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官员政绩、品德的制度在中国历史很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像模像样了。虽然那个时候考核的内容侧重于治绩而轻忽德行，不是很全面，但对官员到底有激励作用，对奖优罚劣、褒善罚恶，促进官僚队伍的活力和效率，有积极效果。中国古代皇权政治虽然多次为战乱所寇扰，然而延续了几千年，其中必有能够绵延不断的道理。王东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中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能够长期存在，
有着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和诸多制度上的支撑，如选举制度、考课制度、监察制度、致仕制度等。
的确，同一性质的统治，得以存续几千年，其中必有超人之处。有意或无奈地学习前人的经验，汲取以往的教训，是方法之一。虽然有时这种学习伴随着流血和牺牲，但对皇权的稳固起到良好的作用。一个不思进取、不想改变的社会，只能固步自封，裹足不前，陶醉在自刮的暖风之中。世人常云，中国容纳百川的胸怀，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内外交汇，中西交融，不仅使中华壮大了，而且发展了。“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先生所言，似乎与“海纳百川”的说法不相契合，实际上这段话道出了“吸纳”其他文明的艰难及高昂的代价，也道出了改革的“动力”。魏晋时期重视民意，就有“鞭子”的影子——皇权有了豪门世族这个对手。
两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不复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格局，而是分裂状态严重，皇权相对弱小，门阀制度空前发展，朝廷不得不改变了秦汉时期的诸多做法，比如考课制度较以往更加重视民众对官员的评价。
朝廷在考核官员的时候，注意倾听民意，听取人们对官员德行的议论，在魏晋之前就有，也是考课的一个环节。譬如九品中正组织对在职官员进行制度化的考课。但那时由乡党、部民对官员的评价，并没有制度化，因此民众评价对官员升降的影响并不大。到了魏晋时期，民众之音的作用才大起来。自然，这种民众评价在多数情况下由地方大姓操控，反映的是地方大姓的意愿，但其中也包含着普通民众的一些意愿。王东洋说，普通百姓的议论可能为大姓豪强所裹挟，影响和左右普通民众的意愿，因此当时的“乡论”，门阀大族居于主导地位。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在《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论曰：“六朝贵族的阶级地位是以乡
论为基础而形成的，而且正是这种乡论才是他们得以超越王朝权力而获得自立的社会地位的根基。”门阀制度下考课所以那么看重民众的声音，重要因素是那个时代皇权力量相对弱一点，而豪族势力又太强大。不过，无论大族势力如何强大，也大不过皇权，国家经常强有力引导和制约民众对官员的议论。
但一定程度的重视总比不重视要好。能够如实歌颂功德俱佳的人，谴责无政绩或无德行者，不论对社会还是对老百姓都是一桩好事。民众对好官和劣官有所评价，社会才会更快地前进，钳制其口，耳畔倒是一片安静，却于事无补。陈后主时，有个章大宝“出为丰州刺史，在州贪纵，百姓怨酷，后主以太仆卿李晕代之”。陈后主亡国，与让人讲话没有关系，相反，倒是皇权之下满坑满谷的虚言假语害了他。后主骄奢，根本不体谅百姓，可所谓民众议论却从不敢及于帝王之身，可见魏晋时期的“民意”是多么轻浅！皇权下的“民意”又是多么微弱！
不管历史上哪个王朝，皇权都显得十分强大，社会上没有哪一种力量能与之抗衡。从本质上说，考课制度是皇权政治的一环，是皇权有效运行的一种表征，是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统率官员的行为。而所谓民众评议地方官吏，充其量是豪族操控的一种行为，不能与朝廷之音相比，朝廷看重它，乃时代使然，即不得不耳！然而朝廷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和作用，并整顿官僚队伍，无论如何是进步之举。统治者心里有民众，总要好于根本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