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月同日出生的两个国务卿会见黄镇主任
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密切注视着1976年秋冬正在美国各州进行的总统大选。当时联络处的专家们在私下议论，有人说如果福特能够当选继任总统，基辛格博士肯定就会继续担任国务卿，对华政策就会延续下去。黄镇则说，从《上海公报》开始的对华政策是大势所趋，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无论谁任总统最后都会这么做。
这年11月间，总统大选揭晓，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福特，即将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喜气洋洋、极度兴奋的卡特在一次涉及对外政策的演讲中，竟然把台湾称为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提并论。这个讲话也整理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杂志上。
黄镇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总统尚未宣誓就任，就做出了“两个中国”的错误讲话，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密切关注。经请示国内以后，黄镇准备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交涉。
正在这个时候，黄镇接到基辛格国务卿约见的邀请，要把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先生特别介绍给黄大使。黄镇是很高兴老朋友基辛格的这个安排的，觉得这是向美方提出交涉的一个机会。
此前，黄镇已经作过调研，对万斯的大致情况有了一点了解。
在竞选的辩论中，卡特曾批评说基辛格主宰了福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时使人觉得是基辛格在当总统。现在要接基辛格位置的万斯，比基辛格年长六岁，已六十岁了。此人“二战”期间曾在海军服役，战后在华尔街当律师，担任过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首席法律顾问，后又任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一度辞职回纽约重操律师旧业；1968年间曾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首席副代表，参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曾与基辛格一起共事；近两年加盟卡特的竞选阵营，参加了卡特的外交政策顾问小组。万斯也曾经访问过中国。《华盛顿邮报》曾介绍说，数月之前，万斯曾应卡特的要求，为卡特准备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卡特一旦当选总统后美国外交政策应有的具体目标及优先顺序。华盛顿已经有报刊介绍说万斯是将美苏缓和放在其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的“温和派”。11月大选揭晓后，有报道说万斯怀着感激和乐观的心情接受了卡特的邀请，准备出任新政府的国务卿。
1976年12月21日下午4时30分，黄镇的小车驶至华盛顿雾谷的国务院办公大楼前的时候，基辛格的助手洛德已经迎候上来了。他被引至国务院八楼基辛格办公室的时候，与大块头基辛格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就先站了起来，基辛格也站了起来。
握手寒暄之中，基辛格将新上任的国务卿万斯介绍给黄镇：
“我就要离任了，现在正忙于交代。幸好我和万斯先生共事已久，很熟，办交代就很容易。”
万斯的脸因兴奋而通红，笑着对黄镇说：“我与他相互间很了解，一致的地卡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方很多。两人连出生的月日都是同一天，5月27日。只是……”
基辛格很忌讳人家说自己比接班的万斯要年轻好多，就很快地插话说：“我和万斯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特别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了解也是一致的。”
在大家坐下后，黄镇就说：“博士，自从9月间主席辞世时你来联络处吊唁，又很久未见了。细算起来，近几年博士访华九次，与毛主席见面谈话有五次之多。”
基辛格说：“与毛主席的谈话很重要，很难得。”
黄镇说：“主席阐明了我们对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各个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基辛格说：“毛主席是阐明得很详尽、广泛和深远的。”
黄镇弦外有音地说：“今后我们将据此行事。自从1969年两国领导人互通秘密口信以来，博士经历了中美关系的整个演变过程，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背景和美方的承诺应该是很清楚的。”
基辛格说：“是的。我在离职前想同黄大使见面，是因为我在任职期间所进行的外交事务中，打开对华关系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为《上海公报》的作者之一，今后作为个人，仍将为实现《上海公报》原则、促进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我个人一贯深信，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说到《上海公报》，他就更加高兴起来，“大使阁下，我还清楚地记得每一次口信，记得在巴黎黄大使请我吃饭，总使我胃口大开，体重增加了几磅。”
黄镇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万斯，就将话题引了过去：“从巴黎开始，我同博士打了好几年交道，增进了了解，建立了友谊，成了老朋友。希望今后同万斯先生也能建立这种友谊。”
基辛格即刻接过话头说：“这就是我今天约你来的原因，我急于将万斯先生介绍给你。万斯思想解放，他对改善美中关系也是承担了义务的。万斯深得卡特总统的信任。我前两年见过卡特。最近一次同卡特长谈了七个钟头，其中也回顾了对华关系。卡特也谈到了他对中国的理解，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世界形势的分析。”
这时，黄镇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变得严肃起来，相当克制地提出了卡特的错误讲话，说：“鉴于博士是老朋友，万斯先生也访问过中国，我因而坦率地指出，最近《时代》周刊刊载了卡特的讲话，把台湾称为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提并论，这是违背《上海公报》原则的。”
万斯立即表示说：“我完全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基辛格从他那宽边眼镜里望了一下黄镇说：“此问题就算解决了。大使阁下很善于把握战机。”
黄镇笑说：“别忘了我是一个军人，习惯于各种各样的战斗。”
基辛格也哈哈大笑。万斯也只好跟着笑了。
黄镇又抓住机会继续说：“我还注意到不久前有报纸报道博士曾经告诉卡特，中国人说一不二。现在有人提出说什么已经有两位美国总统访问了中国，该轮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来美国回访了。我们的答复，博士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反对‘两个中国’，在华盛顿还有台湾当局大使馆，我领导人当然不能来。美国总统可以去北京，那里除了联络处没有另一个什么美国大使馆。反对‘两个中国’
是原则，中国人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的。”
基辛格指指万斯说：“我想，我的继承人也会尊重贵国的意见的。大使阁下，元旦过后，我将在公开场合举行一个正式的午餐会，介绍你们俩见面。”
正式的见面午餐会是两个星期以后的1月8日中午在国务院大楼里举行的。
在午餐会上，黄镇在有记者在场的公开场合重提《时代》杂志那篇文章把台湾称为中国的错误提法。
万斯马上解释说：“我保证，当选总统卡特总的来说，是主张坚定执行《上海公报》的。”
基辛格这才接过话来说：“美方过去曾多次明确表示，不支持‘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或其他类似的方式。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正常化的确切方式，但是我们是在向着完成正常化的方向前进。”
黄镇立即明确地说：“中方的立场很清楚，三条：断交、撤军、废约！”
基辛格补充说：“我要告诉中国朋友，虽然美中双方的主要路线并不一定经常一致，但是为了相互了解，坦率的对话是有意义的。”
万斯说：“希望今后继续这种坦率的对话，我将郑重向卡特转达对华关系问题。”
好几家电视台报道了这次工作午餐会。次日美联社的报道说：这次会晤是很独特的，黄大使公开地来到国务院同即将离任与即将接任的美国国务卿进行一次事先宣布的会晤，这还是第一次。
刚就任总统的卡特深夜潜心研读有关美中关系的重要文件
他从小就对中国抱有兴趣。在孩提时代就爱读有关浸礼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描写，爱读舅父汤姆·戈迪的中国来信及寄来的中国照片。汤姆是海军报务员，常去中国沿海的港口。后来，他长大后也成了海军军官，到了这些小时候听说过的港口。
饥饿的眼睛，褴褛的衣衫，连大姑娘也衣不蔽体，码头上挤满了向外国海员或水兵乞食的灾民，你要是给了一两片面包，就会引起他们的躁动和争夺。
他在回忆录里说：“他们迫切需要医院、食品和学校，还迫切需要有人去向他们传播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道理。”这就是吉米·卡特记忆中的中国。
1977年2月初的一天夜里，他刚刚出席了在布莱尔饭店为英格兰一个代表团举行的活动回到白宫。夜已深了，他没有去休息，而是埋头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案上仔细研读基辛格、尼克松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备忘录，也详读了福特总统私下对中国人所讲的话。在研读这些关于中国的文件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他年轻时对这块东方大陆的印象。
前不久，他在与万斯国务卿讨论对外政策的时候，万斯确实郑重地向他转达了黄镇对他在《时代》
杂志上刊载的有关“两个中国”谈话的意见，并说中国人是很认真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的，中国方面一向将这个问题视为原则二战后期，卡特作为年轻的海军军官到过中国沿海港口。
问题。卡特这才意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他需要对此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这才决定，让万斯将前两届政府有关中国问题的重要文件都找来让他细看一遍。
夜深人静，细读这些前任领导人的冗长谈话，却并不感到疲倦，反而觉得相当引人入胜。他从中了解到自从尼克松首次访华至今五年来，已经做了什么事，还有哪些问题悬而未决，现在他作为总统又能做多少事。
客观地说，他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入主白宫后，在外交上首先致力关注的并不是美中关系，而是觉得缓和美苏关系的事更为迫切。他并不把中国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支配卡特政府对华政策的是维持美苏关系稳定的需要，而不是努力弥补美国对付苏联机会主义时所表现的脆弱性。因而，1977年1月间，当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们开会讨论那些需要作出分析的最重要议题时，他们就忽略了美中关系。解密的美国档案表明，顾问们按重要性依次在《总统备忘录》里共记录了十五个问题，包括各个地区的事务和巴拿马运河、南北关系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问题等。有关中国问题的分析列在《第24号总统备忘录》里，这个编号顺序足以说明卡特政府开始的时候并不重视对华政策。
在2月初他已经会见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了，中国到底也是一个大国，在礼仪上刚就任总统的卡特不能不见一见中国驻在华盛顿的代表。这才使卡特在预定接见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的前两天，才匆匆忙忙地做准备。
卡特说：我们不应该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对中国投其所好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卡特的思路应该说还是清楚的。
尽管美国社会舆论界的政治风向已经比较倾向于美中关系正常化，但是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亲台势力的影响，美国的政治气候并不完全赞成与台湾方面断绝关系。在去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两党都觉得台湾问题是一个敏感和没有突破性进展的“难题”。
福特的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就宣称：“美国政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之际，应该继续支持我们的友邦中华民国及其1600万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美国将履行对其的各项承诺，例如与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卡特的民主党的竞选政治纲领则主张：“在台湾前途和平解决的范围内，尽早走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因此，在竞选期间，卡特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讲话就相当谨慎。7月间，他回答《时代》周刊记者的提问，表示说：虽然承认中国是他最终的目标，但时间表还没有确定。卡特声称：我要得到保证的是“台湾人民——中华民国或无论其怎么称呼自己——不受大陆中国的军事压制和统治”。10月间，他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势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观存在”，但他“并不急于谋求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虽然“那是对我们有利的最后目标”。他说：“我需要某种使我满意的保证，台湾不受到武力攻击，台湾人民保持相当的独立，而且我们对他们的承诺须受到尊重。”
卡特总统核心班子三要员，从左到右：副总统蒙代尔、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
在他认真阅读了前两届政府有关美中关系重要文件的两天后，即2月8日，黄镇应邀来到了白宫与卡特总统见面。卡特在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陪同下，与黄镇就中美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由于卡特对美中关系正常化并不重视，这次见面的谈话就没有什么新内容。黄镇希望美国新政府继续以《上海公报》为指导，使两国关系继续得到改善。卡特也只是一般性地承诺：《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两国关系的基石。卡特没有说在他任内要做什么，只是策略性地泛泛说：据我了解，美国已经有了两位总统及那么多高级官员访问过中国，我也希望我能作为白宫的主人，在华盛顿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
黄镇立即表态说：如果美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我们是欢迎的。美国人民当然是友好的，但是，只要华盛顿还有台湾的“大使”，中国领导人访美的事就没有可能。因为中国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的原则立场是明确的，美国必须做到断交、撤军和废约。
这时，万斯国务卿就对黄镇说：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卡特政府的最终目标，双方最终是要达到这一目标的。
黄镇当然懂得万斯使用两个“最终”的外交辞令的弦外之音，也就是说现在谈美中关系正常化还不是时候；于是，黄镇也就用外交辞令来回敬说：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中国人是有耐心的。不过，只要你们愿意履行几年前签订的协议，我们也愿意实现关系正常化。
黄镇说到“几年前签订的协议”时，特别加强了语气，暗示了对美方没有兑现承诺的不满。
卡特政府对美中关系正常化漫不经心，本应该在1977年4月份发表的对华政策研究报告一直拖到夏季才完成。
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员们提供给卡特的《第二十四号总统备忘录》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应当按照前任的承诺寻求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它承认政府将废除美台间的《共同防御条约》，撤回所有的驻台美军部队，中止与台北的外交关系。但是这一份“备忘录”没有向总统建议确定一个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美国什么时候才需要对关系正常化作出让步都没有提及。这一份“备忘录”还这样写着：美国政府须寻求来自中国方面的一个明确的承诺，要使美国依从中国的要求全面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就必须以中国不对台湾使用武力为交换条件。
这一份关键性的档案表明，卡特没有将美中关系正常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卡特甚至认为前任政府一向对中国人太迁就，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卡特曾经指示说，对大陆的中国人，现任政府“不应该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投其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