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论现代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初创阶段(2)

叶德辉堪称一代国学大师，对经史、小学、碑版、摹印、占卜都有非凡研究，其治学精华尤在版本目录之学方面，造诣极深，为近代藏书版本之大家。民国初年，其藏书颇具规模，多达4000余部、20万卷。叶德辉不仅为藏书大家，同时著述等身，校辑《鬻子》二卷、《傅子》三卷、《淮南万毕术》二卷、《郑氏立中记》一卷、《孙柔之瑞应图记》一卷、《山公启事》一卷、《晋司隶校尉傅玄集》三卷、《蔡邕月令章句》四卷等，撰《日本天文本论论校勘记》一卷、《释人疏证》二卷、《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录考证》二卷、《古今夏时表》一卷、《书林清话》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藏书十约》等。除此而外，叶德辉还好刻书，曾说：“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

叶德辉一生，致力于书籍的收藏校勘和刻印，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功德无量，应给予充分肯定，但为个人爱好藏书，不对社会开放，做法还是有欠妥的地方。

三、李大钊对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和具有高尚情操的学者，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李大钊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学术成就却极其辉煌。他对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法学、文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均有深入研究，诸多建树，李大钊关于图书馆学论著，是研究李大钊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重要文献，李大钊为改变中国旧藏书楼，建立新型图书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因此，深入学习和研究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917年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职。1918年1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章士钊推荐，校长蔡元培聘请为该校图书馆主任。是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图书馆制定出第一个业务工作章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馆试行条例》，该条例共13条。内容涉及图书馆各个业务部门和各项业务工作。7月图书馆设立西文、中文、古物美术馆3部，下分登录、编目、购书、典书4课。图书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并编制卡片。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迁入新建成的沙滩红楼，当时馆舍占有大楼一层全部，设有阅览室、书库，同时设有分馆，建立了一整套以红楼为主体的新的读者服务体系。1919年，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图书馆最早开始实行开架阅览。1920年，李大钊极力主张在图书馆里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工作人员，当年来馆的有顾颉刚、齐昌豫等，一支高水平的业务队伍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形成，对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来说，这是成为一流大学图书馆至为关键的一步。1921年，李大钊公布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的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图书馆通告要求全校遵守。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延长开馆时间，每天开馆时间达12小时，假期照常开馆。

1922年月12月，李大钊离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5年任职期间，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把它建成了一所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学图书馆。

1919年12月13日，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讲中指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的教育方针，不是依赖图书馆不可。”

李大钊揭示图书馆的教育作用，是对图书馆作用在认识理念上的重大突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图书馆性质和作用的再认识，促进图书馆工作的良性发展。李大钊说：“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李大钊说得多好，就使要让书籍发挥尽可能大的效用，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收藏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图书馆依赖文献资料，积极主动对读者进行文献服务，广大读者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学习和利用，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从而促进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永恒地传承和更新民众文化知识，从图书馆的作用来说，应该义不容辞承担这个任务。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待进一步普及，目前来说数量众多的中国人还无法全部进入大学学习，因此，图书馆这所无围墙的大学，她应向所有求知的人们敞开大门。图书馆教育形式完全摆脱了学校教育的局限，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献涵盖了整个人类知识，给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它的教育方式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是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它收藏的各种文献适合各类读者的阅读要求，读者通过图书馆文献阅读，使读者获得精神上的共鸣。总之，无论是在服务方式方面，还是在所收藏的文献资料方面，图书馆教育都超越了其他形式的教育。21世纪是教育进一步深化的世纪。通过教育实现人生的自我发展，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同认识。图书馆教育要把那种高尚情怀与历史内涵的精神读物提供给读者，着眼于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发掘愈益丰富的文献资源，或重读经典文献，或力荐时贤新知，以净化和充实读者的精神世界，全方位支持读者自学成材。“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请诸位注意。”

图书馆工作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多年来图书馆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要继续发扬光大，更要贴近读者，指导读者，想读者所读，急读者所急，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保障，是图书馆行使教育职能永恒的主题。

在“五四”新文化传播时期，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最早高举马克思主义传播旗帜的主将，他对新文化的传播，对现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播，不遗余力，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奠基人之一。李大钊对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图书馆管理、藏书建设、读者工作与研究等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与突出理论建树、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大钊虽然从事图书馆工作时间不长，但他的学说与贡献与日月同辉、光耀中国图书馆学史册。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集中体现了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在当时堪称为一篇图书馆学重要文献，即使对今天的图书馆学研究与工作也具有指导与借鉴意义。演说重申了“一是复本增加，一是开架式。这都是图书馆的新趋势。”

并反复强调“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

李大钊撰写《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全面介绍美国图书馆学校的具体情况。1920年8月，李大钊应邀对图书馆在职人员讲授“图书馆学”课程，又发表《图书馆教育》一文，为全面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业务而废寝忘食。为了加强图书馆之间联系与协作，在李大钊的积极推动下于1918年12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专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岗位上，对图书馆进行全面整顿，对图书馆业务工作流程进行规范，依据杜威十进分类法建立卡片目录，增设阅览室，延长开馆时间，允许图书外借，改变图书馆重藏轻用的顽症，等等。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今天看来都很平常，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而且由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特殊地位，这些措施与改革对中国图书馆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即以图书馆为阵地，利用书刊借阅进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将所藏关于俄国革命问题的书籍23种陈列第四阅览室，以备读者披阅，其中有英文版《政治学经济学批判》、《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书籍。

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是第一所利用书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这些革命文献现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贵馆藏。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开创者。如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出现繁荣的景象，这一切使得我们饮水思源，寻根究底，与李大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亢慕义”（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斋是分不开的。它汇集了一大批进步力量，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步思想上做出了极大贡献，使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80年后，我们重温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学习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切实把图书馆工作推向新的水平，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好更多的贡献，是我们对李大钊的最好的纪念。乾嘉史学大家赵翼咏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新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必将人才辈出，著作如林，进一步走向繁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