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大莫过知人
《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可谓是古往今来战争经验的精萃总结。
“知彼”的情形是十分复杂的，包括对对方的将帅、士气、作战能力、所处形势等所有方面的综合了解。如果说“知彼”难的话，“知己”就更难，所谓“当局者迷”，人们往往很难对自己做出客观的了解和评价。如果真正能做到对敌我双方有深入正确的了解和评价。那就无往而不胜。
但在“知彼”的诸多方面中，了解彼方主帅的性格、谋略、为人、心态、志向等因素恐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如果吃透了对方将帅，那就掌握了主动权。哪怕己方不如对方，只要能把握住对方，也不致于大败，这就是所谓的“惹不起，躲得起。”
楚成王立嗣的事很有意思，他无知人之明，又不听臣下的意见，所以有缢死之难，而商臣的老师却十分了解他的学生，促成了弑父之乱。
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起初，楚王打算立商臣做太子，特地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君王您的年纪还不大，而且又有许多内宠。如果立了商臣做太子，以后再加以废黜，就会产生祸乱。楚国立太子，常常选择年纪小的。而且商臣这个人，眼睛像故蜂，声音象豺狼，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不能立他做太子。”楚王没有听从子上的意见，仍旧立了商臣做太子。不久以后，又想立公子职做太子而废黜商臣。商臣听到了这个消息，但还没有弄清楚，于是请教他的老师潘崇说：“怎样才能弄清楚这个消息的真假呢？”潘崇说：“你设宴招待姑姑而故意装作不尊敬她。”商臣听从了潘崇的建议，并故意侮辱她，他的姑姑发怒说：“啊！你这个贱东西！无怪君王要杀掉你而立职做太子了。”商臣告诉潘崇说：“君王要废黜我是确实的了。”潘崇说：“你能事奉公子职吗？”商臣回答说：“不能。”潘崇又问道：“你能逃亡出国吗？”商臣回答说：“不能。”潘崇接着问他：“你能够办大事吗？”商臣回答说：“能。”
冬十月，商臣率领宫中的警卫等围攻成王。成王请求吃了熊掌以后去死，商臣没有答应成王的请求。十八日楚成王上吊而死，谥号为“灵”。但成王死不闭目；谥为“成”，才闭上了眼睛。
楚穆王即位后，把他做太子时的房屋财产赐给潘崇，让他做太师，并且封他为掌管宫中警卫军的长官。
潘崇对商臣真是了如指掌，在他的直接策划下，使商臣登上了楚王的宝座，但也有一些是只能预见而无法改变的：公子州吁是卫庄公宠姬的儿子，因母而受宠，专好武事，庄公并不加以禁止。
卫夫人庄姜很讨厌他。卫大夫石石昔向庄公劝谏说：“下臣听说爱子之方莫过于用道义教导他，让他不接触邪恶，骄矜、奢靡、放纵、肆虐是产生邪恶的根源。所以会有四种恶德，都是由于宠爱太过。如欲立州吁为太子，就决定下来；如不想这样，留之必贻后患。受宠而不骄横，骄横而能安于地位下降，怨恨而能克制的人很少的。再者，地位低贱的人会妨害尊贵的人，年少凌驾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凌侮强大，放荡破坏道德，这就是所谓六逆；国君仁义，大臣恪尽职守，父辈慈爱，子孙尽孝，兄长仁爱，兄弟恭敬，就就是所谓六顺。背离顺行而取法逆行，是很快招致祸患的原因。国君的职责就是祛除祸患，现在却加速它的来到，这恐怕不可以吧？”卫庄公不听。石石昔的儿子厚与州吁交往，石石昔禁止，但没有用。不久，卫桓公即位，石石昔就退休了。
第二年，州吁果然弑桓公自立，卫国大乱不止。
俗话说：“知子莫如其父”，而上面的两位父亲均不能知其子，以至有杀身之祸，可见知人之难。知人难，知自己就更难，即使是心诚意真之人也不能处处时时有自知之明，有时还需借助别人的言论，才能有所醒悟。
春秋时期楚平王时期费无忌害伍奢父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费无忌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有本事，不杀掉将成为楚国的祸害。可以用他们父亲作人质，把他们召来，不这样，将成为楚国的后患！”楚平王派人告诉伍奢说：“你若能把你两个儿子叫来。你就能活命，否则就处死你。”伍奢说：“我大儿子伍尚为人仁慈，我叫他，一定会来；二儿子伍员为人桀骜不驯，忍辱负重，能干大事，他知道来了会同时被擒，一定不会来。”楚平王不听，派人去召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来了，我就饶你们父亲不死；不来，现在就杀死你们的父亲。”伍尚要去，伍员说：“楚王召我们兄弟去，并不是想保我们父亲的性命，而是恐怕我们有人逃脱，给他留下后患，所以拿父亲作人质，欺骗我们。我们两人一到，就会把我们三人一同处死，这对父亲的死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去了，我们的大仇就不能报了，不能逃奔别国，借别国兵力来洗雪父亲的耻辱，一道被消灭，没有任何意义。”伍尚说：“我知道去了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只恨父亲召我。如果为了求活命而不去，以后又不能雪耻，终会叫天下人讥笑。”他对伍员说：“你逃走吧。你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去投身就死。”伍尚已被捕，使者要捕捉伍员，伍员张弓搭箭对着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员于是就逃跑了。
伍员听说太子建在宋国，便到宋国去追随他。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跑了，说：“楚国的君臣将要被战争所困扰了！”伍尚到了楚都，楚平王把伍尚和伍奢一并杀掉了。
伍子胥历尽千难万险，终于逃到吴国。后来带领吴兵攻破了楚都，把楚平王的尸首从墓中掘了出来，鞭尸三百，报了杀父杀兄之仇。
在牵涉到这一事件的几个人中，几乎个个都有知人之明，只是由于性格不同，各自的结局就大不相同了。
在封建宫廷内部，既有知人之明又能处事得当的人是很多的。兹举宋真宗时期的王旦为例，也许能看到些什么。
宋真宗想拜王钦若为相，王旦制止说：“王钦若受陛下赏识提拔，地位与待遇已相当优厚。我还是希望他能留在枢密使的位置上，这样，枢密府与相府之间也可以保持平衡。我朝从太祖开国以来，还没有任用南方人当宰相的先例。虽然古人说唯才是举，但也必须是真正的贤才才可以破例提拔。我身为宰相，不敢压抑贤才，但不同意王钦若当宰相，这是公众的意见。”由于王旦反对，真宗便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直到王旦去世后，王钦若才被放手使用，因此，王钦若逢人便说：“是王旦使我当宰相的时间延迟了十年！”
当初，王钦若与陈尧叟、马知节同在枢密院任职，因为汇报工作，当着皇帝的面发生了争吵。真宗把王旦叫来处理纠纷时，王钦若还在大骂不已，马知节哭着说：“我愿与王钦若一起到御史府对质，请求公正评判。”王旦怒叱王钦若退下，才平息了这场纷争。事情发生后，真宗非常愤怒，要立即下令将王钦若三人投人监狱，王旦严肃地说：“王钦若等人多年来一直凭借着陛下的特殊宠爱，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陛下要责罚他们，也应当选择公开正式的场合。今天，您暂且回宫休息，明天我再来领取圣旨。”第二天，真宗召见王旦，问他是否安排了处罚王钦若的事情。王旦回答：“王钦若等人理当处罚。但不知陛下要冠以什么样的罪名？”真宗说：“判他们忿争无礼的罪名。”王旦说：“陛下治理着天下，却用忿争无礼的罪名将大臣入狱，如果这件事传到国外，恐怕会因处罚失当而损害您的威信。”真宗问：“你说该怎么办呢？”王旦说：“应该通过中书省传达您的旨意，把王钦若等叫来宣布陛下对他们宽大为怀的态度，同时对他们施以警告。等过一段时间，再将他们罢免也为时不晚。”真宗同意了王旦的处理办法，并说：“如果不是您说了话，我真是难以容忍他们这样放肆。”一个多月后，王钦若等人都受到了免职的处分。
王旦曾经与杨亿在一起品评当朝人物，杨亿问：“丁谓这个人日后的前途和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王旦评论说：“丁谓是个有才华的人，但在品德修养上还有所欠缺。日后担任了高级职务，假使有品德高尚的人帮助他，可能会有一个好的晚节；如果是他单独掌权，一定会给晚节带来不幸。”后来，丁谓的发展果然证实了王旦的预见。
王旦作为皇帝使者负责修理衮州景灵宫，太监周怀政与他一起同行。有一次，周怀政趁便请求与王旦相见，王旦却一定等随从的人都来到后，才穿着官服在大庭广众下与他见面，说完了正事就立即告别。后来，周怀政因为策划政变而被杀，众人才知道王旦识人之准与深谋远虑。另一名太监刘承规因为忠厚老实受到真宗的喜爱，在他将要病死的时候，请求皇帝能封他做节度使。皇帝对王旦说：“如果不答应他，刘承规会死不瞑目的。”王旦却执意不批准，并说：“如果今后有人临死前请求封为枢密使，难道也要答应他吗？”刘承规的遗愿终于没有实现，而且自此以后，北宋的太监们没有一个人做官超过留后这一级别的。
今天看来，王旦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也算不上千古留名。但他在处理日常事务中能够时时处处以知人为先，又能有理、有利、有节地具体安排每件事的处理方案，把事情做得既符合公忠体国之道又稳妥条理，从中可以看出王旦的水平。对我们来讲，也极富有借鉴意义。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极其注意网罗人才，能否网罗住人才，在其有无德行，但能否认识人才，却在于其智识了。所以，得人在其德，知人在其智。仅能得人而不能识人，则所得皆庸才；只能识人而不能得人，则人才皆为他人所用。所以，得人与知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在用人上面，却以知人为首。
无其才而使当其任，必遭摧折；有其才而不使当其任，则必不能久居。无其德而使居其位，则必败亡；有其德而不使居其位，则必远遁。若在征战之事、权力之争中，一旦知人有误，必有大祸。这样的例子，也就不必再举了。
百智之首，知人为上。若能知人善任，事业自成功了一半，再兼有雄才大略，就不虞其他了。
“忠”的含义
有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唱道：“稀里糊涂上山，迷迷瞪瞪过河。”当我们唱起这首歌曲的时候，仿佛是在唱别人，我们自己好像活得很明白，其实不然。就拿忠义观念来说，我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其中，但又有几个人能说得明白。如果弄不明白这一问题，我们真的将会生活在稀里糊涂之中。
“忠”有两重意义，忠道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是大忠；而忠君不忠道，忠人不忠事，是愚忠，是小忠。同样，《水浒传》又把这两种“忠”混为一体，使人不知忠于谁，如何忠。
“义”也分两重，一是属于社会理想层面上的“替天行道”的大义，一是蜕变为一般性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是小义。“大义”与“小义”之间不仅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有时是冰炭不相容的。而《水浒传》恰恰将这两者视同一义，使人们渴望社会理想的大义，但又从情感上摆脱不了，现实伦理规范的小义的束缚。
“义”与“忠”的两重意义本来是相互对应的，但在现实当中，“义”由于更多地属于思想领域，所以其“大义”的一面还是比较容易显现出来的；而“忠”由于属于政治秩序的领域，受到了严格的限定，其“大忠”的一面不仅难以显现，还往往被视作大逆不道。因此，“忠”就蜕变为政治秩序和现实的道德伦理，与“小义”有着本质上的共通点。
看看下面的例子，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的论述。
齐国的崔杼杀了齐庄公，蒯瞆刚好出使晋国将要返回，他的仆人说：“崔杼已经在齐国杀了国君您打算到哪里去？”蒯瞆说：“你快赶车，我打算回国以死来报效国君。”他的仆人说：“国君的暴行昭著，四周相邻的诸侯没有不知道，您却为他而死，不也太不值得了吗？”蒯瞆说“你的话很有道理，但说得太晚了。您如果早早地对我说，我就能去规劝国君。规劝不听，我还能离去。如今既没有规劝国君又没有离去。我听说，吃谁的俸禄就要为谁的事去牺牲。我既然吃了乱君的俸禄了，又怎么能去惩治国君而杀死他呢？”于是，驱车回国而死。他的仆人说：“别人有乱君，还为乱君去死；我有这样贤明的主人，难道能不为之而死吗？”于是，系好车绳，就在车上自杀了。君子听到这件事说：“蒯瞆可称碍上是保住名义了。”
但当时的国相晏婴就不一样了。齐庄公荒淫无耻，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就把庄公在自己的家里杀了。晏子听说了，站在崔杼的家门外，他的仆人问：“大夫要为君王死难吗？”晏婴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王吗？我为什么要死难呢！”仆人又问道：“大夫要逃走吗？”晏子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为什么要我逃走呢？”仆人又问：“大夫要回家吗？”晏子说：“我的君王都死了，怎么能回家呢？治理百姓的人，岂能只为凌驾百姓之上，应该以国家的大业为根本；做国君之臣，哪能只为饭食，应该以事奉社稷为根本。所以，国君要是为社稷而死，则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出逃；倘若国君为自己的私事而死，不是国君宠爱的亲信，谁能为君王而死难，为国君而逃亡呢？况且，有人恨自己的国君而把他杀了，我为什么要为此而死，为什么要为此而逃，又怎么能回家呢？”
后来。晏婴终于帮助齐景公杀死了崔杼。但晏婴的这种忠诚似乎还不够档次，比之他的先辈管仲，应该是相形见黜了。
当初，管仲、鲍叔牙和召忽三个人受命分别辅佐国君的三个儿子。召忽觉得自己所辅佐的那个将来不可能当国君，不愿意奉命，后经鲍叔牙劝说，才勉强答应了。当时他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果有违反国君的命令而废弃所立并篡夺了的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了。何况，参与齐国政务，受君令而不能改变，事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却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我的想法不一样，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一个人而死呢？只有国家灭亡，宗庙被毁，祭祀无人这三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着。我活着对齐国有利，我为什么要死呢？”
果然，后来召忽为公子纠被杀而自刎，管仲没有为自己所辅佐的公子纠而死，而是接受了自己的“仇人”公子小白的任命，辅佐公子小白建立了霸业。使公子小白终于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霸主。
也许，我们借助《水浒传》中宋江与李逵的关系更能说明忠与义的关系。李逵与宋江的关系极具典型性，当李逵听说宋江强娶民女时，怒发冲冠，扯碎杏黄旗，抡斧径奔宋江而来，要杀了这个贪色的不义之徒，这是以兄弟的私情小义服从社会正义之大义；但又他惟宋江是从，每每称道：“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当宋江毒其致死，还要归柩楚州，“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这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伦理秩序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宋江与李逵的关系最后已经由社会理想的大义蜕变成了现实伦理的君臣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