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中，我们过去常常谈论我们是“历史的继承人”。两场战争加上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或多或少削弱了我们这么说时的自信，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加强我们对过去的负债意识。东方民族看到的则是相反的方面：他们都自认为是历史的债务人。西方人把东方人的崇拜命名为祖灵崇拜，但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的崇拜，所崇拜的并不完全是祖灵。这是一种仪式，意在声明：人们对过去的一切都负债累累。他们不仅负债于过去，而且负债于现时，后面的负债感在日复一日与人交往中得到加强。他们的日常决定和行动都必然发自这种负债感。这是个基本出发点。因为西方人极少关心自己是否负债于世界，也不关心世界所给予他们的照料、教育、富足，或者哪怕仅仅是他们生于其中这样一个事实，所以，日本人感觉我们的动机有不当之处。在日本，道德高尚的人不会说，他们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而在美国，人们往往这么说。日本人不会轻视过去。在日本，正直取决于对个人在宏大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的认可，大家相互欠债，既欠祖上的，也欠同辈的。
把东西方之间的这种对比说出来，是简单的，但是，要想了解它在生活中所产生的差异，就难了。直到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探究到日本人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才能探索日本人易怒的原因。在“二战”期间，我们算是熟悉了这种精神；在有些情景下，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动怒，但日本人会怒气冲天。欠债意识会使人很容易被冒犯，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这也使他们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无论汉语还是日语都有许多表示“义务”的词汇。这些词不是同义词，其特定意义无法对等地译成英语，因为它们所表达的观念与我们的背道而驰。表示“义务”的词汇往往涵盖一个人的负债意识——从最大到最小，这个词便是“恩”。如果要把它在日语中的用法翻译成英语，我们得用到从“义务”“忠诚”“友善”到“爱”的一整套词汇，但这些词都歪曲了它的本义。假如它真的表示爱甚至义务，那么日本人当然会对他们的孩子说“恩”，但他们不可能这么用这个词。它也不表示“忠诚”，因为日语中表示“忠诚”的是一些别的词汇，那些词与“恩”在含义上截然不同。“恩”在所有用法中都表示“负载”“负债”和“负担”，人们要尽力去承“恩”。一个人从上级那儿得到“恩典”，或者受恩于任何人，如与他地位同等的人，他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自卑感。当他们说，“某人有恩于我”时，他们的意思是“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他们把这位债权人、慈善家，称作“恩人”。
“记恩”可能纯粹是相互间的奉献。在日本小学二年级的课本里，有一篇题为《不要忘恩》的小故事，“恩”在意思就是“奉献”。这是一个在伦理课上讲给小孩子们听的故事：
八公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它一出世，就被一个陌生人抱走了，那个人全家都像宠爱孩子似地宠爱它。因此，它那本来虚弱的身体变得健康起来。每天早晨，当它的主人去上班时，它会一直陪送到车站；晚上，主人下班回家时，它还会去车站迎接。
过了一段时间，主人去世了。不管八公是否知道这一点，总之，它依然每天寻找主人，它会到往常去的车站，每有公交车到站，它都会东张西望，看它的主人是否在那群走出车厢的乘客中。
就这样日月流逝，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八公的身影已经老迈，但依然每年能在车站前看到它寻找着它的主人。
这则小故事的道德寓意是忠诚，而忠诚只是爱的别名。一个深爱着母亲的儿子会说，不忘来自母亲的“恩德”，这意味着他爱戴他母亲，正如八公一根筋似地热爱着它的主人一样。然而，这个概念并不专门指他对母亲的爱，还指在他是个婴孩时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在他是个少年时母亲为他所做出的牺牲，在他长大成人后母亲为提高他的地位而所做的种种，以及仅仅因为她作为母亲的这一事实使他处于亏欠她的位置。这也表示还债，因此也意味着爱，但首先意味着负债，而我们美国人认为，爱是某种自由给予的东西，不受义务的拘束。
当“恩”被用于表示首要的“恩德”，即“皇恩”时，它总是意味着没有限制的奉献。“皇恩”指一个人所受的皇帝的恩德，他应该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接受这份恩德。日本人感到，如果不念及自己所受的皇恩，就不可能为自己的国家、生活和大大小小跟自己有关的事情感到高兴。在芸芸众生中，至高无上的人就是那个有恩于你的人，他也是你的世界里的最高领导。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在不同的阶段，这个人曾经是诸侯、领主和将军，今天则是天皇。谁是最高领导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的“记恩”习性，这种习性已经延续了数百年。近代日本想方设法要把这种情感集中在天皇身上。日本人都偏爱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偏爱往往增强他们的“皇恩”意识。在前线，犒劳士兵的每一根香烟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发放的，这强调的是每个士兵所负的“皇恩”。在投入战斗之前，发放给士兵的每一口米酒更是天皇的恩赐。他们说，每个神风队飞行员的自杀式攻击都是报答皇恩；他们声明，从全军覆没，到一个人独力守卫太平洋上的某个岛屿，都是报答无边的皇恩。
地位低于天皇的人也会有恩于你。从父母双亲那儿承受的当然是“恩”。这是众所周知的东方孝道的基础。这种孝道使父母在孩子面前拥有战略性的权威地位，可以这样来解释，父母有恩于孩子，孩子要努力报恩。因此，孩子必须竭力服从父母，这跟德国的情形不同——在德国，父母在孩子面前也是权威，但父母必须竭力强求并迫使孩子服从自己。日本人对东方孝道的解释是很现实的，他们有一个关于“父母之恩”的说法，可以大致翻译为“养儿方知父母恩”，意即，父母之恩是父母亲每天实实在在对孩子的照料和费心。日本人的祖先崇拜仅限于近亲和记忆中的先辈，这种限定使他们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孩提时代自己真正仰仗的亲人。当然，在任何文化中，这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真理，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是无助的婴孩，假如没有父母的照料，就不可能存活。在他成年之前，一直是父母给他提供住所、食物和衣服。日本人强烈地感觉到，美国人缺乏报恩意识；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在美国，记得父母之恩只是意味着善待父母。”当然，没有人会把恩加在孩子头上；但是，不求回报地照料自己的孩子，就是报答父母在自己是个无助的婴孩时所施与自己的恩德。一个人抚养自己的孩子，像当年父母抚养自己一样，或者抚养得更好，这就部分地报答了父母之恩。一个人对自己的孩子尽义务，就相当于在报答父母之恩。
一个人对老师和主子也怀有特殊的报恩心理。他们是一个人成长道路上的帮手，所以有恩于他；有朝一日，他们在遇到麻烦时可能会有求于他，他就必须答应他们的要求，或者，在他们死后，去优待他们的子女。人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尽此义务，这份人情债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相反，会随着岁月的递增而加强，有点像是在积累利息。受恩于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正如他们常常说的“恩情之大，难报万一”。这是一副重担，而且“恩情的力量”往往被认为径直超越于受恩者的个人意愿。
这一报恩伦理的顺利运作取决于一点，即每个人都能自认为受了大恩大德，而在履行他应尽的义务时，没有多少怨恨的情绪。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日本等级制的组织和安排是非常彻底的。日本人恪守随之而产生的种种习惯，并可能高度重视人情债，这样的念头不会掠过西方人的心头。如果你认为上级对你怀有良好的期待，那么你就比较容易遵守那些习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中找出有趣的例证。事实上，上级被认为是“爱”那些依附于他们的人的。日语中“Ai”一词的意思是“爱”，在20世纪的传教士们看来，这是日语中唯一一个能被翻译成基督教意义上的“爱”的词。他们在翻译《圣经》时用到了这个词，表示上帝对人类的爱和人类对上帝的爱。但是“Ai”一词专指上级对下级的爱。西方人可能会感觉到它意味着“家长制”，但在日语中，它有着更多的含义，如友爱。在当今日本，在严格意义上，“Ai”仍然用作表示上级对下级的爱；不过，也许因为基督教的用法，当然更是因为官方为打破等级界限所做的努力，今天，它也可以用来表示同等地位之间的人的爱。
尽管在文化上出现了种种缓和迹象，但是，在日本，只有在某种幸运的场合，人们才会无条件地背负“恩德”，他们不喜欢时不时地去肩负“恩”所指向的人情债。他们常常说到“让某人受恩”，这话最贴近的翻译是“迫使别人受恩”——尽管在美国，“迫使”的意思是向某人要求某物；而在日本，这个短语的意思是，给予某人某物，或帮某人做事，让人最恼火的，是受到相对陌生的人突然间的帮助。因为，只有在邻里之间，在古已有之的等级制关系中，人们才知道并接受“恩”的种种复杂性。如果只是一般的熟人或地位与自己几乎相当的人，那么，他们就会感到恼火，他们宁愿选择逃避，以免自己被纠缠于受“恩”的种种后果。在日本，在大街上遇到突发事件时，人们会袖手旁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缺乏主动性，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识，即任何非官方的介入都会让人背负人情债。在明治维新之前，在最广为人知的法律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一旦发生争吵或争辩，如无必要，不得管其闲事。”在日本，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而去帮助另一个，那么他将被怀疑在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因为结果会形成这样一个事实，即受助者会对他感恩戴德，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急切地去把这等好处揽到自己身上，反而在助人时显得非常谨小慎微。尤其是在非正式的情境中，他们极为谨慎，以防自己卷入“恩情”。哪怕是别人递过来的有根烟，如果那人之前与自己没什么关系，那么他也会感到不舒服，他会用这样的说法礼貌地表示谢绝：“哦，这真让人过意不去。”有一个日本人向我解释说：“如果你直截了当地表明你会感到很难过，那么对方会更好受些。你从未曾想过要为对方做任何事，所以你会羞于接受对方的‘恩情’。”因此，“真让人过意不去”有时可译成“谢谢”，如当你在谢绝香烟的时候；有时可译成“抱歉”，如当你欠人情债的时候；有时可译成“我会感觉自己像个无功受禄的卑鄙小人”，因为你迫使我接受你的慷慨之举。所有这些意思可能都有，也可能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