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信仰什么(1)

1．五花八门的信仰对象

任何时候谈到信仰，都有一个信仰什么的问题，都有一个相信什么和追求什么的问题。每一特定的信仰都有其特定的信仰对象，即人们由衷相信的、牵动着人们的信仰情感并引起人们自觉追求的对象。

信仰对象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信仰过、崇拜过。可以说，有多少种信仰便有多少种信仰对象。有人统计过，人类迄今存在过十万种以上的宗教，那么至少有十万种信仰的对象了。而这还不包括非宗教的信仰在内。

梁启超说过：“对象有种种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义，或事情，只要为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对象。”

纵观人类信仰的历史，大体上可以把信仰对象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对实际存在的一些事物或现象的信仰，如古人对一些自然现象和自然存在物的崇拜。

第二，对异己力量及其代表的信仰，如对鬼神的信仰。

第三，对理念或价值观念的信仰，如对真善美的信仰，对自由、正义的信仰。

第四，对某些思想或世界观的信仰，如信仰马克思主义。

第五，对理想目标的信仰，如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天堂。

第六，对理想人格的信仰，如崇拜领袖、崇拜圣人、崇拜英雄等。

再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概括，可以把信仰对象分为两类，或者叫做信仰对象的两种形态。一种是物象形态，一种是观念形态。前者指人们对某种形象性的、对象性的东西的信仰，如对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信仰。后者指人们对某些观念或思想体系的信仰，包括对理念的信仰，对某种理论体系的信仰。

2．信仰对象的物象形态

在人类历史早期，人们所信仰的东西往往是形象性的，对这些东西的信仰是与对某些观念的信仰有所不同的。人们不论是崇拜某些天体，还是崇拜地球上的某些自然现象以及某些动植物，或者崇拜某些人物、某些神灵及其塑像等等，都是如此。我们把信仰对象的这种存在形态称为物象形态。

崇拜物象形态的信仰对象并不只是早期人类的特征，而是人类信仰的一个普遍现象。也许由于早期人类抽象能力较低，所以更多地崇拜有形的东西。后来人类抽象能力发展之后，他们对思想体系这类抽象东西的信仰就更多起来了。但是，人类信仰的对象不可能只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必然包含有对形象的东西的信仰。抽象的东西也往往需要形象的东西来显现自己。

物象形态的信仰对象既可以是现实的存在物，也可以不是。在历史早期，人们所信仰的物象往往是实际存在着的东西，如火、石、太阳等。但是，也有许多物象并不是实际的存在物。有的只是人们认为它存在，实际并不存在；有的能够存在或即将存在，但又尚未存在。这类并不实际存在的物象主要有两种，一是神灵，它作为信仰对象是形象性的，对象性的，被认为是存在于某个地方（如天上），但它事实上并不是一种现实存在的东西——除了它的塑像。另一种是理想目标，它是人们信仰和追求的对象，它的特点可能存在或必然存在，但又尚未在现实中存在，否则它就不是理想而是现实了。

人们认为这种理想目标实际地存在于未来，似乎好像是存在于某个遥远的地方。但是作为时间概念的未来与作为空间概念的远方，不是一回事。事实上理想还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只是人们把它投射于未来，作为一种虚拟的对象性存在物罢了。也许这种“未来不是梦”，但它毕竟还不是现实。

正是由于作为物象的信仰对象既可能是实际的存在，也可能并不是实际的存在，所以我选用“物象”一词加以摹状。这个词来自《老子》，它正好是一个实而又虚、虚而又实的概念。《老子》中谈到人们所崇拜的“道”时说：“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说得很形象，信仰的对象就是这种似有还无、似无又有的东西。

在考察信仰对象的物象形态时，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是如何成为人们的信仰对象或人们的信仰所寄的呢？

依我看来，某样东西成为人们信奉或崇拜的对象，往往主要不是取决于这种东西本身，而是取决于信仰者。是信仰者的信仰之情把某些东西变成了信仰对象。比如火是一种自然现象，只有当有人（如拜火教）崇拜它的时候，它才成为信仰的对象。蛇是一种爬行动物，只有当有人（拜蛇教徒）崇拜它的时候，它才成为圣物。在这里，这些东西自身只是作为一种信仰的载体而起作用。信仰的奥秘并不是信仰载体的秘密。比如，研究氧化现象（如燃烧）的科学家并不能揭开拜火教的秘密。解剖一条蛇也不等于解剖拜蛇教。

但也不能说，某种东西之所以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与这种东西本身完全无关。其实，这种东西对于信仰者来说也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可以说，在信仰者与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之间有某种联系，比如，往往是那些与人们的生活需要息息相关的东西，尤其是那些为人们所需要但又并不是特别容易得到的东西，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者是那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着人们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和实现的东西，也更容易成为人们的崇拜的对象。尤其是当人们既不能左右这种对象，也不能回避或绕开这种对象的时候。此外，那些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人们又弄不清楚（也就是说具有某种神秘性）的东西，也往往为人们所信仰。

总之，成为人们信仰对象的东西，都是与人的生活有关的，而且往往是对人的生活有益的。正如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所说：“凡属人类深感有益的、有价值的、神圣的东西，都被人类当作最可尊敬的至宝陈列在信仰的神殿之中。”

3．信仰对象的观念形态

与对上述物象的信仰有所不同的，是人们对于抽象观念或思想体系的信仰。这就是信仰对象的观念形态。在这里，信仰的对象表现为一定的命题或命题的集合，即理论。任何信仰，尤其是比较发展了的，其信仰对象都有相应的理论表达，这种表达一般说来是比较稳定的。接受这一信仰，就意味着接受一系列的命题，尤其是基本命题。比如，共产主义信仰就意味着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他们的信仰对象。宗教信仰也都有其基本信条、教义。可以说，它的基本教义就是宗教徒的信仰对象，或他们的信仰对象的一种形态。

实际上，理论家们更多的是从人们对思想观念的相信上来界定信仰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信仰条目认为，人们的相信存在着两种情形：一是相信某人（或某物），二是相信某命题（或理论）。这说明，信仰对象的两种形态已被注意到。但是，这里是把对人和物的相信排斥在信仰的定义之外的。信仰被规定为“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态”。在这里，信仰的对象只是命题，而且是尚未得到证实的命题。而“相信某人或相信某件事，与相信某一命题是真实的，是基本上不相同的两回事”。

信仰对象的物象形态与观念形态是密切联系、相互转化的。可以说，在任何一种信仰中，人们所信仰的对象都是既有形象的表达（物象形态）又有抽象的表达（观念形态）。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人类信仰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信仰对象的两种形态所占的比重不同罢了。比如，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形象性的东西占主导地位，人们对它的观念解释少而又少。随着历史的发展，信仰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信仰抽象的东西，即相信思想观念或理论体系。但归根到底，这两个方面都同时存在，在人类早期并不是只有形象，在人类的将来也不会只有抽象。而且这两个方面之间相互转化。对某个物象的信仰，可以还原为对某种观念的信仰，对某种观念的信仰也会体现为对某种形象的信仰。

信仰对象的这两种形态的关系，从认识论上看表现为名词（或概念）与命题（或判断）的关系。某个物象通常是用某个名词或概念表示，如上帝、天堂等；某个观念通常是用一定的命题或句子来表示，如“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等。对某个名词的相信可以而且必须还原为对命题的相信。比如，对上帝的信仰也就是对关于上帝的一系列教义的信仰。在这方面，我国哲学家金岳霖有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人们常说“我信鬼”、“我信神”，似乎这些说法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但从理论上看，从认识论上看，这些说法是不合理、不规范的。因为，人们只能相信某种判断或命题，而不能只是相信某个名词。因为一个名词并不构成判断，并不表达一定的断言，因而也谈不到人们对这个名词或概念的相信问题。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我信鬼”这种说法，事实上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语句简化，在“鬼”这个名词背后掩藏着一系列命题，如“鬼是存在的”、“鬼是会害人的”等等。所谓“信鬼”实际上不过是相信关于鬼的这一些命题而已。金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据此做进一步引申，比如我们说“相信共产主义”，实际上是相信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系列命题，如“共产主义是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等。

当然，金岳霖的分析有其弱点。他只是指出了这种简化的情况，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似乎认为这种简化是不应该的，但为什么不应该的事情却偏偏发生？而且非常普遍？事实上，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从命题到名词的简化，就是因为存在着信仰对象的物象形态，人们需要用一个名词来代表或指称这个物象。这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自觉地完成的另一种转化和还原，即把信仰对象的观念形态或命题形态还原为信仰对象的物象形态了。

4．从观念形态划分科学信仰与非科学信仰

区分信仰对象的两种形态十分关键。因为这实际上是对信仰对象作一个基本的解剖，为以后进一步分析信仰对象打下基础。这种解剖的实质是将信仰对象中的认知因素和非认知因素、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分别开来，加以区别对待。通过观念形态，可以使信仰对象得到认识论上的分析。这种分析的特点是冷静而不带非理性色彩的。把信仰对象作为一些认识命题加以冷静地分析，可以不受蒙在它头上的光环和感情迷雾的迷惑。在这里，信仰对象与其他认识命题相比没有任何特权，一样在冷冰冰的解剖刀下得到分析。正确与错误的裁判无法逃避。名词和概念本身当它们没有组合成一定判断的时候，并没有表达什么确定的观点，因而是无所谓正确与否的。

只有命题才有是否被检验、是否正确可信的问题。把信仰对象从物象还原转换成认识论命题，就能够对信仰对象作客观冷静的分析和解剖，而不受个人情感的干扰了。如果做不到这点，信仰这样一种带有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现象就不能得到冷静客观、毫无偏见的分析。这一点确实关系到信仰研究的成败。

通过观念形态的信仰对象可以区分科学信仰与非科学信仰。

看一种信仰是不是科学，关键是考察它所信奉的命题是否科学，是否使用了科学概念，是否能用认识的真假标准予以衡量，是否建立在已经得到科学证明的结论的基础上，等等。简言之，这个命题是否属于科学领域，是否具有科学性？

将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加以对比，就可看到前者具有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共产主义的理论命题是用社会科学的概念来表达的，这些社会科学概念所组成的命题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把握和衡量。也就是说，是可以从科学上加以检验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命题是经得起检验的，通过检验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反映了社会历史的真实，而且是深层的真实。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研究和对人类历史的科学研究已被证明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当然，既然它作为信仰，它的一些命题也会含有假说的成分，以及有待于最后的历史检验的内容，但从根本上说，这类命题并不属于科学之外的领域，它必须而且终将接受科学的检验。

一种科学论断当它得到了理性的检验和科学的检验后，被证明为正确，但尚未得到事实证明的时候，它是一种科学信仰。一种科学理论被运用于实践的时候，它就从理论变成了信仰。将真理性认识转化为实践活动的信仰和信念，将经过理论证实的命题放在实践中去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其真理性，这是科学信仰的基本情形。

这类科学信仰是与科学知识不矛盾的。正如科普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同任何的信仰并存，而只是同那种依据科学资料、科学证明，并引导人走向实际实现科学思想的信仰并存。”

宗教信仰对象的命题则不是科学命题。神学家认为宗教命题与科学命题毫不相干，认为科学和信仰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科学属于认识的领域，而信仰属于价值的领域。认为宗教信仰有自身合理的尺度，而不受科学认识尺度的量裁。因而，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将已为科学证明为正确的东西抛开，直接利用和夸大对未被证明或根本无法证明的东西的相信。它虽然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常常力图附会科学的结论，却不是用科学衡量自身。宗教用启示的知识的神圣性来抗衡科学认识的正确性。因此，在宗教中，不仅那些无法用科学证明的教条，甚至那些已被科学证明为错误的教条仍然被保留着，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当然，仅仅把信仰对象看作一种认识论命题也是不够的。因为信仰毕竟不是某种冷冰冰的认识现象和认识活动，信仰对象也不是某种冷冰冰的命题。其中除了认知的、合逻辑的因素外，还有非认知的、不合逻辑的因素。这些因素只有在信仰对象的物象形态上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在这里信仰对象作为一种象征，一种具有形象特征的象征而以偶像的形式存在于信仰者心中。只有通过这种象征作用，才能理解信仰现象所具有的那种能唤起强烈信仰热情、激发巨大行动意志的感召力，才能理解信仰所担负于人类的特殊的职能和使命。

物象形态虽不能区分信仰的科学与否，但可以区分积极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