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对农民起义军如何评价，有一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农民不是因为刁钻、因为好战斗狠才起义的。我们中国，低眉垂首的人特别多，农民尤其如此。试看历史上那些成功与未成功的起义者，无不是一忍再忍，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扯起大旗，最初原因根本不是想弄个皇帝当当。
例如陈胜、吴广起义，是由于去渔阳戍边的路上遇雨误期，而按秦朝的法律，误期要被砍头，于是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严酷现实的问题——耽误日期必死，逃跑同样必死，起义可能死也可能活，于是陈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造反了。至于后来一些豪杰趁势而上，那是另一回事，不宜与此混淆。
天下统治者常犯的毛病是，喜欢把老百姓想象成特别愚鲁蠢笨的人，以为老百姓识不破他们的任何花招；老百姓一旦活不下去了，说几句不满的话，便又由愚鲁变成刁恶。换句话说，他们往往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老百姓，总以为自己的智力超乎常人远矣，小民根本不在他们眼里。于是为所欲为，视百姓为无物，以为草民不过尔尔，可以任意宰割、任意驱使、任意欺瞒。元朝后期出现一个布衣皇帝朱元璋，不能不说是统治者自己把他推向皇椅的。
元朝末年，皇室奢侈腐败，贪得无厌，内部倾轧争权。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更换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元顺帝共九个皇帝。到了后来，吏治更加腐败，财政入不敷出。蒙古贵族中书右丞相伯颜独秉国政，任命的官员多是靠行贿而来，台宪也都议价卖官。伯颜前后共受赐田多达两万顷。这些皇亲勋臣并不以得到赏赐为满足，而是在地方上更加贪残。那时高层的靡费也相当惊人，“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高层如此，地方官员更是变本加厉。大批蒙古贵族、官僚通过受贿、圈地、抢夺等方式大肆吞并土地。后来官吏贪赃之风愈演愈烈，发展到贪官污吏竟“问人讨钱，各有名目”。
从泰定元年（1324 年）起，有关天灾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天历二年（1329 年）发生大灾荒，“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饥，食人肉事觉者五十一人，饿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饥者二万七千四百余人”，江浙诸州，饥
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遭受水、旱、蝗灾的饥民，南方北方总数不下六七百万。为了防止民众起义，元朝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器，比如禁止百姓“起集买卖”，以防止“妨农滋盗”、“生事不便”。为了防止汉族人的武力反抗，元朝统治者禁止汉人、南人拿弓箭及军器。如至元二十年（1283 年）规定，“除弓人外，别个汉儿人每弓箭军器不交执把”。至大三年（1310 年）七月，御史台又奏称：“但有姓的汉儿、蛮子，弓箭、军器禁了者，拏的人依在前体例，要罪过者。”延祐三年（1316 年）的规定更加严厉“汉儿人不得悬带弓箭围猎”，违者办罪。在严密的箝束和酷烈的朘剥之下，百姓苦不堪言，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惨状愈演愈烈，人食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刘伯温长达五百言的《北上感怀》中有这样几句：
逾淮入大河，凄凉更难视。
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藟。
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兔垒。
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
元代的土地基本集中在诸王、贵族、官僚、寺院、私家地主手中，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耕地。富户有权有势，作威作福；穷人受尽欺凌，流离失所。
更让人不能释怀的是，尽管当时社会已经沦落到了人食人的可悲境地，贪官腐吏却仍然勒索不止，小民无衣无食。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剩下的只有起义造反一条路了。朱元璋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起义军的。
表面看，元朝金融改革失败与治理黄河工程是引发起义的重大因素，但从根本处来讲，起义实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结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过是一个契机，即使没有它们，也一样会有这样那样的起义。《南村辍耕录》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元史·河渠志》认为：“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度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真是有力的一问。
忽必烈灭掉南宋以后，发动了频繁的对外战争，人民遭受元廷及其各级官吏的压迫相当沉重。据元朝政府的官方统计，仅至元二十年（1283 年）这一年，江南的大小起义“凡二百余所”，到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陡增为“四百余处”。对那时平民百姓的生活，《明太祖实录》中的一段文字可成为注脚。《明太祖实录》云，朱元璋的父亲是“勤俭忠实”之人，靠佃种地主的几十亩地为生，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打下的粮食，除去交租，剩下的往往不够一家人糊口。遇到灾荒年月，粮食歉收，生活就越发困苦。怪不得朱皇帝忆起早年往事，常常眼含泪花，心潮澎湃。
人生苦况如此，社会怎么能稳定？
对于百姓而言，高层的政策和方针是重要的，因为这从政治方面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关乎他们的存亡；然而只有政策远远不够，因为但凡政策、法规之类，只有到达基层才算有了生命，如果基层官员对它秘而不宣，或者任意缩小或扩大，任意曲解，高层的政策再好也无济于事。
基层官员的品质虽然不高，作用却很大。一般来说，基层政权是与老百姓密切接触的官方代表，具有强化和削弱王朝政策的功能，百姓可以凭借身边官僚的行为，亲近或者分离他们对高层政策的亲和程度。事实上，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地方府衙里的官员乃至那里的吏卒。相对而言，皇帝、朝廷虽与百姓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接触的机会则要少得多。朱元璋曾说：“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真是明智之语。朱元璋做了皇帝后特别重视基层官员的操守，与他早年的生活大有关系，严厉惩罚贪墨者，也可以从元末地方官员的贪鄙行为的泛滥中找到原因。
吃尽人间穷苦味道的朱元璋，在元朝立国之初并没有搞起义，因为那时还能忍还想忍，实在忍不下去了又想活着，才参加了义军。有人把朱元璋与逼上梁山的那些好汉相比，细想想，到梁山去的那些好汉，根本不存在忍受饥寒的问题，而是更高层次的“被逼”，朱元璋们却连最低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似乎很难与他们同日而语。朱元璋举义旗，首先追求的是生存权，而梁山好汉追求的是政治权利。
欲使朝政稳固，社会安定，当政者必须睁大两只眼睛：既要看清朝廷大臣的所作所为，也要关注下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否则国强民富的愿望不止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引出朱元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