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十年过去了，当吉娜决心向巴马亲王复仇时，这些历史洞见让位于更野心勃勃的心理分析。浓墨重彩于“意大利复仇经历的不道德快感”，司汤达注意到吉娜一旦决定复仇控制局势时重现的“一种欢快”：“她感到她的力量，她思想中的每一步（筹谋复仇）都赋予她某种幸福。”（《巴马修道院》，21章，365页）我们已知，司汤达是从早在西班牙和法国控制之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家族仇杀史情节中获得吉娜形象灵感的，【这些兴趣最终导致了《意大利编年史》（Chroniques italiennes）中收录的故事。比较阿尔塔（Alter），《爱之狮》（A Lion for Love）中的讨论，243—246页。
】他这样避免依赖偶然的历史是可理解的。意大利人自身—他希望读者认为—因复仇而幸福。我们应在之后回到这种分析中的“一种”和“某种”所含的保留，因为这反映了法文原意“一种快感”（une sorte de gaiete）和“某种幸福”（du bonheur）中的迟疑。【 比较《巴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355页，马提诺（Martineau）编辑整理。】
作为吉娜下毒亲王的关键背景，我们应回顾一下她初次复仇尝试的失败。这是在拿破仑流亡艾尔巴和他在百日重返尝试的政治回报时期，她第一个丈夫，一个波拿巴第的忠贞者，死于与米兰奥地利统治支持者的所谓决斗。缺乏“被称作放弃的荒唐勇气” （《巴马修道院》，2章，21页），然而又无法促使一位男友实施报复，吉娜很不高兴。她要在她侄子法布里茨欧对拿破仑不久失败的复辟热忱中找到某种补偿；即使他未免行动天真，他至少做事了。这附加的一节在吉娜搬到巴马更久以后得到证实。那时法布里茨欧自身已被捕，因为他碰巧杀死了一个袭击他的旅行演员吉勒蒂。这案子显然牵涉自卫，情节比之她前夫之死案远无疑点。然而这却激起了吉娜错置但公开的反响，即与其搅入此案，法布里茨欧不如为她几乎十年前的损失复仇（《巴马修道院》，12章，205页）。
这种自卫行为升级为谋杀的指控，虽然由巴马的主要律师人士所策划，根源却是对巴马亲王恩耐斯托四世的嫉妒。吉娜有了萨斯法丽娜（Sanseverina）公爵夫人的新头衔后，成了他宫廷的明星，为地方精英沉闷的传统聚会带来了活力和主权。她的成功令亲王感到他必须约束她的自由精神以重树绝对权威，她对侄子的爱情说明如加其谋杀之罪他便可以掌控她。可是这次，吉娜决心自己行动。在第十四章小说最富戏剧性景象的争分夺秒的叙述中，她依仗她的存在和个性之力挑战亲王，并相信他作为一个正人君子会履行诺言，这样她便获取了一份取消对法布里茨欧指控的书面保证。正是在此，在她威胁倘若亲王食言，她将抛弃巴马，让死气重归宫廷，笼罩社交时，他的动机具体化了：“我永远地失去着她，享受和复仇，一切都在消失。”（《巴马修道院》，14章，240页）甚至吉娜刺激他津津有味地享受快乐（joie de vivre）时，亲王获取至高权力的独裁需要唤醒了他一种与复仇反向的冲动。这段话表明他真正的享受在于意大利特征的复仇意向，在此是与真实快感相分离的。
反击迅速来到。第二天亲王就用倒填法布里茨欧逮捕日期的方法废除了他的书面保证（《巴马修道院》，14章，248页），由此给了这文件与修复政治倒退精神相吻合的虚假临时优先权。结果是当法布里茨欧流放后重返巴马时，他立即被捕入狱。亲王不断散布吉娜侄子刑期已至的谣言以加强对她的控制。至此，俄国文学的学生可能要回忆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司汤达小说发表整整十年后安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拟死刑经历。拯救侄子将成为吉娜后几个月的主要目标，可是她让他爬下城堡高墙的武艺一旦实现，便以上述复苏力量产生的快感转而复仇。
吉娜的杀死亲王的决心如此强烈，这不仅出自对侄子的爱，也显示了未能为已故丈夫复仇的内心积怨。这样，当她令仆人卢德维可（Ludovico）用隐藏在她住宅墙内蓄水池的水淹没巴马街道时，她公然蔑视市民们围观法布里茨欧行刑的急切之心，不断呐喊抗议对法布里茨欧的不公待遇，实际上是对策划亲王之死的阴谋者发信号出击。同时，她的仆人担心吉娜疯了，他注意到“她双眼紧盯着六步之外的秃墙，必须承认她的眼光很可怕”（《巴马修道院》，22章，383页）。那应打开的水库，据说是中世纪内战的历史遗迹，此处却具有心理作用，因为它既唤起了她对已逝丈夫在内战期被谋害的心情，也增强了吉娜当时未能如愿的情绪和现在正等待卢德维可警告准备淹城的心情。
鉴于叙述者在小说前部曾讥刺道德，他此时对吉娜下毒亲王决定的评论或许不诚：“公爵夫人承诺自己的行动不仅在道义的眼中可怕，对她一生的心灵平静也将是致命的。”（《巴马修道院》，22章，379页）司汤达对吉娜行动的诙谐态度达到什么程度？在小说中后来的关键时刻，她的情人和未来的丈夫莫斯卡伯爵将提到他对用自己巴马内政大臣的职权处人死刑很犹豫。他服务于拿破仑时期的一次事件使他学得谨慎：“有时，在黄昏，我仍想起在西班牙我有点过于轻松地枪杀的那两个密探。”（《巴马修道院》，24章，427页）吉娜因伯爵“受如此阴暗思想的折磨”而忧伤（《巴马修道院》，24章，428页），这不仅暗示她相同的伤感，而且这西班牙游击战花絮，预示着未来《战争与和平》中展现得更充分的相同事件，较之司汤达在《巴马修道院》全书对拿破仑在意大利影响的轻松，肯定更为深刻地探讨了拿破仑的历史作用。书中承认了此刻在吉娜的“心灵平静”中暗示了的心理负担，可是它也直接回避了对司汤达来说是个问题的单独道德话题，书中所引的“眼睛”暗指是他人的监视，而不是“阴暗思想”的自我审视。
这种个人和公众价值的显著不同不久之后使吉娜对亲王的复仇归于失败，原因是她力求恢复她曾享受过的与法布里茨欧的旧情。在监狱，她获知法布里茨欧爱上了狱卒的女儿克莱莉亚，这终止了吉娜与侄子的特殊关系。这一结局强调了吉娜私生活的动机与复兴的欧洲复古政治是平行的。最终，幸福与她擦肩而过，无论是在法布里茨欧充满活力的陪伴中，还是她的内心平静中。这样，《巴马修道院》兑现了吉娜所说的，在决定复仇时的“一种快感”或“某种幸福”的局限。这些含蓄占据更显著的地位，它们并置于吉娜被淡化了的形象，这少女出场时凸现的是她的“喜悦和甜蜜心态”（《巴马修道院》，1章，6页）。
似乎为检验结局和强调后果，《巴马修道院》还写了吉娜第二次同样复仇无果的尝试，这发生在亲王死后，则更具吉诃德式（Quixotic）的滑稽。要研究这一节，我们得快进到司汤达小说的末尾，这种变速表现在他另一部巨著《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 The Red and the Black，1830）中。这次新的快速行动也可能来自出版商对短的两卷本而非司汤达期待的三卷本的要求。结果，吉娜第二次更惊人的复仇行动被纵深缩小到显著忽略其重要性的地步。肯定地说，司汤达的确找到了一条天才途径来补偿写短篇小说的需求。他增添了一个描绘意大利假面剧（commedia dell’arte）的场面，其中演员遵从一个粗略的情境而不是剧本进行即兴表演。这样他便鼓励读者通过与小说家建立相同的双重创作关系而迅速摸索他自身更快速的叙事方式。
吉娜的第二次复仇行动发生在她发现法布里茨欧深陷与狱卒之女的恋情后。他如此爱她，以致时机来临时，他竟选择重返巴马城堡两次经过地下通道去接近她。然而这样一来，他却暴露了自己，受到几位权威者的惩罚，他们可能认为他的出逃是对他们的不恭。为了再度救他，吉娜必须答应与新亲王恩耐斯特五世（Ernesto V）睡觉。他是一个不通世故而又无能的年轻人，曾在假面剧（commedia dell’arte）与吉娜同台演出时爱上她。法布里茨欧一获释，她便后悔这一承诺。即便如此，时机来临时，她却不食言。对已能即兴应对司汤达指向的读者来说，不言自明：吉娜守信是为了再度蔑视年轻人之父。既然她一受命就逃离巴马，在边境的隆巴迪（Lombardy）居住，并一去不返。显然她轻易就能食言，正如亲王对她所为。读者也能体会，与这土气的年轻人交往会怎样地与吉娜对法布里茨欧的感情相左。他是作为一个替代品或其他更进一步的什么而存在的，或许是她失去的青春欢乐。吉娜可以轻松地笼括这一事件，她说：“别要求我下个月快乐”；可是当她补充“我不应再见法布里茨欧”（《巴马修道院》，27章，468页）时，却流露了复仇的最后一幕对她心灵的撞击有多么强烈。尽管她立即就与忠诚的情人莫斯卡成了婚，她却注定不会真正满足，因为法布里茨欧遭到了巨大灾难。很快他就丧子，丧妻克莱莉亚，在赎罪中退居一个以司汤达书题命名的修道院，不久他也随之而去。在此有几个回荡着嘲讽的词，“出现”标志着吉娜不合宜的露面，“被爱”象征着对过去的遗憾。小说倒数第二句则宣称：尽管有“一切幸福的外表”，吉娜“在她所爱的法布里茨欧死后只活了很短一段时间”（《巴马修道院》，28章，495页）。
在一部以英文格言“致幸福的少数”为结语的小说里，一个在书开头如此“鲜活坦诚”（《巴马修道院》，1章，6页）的女人，其故事无声的结局本身就达到了某种赎罪地步，也证实了司汤达对意大利式快乐复仇深思的过激性格。尽管书中只在末页才提及巴马修道院，字面的赎罪在唤起卡尔特（Carthusian）教派严酷的书题中既定，也早已为法布里茨欧所储备。其教规缄默的严厉保证，使这一不均衡显得恰当—因为在修道院无话可说，但对吉娜的评估最终却保持着公开局面。以司汤达的英文格言为准，假如“少数”削减了她的生活选择，特别是她对亲王复仇的运作，“幸福”并不排除吉娜个性的生气和冲动的自由，即使这些素质在他人心中唤醒了妒嫉和报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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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计托尔斯泰突出的圣经碑文（及章题），《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复仇，统观全书并不是孤立行动，而且伴随着宽恕。这一补偿性词汇，对小说开头名句中不幸家庭要寻求一些幸福而言是必不可缺的，这与《修道院》结尾处提出的“幸福的少数”格言的挑战遥相呼应。托尔斯泰复仇与宽恕的相互作用，在俄语中依赖动词“mstit”和“prostit”以及相关的名词和修饰语，发挥着几层意义。假若复仇在主，因为碑铭的原文说得很清楚（托尔斯泰省略了“主说”，圣经则特指了此话的出处），【这些话在圣经以不同形式出现三次，申命记（Deut）， 32页、35页，罗马书（Rom）12页、19页，希伯来书（Heb）10页、30页。鲍里斯·艾肯鲍姆（Boris Eikhenbaum）相信托尔斯泰是在阅读叔本华（Schopenhauer）时记起了这些圣经段落，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t Will and Representation）中做了引用，第一部，62节。参照《70年代的托尔斯泰》（Tolstoi in the Seventies），142—145页。】当然要以宽恕来平息圣怒。然而在人间的相互关系中，也同样需有一种仁慈精神来缓和他人的复仇冲动和自己的报复欲望。托尔斯泰小说的初期并不像司汤达作品那样围绕着谋杀的政治激情而是着眼性爱/婚姻危机，着重这一点。道丽发现丈夫斯蒂法的奸情，使她产生一种念头，“惩罚他，羞辱他，至少对他要有一次小小的、像自己所遭受损失的部分报复”（《安娜·卡列尼娜》，1章，4节，10页）。相应的，斯蒂法的妹妹安娜来到莫斯科弥补裂痕，劝道丽宽容，表明自我，小说始终证实了她有限和无限的言行一致：“我会原谅，就像从未发生一样，根本未发生一样。”（《安娜·卡列尼娜》，1章，19节，70页）同时，在小说第二条情节中，安娜对应男主角康斯坦丁·列文（Konstantin Lyovin）开始了他相同的调解，而与斯蒂法交谈时，他收回了他“堕落的生物”一词（《安
娜·卡列尼娜》，1章，11节，41页）。这个三十几岁的单身汉想着自己的性爱史，希望未来妻子一旦知道他的过去能原谅他。在这种由社会道德苛评向内心良知沉思的陡转时刻，悬而未决的是列文能否原谅自己。
开幕揭示的问题，其答案在故事进程中发展得愈加丰富复杂，由于一组紧密交叉的人物和多层互评的情境。基于我们对斯汤达的研究，其中两组值得注意：一是安娜丈夫报复与宽容的冲突；二是安娜作为受害者与复仇者双重人物的冲突。
《安娜·卡列尼娜》的中部有一节表现小说的情感高潮，即卡列宁出乎意料地宽容了安娜，尽管她的恋情引起的痛苦已加深了家庭裂痕。这发生在她分娩时濒死之后，孩子父亲是渥伦斯基。至此，卡列宁的形象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这情节顶峰所发生的与托尔斯泰的碑铭性质截然不同。书中这样说明：“他不再想他一生要遵从的宽恕并爱敌人的基督教义，然而那爱与宽恕敌人所带来的欢愉却充溢着他的灵魂。”（《安娜·卡列尼娜》，4章，17节，413页）在这危机之际，当他否定了在前几页向道丽表示的复仇心理时（《安娜·卡列尼娜》，4章，12节，394—395页），他的行为也就与碑铭精神一致了。卡列宁并未明确留意这一词或其他什么宗教文件。因而这一时刻可能象征他的信念如此之深，实践宽恕已经成为其第二本能。或者更可能地，从更广的心理角度看，通过濒死床边显然紧急的交谈，生活自身在卡列宁体内释放了一种更深更自发的潜在宽恕。在后者，叙事显示碑铭在这一特定不幸家庭生活中降临了。在此，家庭作用不是一道对复仇（它是主的，不是人的）的禁令，而是人性宽恕惊人力量的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