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赵蕤所著的《长短经》上说，事情有顺其发展却不合道义的，有从爱他出发，却害了他的，有让自己名声不好却对自己修养有好处的，有对自己有利却损害国家的。
比如汉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后宫时，慎夫人曾与皇后同席而坐。后来，汉文帝游上林苑，郎署长安排座位，又让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但袁盎不顾皇帝的反应，便把慎夫人领到另一座位坐下。文帝大怒，袁盎上前说到：“臣听说只有尊卑之间分清次序，上下才能融洽。如今陛下已经册立了皇后，慎夫人名分上是侍妾，女主人与侍妾是不能同席平起平坐的。若是您宠爱她，可以多赏赐她财物。但若是您因宠爱她而让她与皇后同席，实际只是让她陷于后患。您可知道高皇帝的宠妃戚姬的下场吗？高皇帝死后，吕后把戚姬剁去双手双脚，扔在猪圈里，唤作‘人豕’。”文帝这才面色缓和。由此说来，爱他反倒是害他，是有此事。文帝能够克制自己的爱欲，接受劝谏，还算明智。
鄢陵之战，晋楚两国交兵，楚国统帅子反的仆人谷阳竖频频给子反敬酒，子反大醉，楚军因而大败，楚王逼令子反自杀。他的仆人是想爱护他，最终反害了他。子反不能克制自己，也是死而不冤。
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您来即墨任职以后，说您坏话的人几乎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察即墨，看到新开垦的荒地，百姓丰衣足食，官府办事效率很高，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可见，被人诽谤不是您的过错，而是因为您不花钱收买我左右以求荣誉啊。”因而封给即墨大夫一万户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有人替您说好话。然而我派人到那里巡视后却发现，东阿到处荒芜，百姓贫困凄苦。赵国攻打甄城时，您无力援助；卫国攻取薛陵时，您竟然不知道。这说明您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人，以求得虚假的荣誉啊。”当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那些人。齐国因此得到彻底、井井有条的治理。因此，君王只要能够明察，本来有害的事情也会变成好事。
臧武仲说：“孟孙对我不好，那是良药和针石啊。季孙偏爱我，却是外表好看的病毒啊。病毒虽厉害，但有了良药和针石，就能把我救活。”这就是对他不好却反而有益的道理。荀子说：“批评得对的人，是老师；对我的优点肯定得当的人是我的朋友；阿谀奉承我的，是敌人。”商鞅说：“不实在的话，好像花朵；真实的话，如同果实；逆耳的话，是良药；甜言蜜语，则是疾病。”韩非子说：“为老朋友徇私舞弊，还说是不抛弃朋友；慷公家之慨，还说是有爱心；看不起官职俸禄而顾惜自己的生命，还自称是君子；徇私枉法包庇亲人，还称之为有品德；抛弃职责包庇朋友，说是有侠肝义胆；避世隐居的称之为志向高洁；互相倾轧，抗令不从，还称之为刚烈；施些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的，还称之为得人。实际，所谓不抛弃老朋友的官吏，必定有奸私；所谓爱人的，损害了公家的利益；所谓的君子，很难有用于国家；所谓的有品德，践踏了法律；所谓的侠肝义胆，必然使官位出现空缺；所谓的高洁，只是不问世事；所谓的刚烈，只会使政令不通；所谓得人，只会使君主更加孤立。这八种被人称道的行事方式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私誉，对君主极为不利。”
即使是明君，有时也分不清利害，这是受私欲蒙蔽而造成的。记载唐代历史的书上说：唐太宗时，西域的天竺国有一个方士娑婆寐，自称有长生不老的药方。太宗相信了他的话，派人到婆罗门各国去采集药材，命令娑婆寐炼制长生不老药。最终，这位方士没有炼制成功，于是就遣送他回国。等到唐高宗即位时，这方士又来到唐朝的京城，向高宗进献方术，高宗不肯接纳，再次将他遣返回国。高宗为这件事对宰相说：“自古以来有生必有死，神仙之类的说法都是虚妄的，古时候秦始皇、汉武帝为了寻求神仙方术，耗费了毕生精力，到底没有一个有效验的，如果世界上真有长生不老的人，他们如今都在哪里？”李勋回答说：“这位方士这次来。容貌衰老、头发白了，不像上次来那样年轻。他如果真有长生不老的仙药，如何不自己先服食来延年益寿？结果衰老到这样的程度，他那一套荒诞不经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来。”后来，那位方士果然还没有来得及回到天竺国，便死在半道上了。
由此看来，神仙方术，本是心术不正的人寻求恩惠、宠幸的一种手段。他们看到天子富贵到了极点，什么都不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动心，只有长生不老这一件事，不能有把握地得到，于是便假托虚无缥缈的传说，用来打动皇帝的心。因此，在历史上，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徐福等人，入于东海一去不返；为汉武帝寻找神仙药方的栾大等人，因为一无所获而被武帝诛杀。就是这两件事，便可以作为神仙方术荒诞不经的证明。
治国也是一样，国君若是不清楚国家利害之所在，而盲目倡导百姓奉行私誉，想使国家不陷入混乱，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世俗的好恶往往与君主事理相反，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清楚这一点。因而韩非子说：“君臣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好是对立的，所以臣子常不忠于君主。若让臣子的利益获得满足，君主的利益也会随之落空。”这源于君臣利益的不同。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会陷入危机的呢？皇上信任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投机取巧的人。”京房说：“既然这样。是明知他们投机取巧、善于吹捧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认为他们有才能才用的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才能。”京房说：“那么我们现在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元帝说：“根据当时社会混乱，君主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形知道的。”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一样听到过这种道理。但他们却只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而后仍然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政治日渐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吸取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意识到自己用人的过错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理的人，才能认识过去预知未来啊。”京房说：“陛下觉着现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还是昏乱？”元帝说：“也是非常昏乱的。”京房说：“如今您信任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幸运的是现在任用的石显比过去的竖刁、赵高他们好。我认为朝政昏乱责任不在他。”京房说：“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同样认为的。我恐怕将来的人看到现在的情形就好比我们看过去的情形是一样的。”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可循的道理。
众所周知，石显正是败坏朝政的宦官，而元帝居然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仍然任用他，足见要做一个明智的人是多么困难。
人性是有弱点的，这个弱点就是人不能用理智战胜情感，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谁能够比较好地战胜自己的弱点，谁就更容易取得成功。
伴君如伴虎
古人常说“伴君如伴虎”，封建官场危机四伏，稍有不慎，便有杀身灭族之祸。因此，尽管很多人热衷名利，同时也有很多人将其视为畏途。不过，也不能把话说得过于绝对，君臣相得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君臣相得大概是封建政治中最为令人向往的状态，君得其臣，臣遇其主，君臣遇合，如夫妇琴瑟相和。如果是这样，这个时期的政治大概就不会太差。
苏威是隋初著名的宰相，他在任职期间多有惠政，为世人所称道，但是当初隋高祖杨坚并没有认识到他的品德和才能。苏威很早就有才名，为人正直，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只是一直没被朝廷重用。杨坚在做北周丞相时，曾屡次推荐苏威，说苏威如何如何有才能。在这种情况下，杨坚把苏威召来后，引到卧室内交谈，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但后来苏威听说杨坚要废周立隋，自己要称帝，觉得这不是臣下应该做的事，不愿意参与，就逃回到家里，闭门不出。杨坚的部下要把他追回来，杨坚说：“他现在不想参与我的事，先让他去吧，他的事以后再说。”
杨坚即皇帝位后，苏威认为自己并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名誉没有什么损害，于是，他就又同意出来辅佐杨坚。杨坚也不计较以前对他的态度，而是十分尊重他。授苏威为太子少保，追赠苏威的父亲为邳国公，让苏威承继父爵，不久又让苏威兼任纳言、民部尚书两职。苏威觉得对自己的待遇太厚了，就上书推辞，杨坚下诏说：“大船承载重，骏马奔驰远。你兼有多人的才能，不要推辞，多干事情吧。”由此可见杨坚对苏威的信任。
苏威曾主张减免赋税，杨坚听从了他的主张，这一政策深得民心，因此苏威也更受杨坚的信任。苏威见宫中帘幔的钩子都是用银子作的，认为过于豪华奢侈，就主张换用其它材料，劝谏要节俭从事，受到杨坚的赞赏。有一次，杨坚对人发怒，并要杀那个人，苏威进谏，杨坚非但不听，反而更加生气。过了一会，杨坚的怒气消了，知道自己的脾气太大，态度有些过分，就对他的进谏表示感谢，并说：“你能做到这样，我确实没看错人，我感到非常欣慰。”
当时的治书侍御史梁毗因为苏威身兼五职，并没有举荐其他人的意思，就上书弹劾苏威，说他有揽权的嫌疑。杨坚对他说：“苏威虽然身兼五职，但始终孜孜不倦，志向远大，把他份内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是非常称职的。再说，职务有空缺时才能推举别人，现在苏威很称职，你为什么要求他引荐别人呢？谁又是更合适的人选呢？”杨坚对苏威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有一次，杨坚还对朝臣说：“苏威遇不到我，就不能实行他的主张；我得不到苏威，就不能行大道，为两人实在是相得益彰啊！”杨素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舌辩之才据说可称当世无双，至于斟酌古今，审时度势，治理国家方面，他却比不上苏威。
公元592年（开皇十二年），有人告发苏威和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结为朋党，任用私人，有营私舞弊的嫌疑。杨坚让蜀王杨秀和上柱国虞庆则去处理这件事，结果还真的确有其事。杨坚没有直接对苏威作出什么惩罚的决定，他指出《宋书·谢晦传》中涉及朋党的地方，让苏威阅读。苏威心悦诚服地认了错，但他很害怕，就免冠谢罪。杨坚说：“你现在谢罪已经太迟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应该受罚。”于是免去了苏威的官职。
后来有一次议事的时候，杨坚又想起了苏威，他对群臣说：“有些人总是说苏威假装清廉，而家中金玉很多，是搜刮来的，实际上这是虚妄之言。苏威这个人，只不过性情有点乖戾而已，把握不住世事的要害，过于追求名利，别人服从自己就很高兴，违逆自己就很生气，这是他最大的毛病。别的倒没什么太大的缺点，但他的才能却不是一般的人可与其比拟的，如果对他弃而不用，实在有点可惜。”群臣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也都同意，于是杨坚又重新起用了苏威。苏威被重新启用以后，果然对隋朝忠心耿耿，克尽职守，一直到死。
中唐诗人张籍，写过一首著名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诗：“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光明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其中“恨不相逢未嫁时”尤为后人喜爱。那么，张籍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原来，唐宪宗时藩镇割据，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拥兵跋扈，勾结朝廷官吏文人图谋不轨。李也曾聘请张籍去做他的幕僚，张籍既不愿攀龙附凤，又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惹恼不得这位权势盛大的军阀，故作此诗以回敬。诗作以第一人称手法抒写了一位忠贞守节妇女的高尚情操，她婉言谢绝了那位第三者的插足，托“节妇”以寄意，巧妙地辞谢了李师道的聘请。后来，人们往往喜欢用“恨不相逢未嫁时”来表达对知己的倾慕与无可奈何的心情。
良母教子
在中国历史上，“孟母教子”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孟母为了将孟子培养成于国有用的人才，曾三迁其家，择邻而居，最后在官学附近居住下来，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教育孟子，终于使他成为一代圣人。其实，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郑善果是隋朝有名的大臣，为官勤谨公正，以清廉节俭著称，在当时被人们看作是官吏的楷模。这些都与他的寡母长期的谆谆教诲有关。
郑善果的母亲是清河（今山东临清县东北）崔家的女儿，十三岁时，嫁给郑善果的父亲郑诚。七年后，郑诚在与尉迟迥的叛军交战时战死，当时，郑善果的母亲还很年轻，她的父亲不愿她守寡，就想让她改嫁，她抱着小善果说：“我不想再嫁，我丈夫虽然死了，还有这个孩子。抛弃孩子再嫁，就是没有慈爱之心，背叛死者再嫁，就是没有礼义之心。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我宁可剪掉头发，以表我的真心，也不愿听从你的话违背礼义、灭慈爱。”父亲听了她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只好作罢。于是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郑诚因为是为国而死，朝廷对他的家属也十分优待。郑善果刚刚成年，朝廷就任命他为鲁郡太守，负责一郡的事务。
郑善果的母亲十分贤淑，有节操，从小涉猎经史，对国家事也非常关心，通晓治国方略。每当郑善果出堂处理事务时，她总是在后堂探听察看。郑善果如果处理得当，母亲就非常高兴，儿子回家后母子二人相对谈笑一番；如果郑善果处理不当，或无故对属下任性使气，母亲就会非常生气，在家里蒙着被子哭泣，连饭也不吃，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儿子。每到这时，郑善果就不敢离开，总是伏在母亲床前侍候，跪在那里不敢起来。母亲对他说：“我并不是对你生气，而是对你们郑家感到惭愧。你父亲是个忠诚勤勉的人，在职任官时公正廉洁，后来为国捐躯。我一直期待着你能继承父亲遗志，不辜负他对国家的一片忠心。但我一直忧虑不安的是，你幼年丧父，我又是一个妇道之人，对你的教育慈爱有余威严不足，致使你妄自尊大，任性使气，以骄纵为乐，处事失去公正。如果你老是这样，不思悔改，不但会遗失家风，我的名声是小事，还会有损于朝廷法度。要是你因此丢官弃爵，自取罪责，我死之日，有何面目去见你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