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毅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全国财政科学研究战线的长期卓越的领导者。他在我国财经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中，开辟了许多新天地，其中也包括开拓了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研究领域。他著作等身，不断创新，战果辉煌，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财经科学。本文仅对其财税理论的光辉，就个人耳濡目染所及，略举一二。
倡导形成财政学主流学派，开创广义财政学
从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许毅教授就较早地反复多次提出和论证了财政分配是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中的分配环节分化出来的独立分配范畴，财政分配关系，是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同时，也提出和论证了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财政活动与行使国家职能的密切关联，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制度下的特殊性质，这就把财政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强调财政学的研究，必须下联系生产力，上联系到上层建筑（即国家职能），并把生产关系上升到生产方式的高度。特别是强调，财政不限于抽象地研究收入与支出，而是要深入到收入、支出活动背后所形成的积累与消费两种基金的合理分配关系，促进协调、稳定、快速发展国民经济。这就把对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和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完全摆脱了当时苏联“货币关系体系论”等的影响。当时他身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他的理论观点影响和有组织地大力倡导下，“国家分配论”逐渐为全国财经学界极大多数同志所认同，成为财政学主流学派，丰富了财政科学内容，指导了实践活动。应当认为，“国家分配论”中有关财政与国家本质联系的观点，虽非许毅教授一人首创，但他关于“国家分配论”提出的众多丰富多彩的实质内容和不断创新，大力倡导，确实对这个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实际起到了创始者的重要作用。
他在1984年出版的《财政学》，突破了传统财政学采用的收（入）、支（出）、平（衡）、管（理）的四块体系的旧框架，以积累和消费两大基金的合理安排为全书主线，深入论述了以正确处理这对矛盾为主导的分层次展开的分配结构问题，论述了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关系，论述了财政平衡和国民经济平衡的问题，论述了财政分配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从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财政学理论体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财政分配作用发生了变化。他针对“国家分配论”被狭义化理解和演化的倾向，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的表现形式、作用范围、作用方式，肯定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必须深入探讨。1993年进一步发出了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以后又专文探讨了广义财政学的基本思路。要从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国家职能的辩证关系入手，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中心，以生产力要素配置和物质利益分配之间相互协调为基点，拓展财政科学研究领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重新研究财政理论和政策，表明了他在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和攀登科学高峰的不断追求。
理论指导实践，学术成果转化功绩卓著
粉碎“四人帮”后的初期，“左”的思想影响和束缚仍困扰着人们。面对遭受“左”的长期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央有的领导和有些部门、地方，在经济工作中仍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许毅教授传承陈云经济思想，坚定地维护1979年4月党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重大方针，以其积累与消费必须合理安排的理论为基础，发表了《对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8月）、《在大好形势下要居安思危》（1980年3月）和《1980年财政经济形势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们应持的态度》（1980年11月）等一系列文章，分析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提出贯彻“八字”方针，应先有个以调整为中心和关键的阶段，要以调整为中心，来正确处理四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要通过调整当时严重失调的经济比例关系，把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并依据大量客观数据，不避风险，毅然指出，不讲客观经济规律，只凭长官意志办事，基建规模超过国力，引进外资不讲实效，国民收入超分配，不搞综合平衡，是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病根所在。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反响。
1979年下半年，在时任财政部长的吴波同志直接领导下，以财政部经济问题调查组的名义，许毅组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同志撰写并由他亲自审定、刊发了13期《经济调研简报》，直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中财委经济问题调查组等单位。这些简报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大量数据，积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当时忽视协调平衡，求成过急所导致的诸多现实严重矛盾问题。诸如过大的基建规模不但未调下来，反而更加扩大；财政赤字要超过往年几倍，国家财力不堪重负，风险很大；进口技术设备，部门各自为政，盲目引进，规模过大，投资收益不足以归还自由外汇贷款本息；轻纺工业投资及电力、原料供应比例不断下降，等等，并相应提出了抓紧进行调整、整顿的对策。简报内容得到中央高层重视。特别是其中根据许毅教授在1979年9月12日讨论中央有关部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的系统发言，整理编写的《经济上不去的病根在哪里》这期简报，对该《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文本，只着重于在经济体制上找经济上不去的原因，提出了原则的反对意见。简报用大量数据，归结新中国成立后30年国民经济“两起两落”的经验教训，认为比例关系安排是否适当，才是问题的关键。率直指出，当时经济上不去的病根，仍在于高积累的“左”的影响，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有好的体制，经济也上不去。从而建议，必须摆好调整与改革的关系，要先调整，后改革，在调整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要有一个讲究国民经济核算和综合平衡的中、长期规划，这是经济改革的前提。同年10月，这篇简报，又由《人民日报》选入《理论宣传动态》，并上报中央，对国家决策起了参谋作用。
在他倡议建立并实际领导的中国财政学会，在当时也积极组织和团结全国财经科研、教育、业务部门同志，以研究正确贯彻落实党的“八字”方针为中心，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科研探讨和宣传活动。在许毅教授的带领和学术观点影响下，群策群力，提出了许多有学术和实用价值的观点，强调要狠抓调整，把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落到实处，要认真搞好资金的计划分配，实现综合平衡，并相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经济调整已取得初步成效的情况下，1981年10月中国财政学会召开的第五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根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以探讨新形势下的“生财、聚财、用财”之道，进一步搞好调整、改革，突出抓好整顿，实现经济良性循环为会议主题，开展了深入探讨。指定专人整理的《会议纪要》，为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忻元锡同志所赞誉，提出按有关分析和建议，改编成四篇单独的研究简报，直接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这段期间，中国财政学会召开的历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和多次专题研讨会，其所研讨的学术成果，《人民日报》以及《财贸战线》报、《中国财贸报》等全国性大报，都专门刊发“学术研究动态”，《新华文摘》月刊全文转载，会议交流的大批文章，也在全国性报刊发表，一些重要书刊并予转载。这在当时众多学术团体中，如此受到社会和媒体重视，是罕见的。中国财政学会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也以此名声大振。从这段期间开始，作为这两个学术机构领导者的许毅教授，也以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视角、不断创新的理论、杰出的组织才能和敢于坚持真理、求真务实、不避风险的高尚风格，获得国内外的多种荣誉，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并带领出来了一大批财经专家、学者。
精辟分析新时期税收作用，提出税制改革蓝图
1979年5月，许毅教授在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召开的全国税务会议上，针对过去长期贬低以致否定税收作用和税制单一化的倾向，发表了题为《国家职能与税收作用》的重要讲话。依据马列主义原理，精辟阐明了税收与国家的本质联系，是实现国家职能的工具。是为创造新经济关系服务的杠杆。提出当时税收面临的重大新问题是对国民经济的不同经济成分，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适当调节，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政策来协调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批评1958年开始实行的工商统一税变成了大类产品税，接近于行业税，而工商统一税更是行业税，削弱了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提出必须改征产品税，按不同产品制定适当税率。与价格杠杆相互配合，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提出要开征增值税，克服重复征税，促进专业化协作，以彻底解决“产产无止境”的矛盾，不能因为它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就否定它。他驳斥了对国有企业不能用所得税的理论，提出要开征国有企业所得税，以适应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实行独立核算，财政自理，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现实。提出要开征固定资产税，以调节企业占有资源、设备的数量多少、品质优劣所产生的级差收入。提出要开征其他一些辅助税种，要改变税制单一化的倾向。同时，他还强调，税收要有高有低，有涨有落，有进有退，有征有减免，总之是有差别才有政策，否则就谈不到什么杠杆，什么调节作用。这些都为1979~1981年税收政策的调整和为1981年财政部税务总局草拟报经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税制设想的某些实质内容。其后几年的税制调整、改革，大体上就是按1981年的税改设想方案进行的。这篇讲话在全国税务系统被广泛印作税干学习资料，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认识水平，顺利贯彻国务院和财政部有关税收决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在其后发表的《财政、税收和价格的关系》（1980年8月）、《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税收体系》（1980年8月）、《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税收体系》（1984年12月）、《正确认识第二步利改税的作用》（1984年8月）等系列税收专文和有关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税收的本质特性、职能作用以及方方面面的辩证关系，也批评了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税收的某些论断，套用到社会主义税收的错误，从而发展和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税收理论，也促进了税制建设。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84年充分肯定了两步利改税的方向和建立多税种、多次征的复合税制体系取得的成效，但对国务院领导要进行彻底的“以税代利”，完全取消上缴利润方式，也不无疑惑。当时他就曾一再告诫我，写文章在这个问题的提法上要注意分寸，留有余地，这表明他对当时混淆国家以社会管理者身份和生产资料所有者身份取得国有企业收入的失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已有所觉察，说明了他对马克思理论与经济现实的深刻理解和敏锐观察。
写于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