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毅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财政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我国财政理论界主流学派之一——“国家分配论”的创始人。从根据地财政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建设，许老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新中国财政理论建设上进行了不懈追求，为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学科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恭贺许老90大寿之际，他勇于开创新局面的革命风格，他年届九旬而又孜孜以求、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严谨治学态度，他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时代发展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转型期经济社会和财政建设进行理论挖掘创新的科学探索精神，激励着我们深入学习许老著作，循着许老足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放宽财政的视野。
从经济大系统研究财政
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撰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主席的著名论断，深刻论述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引申出的马列主义财政学”，既指出了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作用，又客观地说明了从经济大系统角度研究财政的必要性。对此，许老认为，财政工作者要正确认识财政的性质，就必须克服就财政论财政的错误倾向，真正把财政放到社会再生产中加以考察，立足生产力的发展探讨财政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他指出，“在建国50周年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要研究好财政学理论，就必须要准确把握财政学在整个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理论基础，站在社会再生产的角度，以社会总产品为分配对象，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标准，充分考虑国民经济的总体而不能局限于某个局部。这就是我们研究财政学基础理论的前提。”
纵观许老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研究历程，无不体现上述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经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他从宏观角度探索国民经济核算问题，推动整个财政经济问题从宏观决策上进行研究；把财政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创立了“国家分配论”，形成了一个财政与经济相互交织，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财政学新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许老提出了研究广义财政学的命题，目的是“从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国家职能的辩证关系入手，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核心，以生产力要素配置和物质利益分配之间的互相协调为基点，拓展财政科学研究视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重新研究财政理论与政策”。“其最终的研究都指向同一个中心目标，即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好市场经济，尽快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实现国力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许老这种始终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研究财政问题、探索财政对策的宏观视野，为我们开拓思路，进一步搞好财政研究树立了榜样。
以财政建设大思路推动经济
作为经济学家，许老始终从经济社会的大视野来研究财政；而作为财政专家，他则更注重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理论体系与实际工作规范，努力以财政建设的大思路来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在实践中，国家通过财政对社会总产品进行直接分配和间接分配，达到调节社会各阶层分配关系的目的，同时也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和调节生产力结构，实现促进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目标。财政的一切发展与创新，也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本质，围绕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围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优化来加以推动。对此，许老指出，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国家财政的职能必须同时做到“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二者不可偏废，国家财政既不能再走包办一切的老路，也不能戴着预算这个紧箍咒，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束手束脚、难有作为的小圈子里。
在具体思路上，许老进行了总体谋划。他认为，必须充分行使财政的直接和间接分配职能，实现社会主义财政的“大服务”功能。所谓财政的大服务就是社会的总体服务，主要体现在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等方面。除了简单地对预算收支进行再分配和提供公共产品这些表层的功能以外，必须坚持财政分配的制导论、结构论、机制论。（1）从财政分配的制导论来看，财政政策更深层次，也是更根本的功能是通过分配和再分配环节来制导生产、消费和交换：通过分配对消费的研究，明确社会再生产的目的，确定财政政策的目标；通过分配对生产的研究，明确社会再生产的手段，研究实现财政政策的措施；通过分配对交换的研究，明确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实现的形式，研究财政为实现再生产目的而采取的方法；通过对分配自身的研究，确定财政工作的理论和操作机制，从而使财政能对整个国民经济都能发挥其制导作用。（2）从财政分配的结构论来看，财政制导经济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等建立在先进的科学基础之上，使生产关系结构随着生产力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这就要求财政分配要从再生产四个环节入手，研究财政如何采取措施，影响另外三个环节。（3）从财政分配的机制论来看，由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就需要研究分配领域的有关规律，深入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分配领域的规律，研究分析分配和再分配的运行机理和机制，确定最佳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分配领域的经济活动更加符合社会再生产的需要。
许老对财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的大手笔设计，不仅体现了他对壮大财政实力、实现国力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执著追求和拳拳之心，而且也体现了他对财政理论进一步发展和财政学科建设的高度关切，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与研究中加以深刻体会。
走向财政理论的共和
许老一贯倡导财政理论建设要坚持“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在改革开放中期，他就提出了学术民主、流派并存、观点交锋、相互促进发展的原则，鼓励和保护不同的学术观点，让各种观点都有充分发表的机会，对不同观点的争鸣不做结论，并在会议总结、纪要、论文选编中予以反映。他长期坚持的学术民主观点，在他提出“建立新时期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这样一个宏观命题的有关论述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作为“国家分配论”的创始人，许老一直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研究财政分配问题。近年他倡导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完善“国家分配论”、实现社会主义财政“大服务”功能的构想，有关论述都体现了学术民主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财政分配不是在某一个特权阶级支配下为这一阶级狭隘利益服务的，而是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这个财政的本质与‘公共财政’强调的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是不谋而合的。”对于“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他则认为主要在于“大服务”是相对于一些学者主张的公共财政应当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己任的“小服务”而言。尤其是以国家为主体调控宏观经济，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目的是制导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简单地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这与目前建设的公共财政框架并无冲突之处，但他强调财政必须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制导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的各个环节。由此可见，许老提出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理论体系，既秉承了他一贯倡导的“国家分配论”内涵，又吸收了“公共财政论”的内核。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公共财政学或财政学，它无论如何向公共物品生产领域延伸，都只能以对分配问题的研究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作为公共经济学，则必然要以公共物品的提供即生产为起点，研究公共物品再生产全过程的内在联系。由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着眼于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合理界定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边界，稀缺的社会资源在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生产之间进行恰当配置等，因而由公共财政理论进展到公共经济理论，虽然研究基点不同，但在“大服务”职能下，也不失为财政理论的共和。
总之，许老“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财政大服务理念，是兼收并蓄的学术民主思想，循着许老的足迹，我们还要进一步放宽视野，为财政经济理论的进一步繁荣做出贡献。
写于2006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