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
——居里夫人
（一）
学院正式开课后，玛丽每天都早早地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的位子上，希望可以一字不漏地听清楚那些穿着黑色礼服的教授们讲授的每一句话。
玛丽的到来也让她很快成为班上同学关注的焦点，因为她有一个很难发音的波兰姓，而且衣着也十分土气。但玛丽并不在乎同学们对她的看法，她一心专注于功课，根本无暇顾忌这些芝麻小事。此时的玛丽，就好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对于知识的吸收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
在入学注册单上，玛丽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特罗多夫斯卡”。但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特罗多夫斯卡”这个很难念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又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所以她就很神秘地没了名字。
一些年轻人经常在走廊里遇着这个女子，衣服朴素寒俭，脸上的神情却沉静而严肃，头发柔软而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
“这是谁？”
而回答总是空泛的：
“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长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时，她永远都坐在第一排，也不大爱说话。”
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着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为她说上一句结论：
“美丽的头发！”
有很长一段时间，索尔本大学理学院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给玛丽和同学们上课的都是一些老教授。这些老教授全是当代科学界的泰斗人物，他们是那样的诲人不倦，每堂课都讲得十分认真、努力，希望将自己的宝贵知识都传给下一代人。
在这些教授当中，有一位刚刚在彩色照相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李普曼教授，为同学们讲授物理学实验。
有趣的是，这位李普曼教授以前读书时并不用功，成绩也不好，他只注重学习他感兴趣的课程，结果就没有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但他在物理学，尤其是实验物理学方面有着出色的才干。最终在1883年，他被任命为物理教授，1886年又被任命为研究实验室主任。
李普曼教授讲课不但条理清晰，而且很有分量。他经常告诫同学们说：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事业的进展却十分缓慢。”
玛丽听到这么富有哲理的话后，渴望进入科学殿堂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
李普曼教授也注意到，一个外国来的女学生总是坐在第一排，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认真倾听他的一言一语。他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十分勤快好学的女学生。但是，他可能不会想到，这个女学生后来竟然比他还早3年获得诺贝尔奖！
大学的课程还是很深奥的，所以在刚入学的几个星期，玛丽就遇到了困难。
她的法文水平本来不错，可以应付日常会话和阅读普通的读物，基本也能听懂教授讲课，但有时却来不及记录教授们的重点讲解。而且教授讲课稍微快一点，她就跟不上了。
其次，玛丽的知识都是靠以前自学的，而且她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家教上了。本来她以为，在华沙中学所学的，在女教师时代自己进修的，以及跟父亲通信往来的，再加上在“活动大学”做实验的心得和体会，进入索尔本理学院应该绰绰有余。但她零星得来的知识还是不能够代替巴黎公立学校毕业生所获得的系统教育。尤其是在物理和数学方面，她的底子很薄弱。
这些都令玛丽感到了惶恐，如果以这样的程度学习，怎么能顺利地拿到学位呢？
（二）
为了解决学习上遇到的困难，这个倔强不服输的姑娘开始加班加点地学习，以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力争尽快赶上教学进度。
每天课程一结束，玛丽就夹着课本匆匆地回到布罗尼娅家中，把自己关在小房间中埋头学习。巴黎那些举世闻名的景色和胜地，玛丽根本无暇光顾。此时，她所有的心思和兴趣都在学习之中。
在刚来巴黎的这段时间，玛丽每个月的生活费用只有40卢布，每天只合3法郎。在繁华的巴黎，这点钱是微不足道的，就算是很节省，过下去也十分艰难。
所以，这段时间玛丽都是寄宿在姐姐家中，食宿方面都由姐姐解决。这虽然可让玛丽感到家庭的温暖，对初来巴黎的她来说大有好处，但也有让她感到不便的地方。
姐夫卡基米尔是个精力十分旺盛的人，活泼好动，喜欢音乐和交友。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波兰侨民聚集到他们家来，大声地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激动地高唱波兰歌曲。而晚上正是玛丽最看重的学习时间，可外面的争论声、歌声、钢琴声往往让她心烦意乱，根本无法安心学习。
有时候，姐夫还会邀请她加入到他们的讨论或活动中，并说这是帮助玛丽放松身心，缓解她学习时的紧张与压力。有一次，他还买了音乐会的票，告诉玛丽这是波兰歌唱家演唱的，一定要去看。玛丽只好舍弃一晚上宝贵的学习时间，与姐夫一起去欣赏了这次音乐会，而且的确为这位优秀的波兰歌唱家演唱的波兰歌曲而激动万分。
可是听完后，玛丽就后悔了，觉得这一晚上的时间没有用来学习实在是浪费。因此，玛丽以后就逐渐谢绝了姐夫的一切好意的邀请，她希望把一切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1892年初，玛丽向布罗尼娅和姐夫委婉地提出，她希望搬出去住。并不是不喜欢和他们同住，她只是很迫切地希望能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何况，姐姐家距离学校较远，每天往返要2个多小时，马车费的支出也是一笔可观的费用。
布罗尼娅虽然对妹妹提出的要求很意外，她一直很想补偿妹妹这么多年来对自己的帮助，但玛丽的话也不无道理。为了让玛丽安心学习，夫妻俩终于答应玛丽搬出去住了。
第二天，玛丽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四楼顶层的小阁楼，那里离学校、实验室和图书馆都很近，而且也比较安静。利用假期，她将自己的东西搬到新住所，在这里安顿下来。
从此，玛丽就开始了独自一个人的艰苦生活。在这里，玛丽学习时可以不受干扰了，可是饮食就必须自理，生活费也因此而增加了。
当时巴黎的物价还算便宜，但一个月只有40卢布的玛丽要付房租，又要付伙食费、书费等，实在很难维持。
这是每一个到巴黎留学的波兰贫苦女学生的必经之路，她们大都是几个人合租一个房间，布罗尼娅在留学时也是这样度过的。但玛丽讨厌这种合租的方式，她想尽量拥有自己的空间，与其和同学朋友瞎聊，不如把这些时间用来多读一点书。
（三）
玛丽将自己的生活费用减到了最低限度，每天往来于学校和寓所之间也只靠走路，从不坐车，这样就省下了一笔交通费用。
为了节省时间，她每天几乎从不生火做饭，只吃涂黄油的面包和定量的胡萝卜、樱桃之类的生菜果实，降低生活费用。何况，她住在四楼的顶层，没有水和火，也没有灯，如果要做饭的话，就要把水和煤从一楼提到四楼才行，那样太累，也太麻烦了。
为节省灯油，每天天刚刚放亮，她就起床，带着书到学校的图书馆中去学习。课余时间，她也都泡在图书馆里，利用那里又温暖又明亮的环境读书学习，直到晚上10点钟图书馆关门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回到家里，玛丽还要继续温习，直到凌晨才疲惫地放下书本，上床休息。
小阁楼里还冷得要命。为了节省煤炭费用，玛丽几乎不生炉子取暖，小房间简直就像个冰窖一样。
由于每天都将伙食费控制在3法郎以下，玛丽几乎很少有机会吃到肉食。高强度的学习，缺乏营养的食物，让她明显地消瘦下去。结果由于休息和营养都跟不上，玛丽患上了贫血症。有时从书桌前站起来，她就会感到头晕，有时躺在床上也会在朦胧中失去知觉。
玛丽并不在意这种极端贫苦的生活，对自己身体的这些不适也没在意。然而，玛丽高估了自己对生活的承受能力。
一天，玛丽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顶层阁楼时，由于饥饿，忽然晕倒在地上。幸亏那天有个同学来找她，看到玛丽晕倒，赶紧通知了布罗尼娅夫妇。
一小时后，布罗尼娅夫妇赶到了玛丽的阁楼，这时玛丽已经醒来了，脸色苍白，却还坐在书桌前准备第二天的功课。
卡基米尔赶紧给玛丽诊视了一下，确定她只是营养不良导致的体质衰弱。
卡基米尔扫视了一年碗橱，一下子就明白了：碗橱中的餐具根本就没动过，茶壶里也仅剩一点水，房间内找不到奶油和面包，砂糖罐里也空空如也。
他连忙追问玛丽，玛丽见瞒不过去了，只好吐露了实情。原来她的生活费已经要没有了，从昨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昨天夜里，她又学习到凌晨3点钟，睡了4小时后，就起来去上课。回到家里后，她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布罗尼娅夫妇很生气，他们责备玛丽不应该自己搬出来住，更不应该这样糟蹋身体，并马上把玛丽接回家里。
到家后，卡基米尔立刻叫布罗尼娅烹调了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如厚厚的烤肉、奶油炸马铃薯等，让玛丽好好补充营养。他还开了一些药让玛丽服用。
在姐姐家里住了三四天后，玛丽的气色就好多了，但她还是想继续回自己的小阁楼去住。她答应姐姐，以后一定不会这样了，她会照顾好自己的。
回到阁楼后，玛丽照样过着她以前那种斯巴达式的刻苦生活。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玛丽的成绩也渐渐跟上来了，听教授讲课也不那么吃力了。而且，她的刻苦和智慧也很快就得到了李普曼教授的赏识。李普曼教授请她加入一项研究工作，这令玛丽的信心倍增。从这后，她的学习劲头更足了。
4月，让玛丽痛苦不堪的严冬终于过去，温暖的微风开始吹拂着巴黎。
不久，夏天到来了，阁楼里又闷又热，房顶上的那扇窗子根本不起作用，倒是太阳照射的热气，让玛丽难以忍受。不过，这也没有影响玛丽学习的积极性，她反而更加努力学习……
又经过这样一年的艰苦学习，玛丽的成绩已经是突飞猛进了。
1893年的7月初，在一个闷热的日子，玛丽和其他考生怀着紧张而兴奋的心情步入考场，这是她等待许久的物理学学士考试。一般考生都觉得试题很难，但对于玛丽来说，这其实是相当简单的。
考试的结果，玛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考试，被授予了物理学学士学位。
这么好的成绩，简直让玛丽太高兴了！而更令人高兴的，是她马上可以准备回波兰了。她很想念离别两年的老父亲和家乡，想回华沙一趟，在充满温情的家庭中度过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