮的阳光下，谜团终于解开，原来黄土崖上，上上下下是成排的民居——窑洞。这些成排窖洞发出的灯光，夜色之下远望，自然近似于居民楼房发出的灯光。“窑洞叠着窑洞，没有坚固的黄土层是难以支撑的，究竟是何样的土质给老百姓提供了这般坚实的建造条件？”他顾不上回去吃早饭，便顺着山坡向窑洞爬去，想弄个明白。仔细观察后他发现，窑洞均开挖在黄土层中，每层窑洞顶部都有一层颜色偏红、质地比黄土还坚硬的土层，从而保证窑洞不易坍塌、渗漏。他在为农民们的聪明创造感到兴奋的同时，也思考着一个问题：“这种被农民用来充当‘窑洞顶板’的沉积物究竟是怎么来的？”
回到营地，刘东生把自己的发现和疑问讲给从事土壤研究的队友朱显谟听。朱显谟也很感兴趣，为了解开这一谜团，在以后的考察中，每次见到窑洞顶部这种颜色偏红的层位，他们总要仔细观察。朱显谟认为这种层位像是土壤层。为求证这一观点，他们将采集的样品带回实验室研究。刘东生从粒度组成、矿物和孢粉方面进行思考；朱显谟从土壤的发生层、微结构方面进行分析。最后，两人终于认定，这“红色条带”为古土壤。
刘东生从排排窑洞的“盖板”引发思考，进而辨认出古土壤。联想到牛顿从苹果的落下得出万有引力理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大科学家往往能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发现问题，引发思考，他们是生活中的有心人。
黄土高原，以及由黄河裹挟着黄土泥沙堆积而成的华北和黄淮大平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如果要问我们脚下的黄土来自何方，就不能不首先提到德国地理与地质学家、国际地貌学之父李希霍芬。
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李希霍芬，1868年到1872年间来到中国探险。为进行地质和资源调查，他的足迹遍及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青海、新疆等地。这位被刘东生称为“中国地质学从无到有的领路人”的科学家，回德后出版了名为《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一书，该书共五卷，首卷内容便是中国的黄土。这位德国人对广泛分布于莱茵河流域的黄土是熟悉的，认为莱茵河流域黄土在性质上与中国黄土无异。不过从沉积厚度和分布广度来看，莱茵河流域黄土与中国黄土是无法比的。当时，有关世界各地黄土成因的说法有多种，李希霍芬是“风成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莱茵河谷地的黄土即为风成的。面对着区域广阔的中国黄土，李希霍芬知道，如果能把中国黄土的成因弄清楚，其贡献将非同寻常。出于尊重科学，李希霍芬力求在中国黄土研究中保持公正与客观。为此，他几度从“水成说”视角观测中国黄土，但均不能自圆其说。而从“风成说”去理解，却总是得心应手。实际上，李希霍芬并不是唯一用“风成说”解释黄土高原成因的，后来还有苏联地质学家奥勃鲁契夫等人，也认为中国黄土是由强风卷起粉尘并搬运过来的。
“水成说”的典型代表，是20世纪50年代来华考察的苏联专家格拉西莫夫、帕甫林诺夫等，他们认为中国黄土是山洪暴发所致，并且以对黄土剖面观测时获得的某些表象作为证据。
刘东生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黄土的成因，他认为，能够形成如此广袤而又坚实的黄土高原，必须有源源不断的物质供应，必须有持之以恒的搬运营力，必须能够形成沉降。
科学的结论只能来源于实地调查和实验分析。为了寻找到黄土高原的真实成因，刘东生率领他的研究团队踏遍了黄土高原，对黄土样品进行了一次次测定，对黄土从原始物质的形成、起尘与粉尘搬运、粉尘降落和保存条件、粉尘堆积后变化等一系列过程都进行了研究探讨，终于形成了一个完整清晰的成因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