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在1958年时还比较好，因此中国人起初可能同意这种泄密方式，把情况通给苏联人，以消除他们的疑虑。从这种做法里美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因为这妨碍了机密的交谈。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和中国人安排在自己的使馆里进行秘密会晤，但华沙会谈继续在波兰人提供的、不保密的房子里举行这一点，也促使会谈降为不那么重要的、主要是例行公事性质的会谈。
客观地说，中美华沙会谈开始进行的时候，中方还没有对苏联保密。在王炳南离京后，周恩来曾指示，为中央及时掌握华沙中美会谈的情况，请苏联帮助架设一条北京-华沙的直通电话线，使周恩来与王炳南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经常。周恩来经常亲自打电话给王炳南，及时听取汇报，发给指示，并不断提醒他应该注意某一方面的问题。至于中国方面注意对苏联保密，已经是60年代初中苏关系全面紧张的时候了。
其实，他和比姆早已在华沙的外交场合见过面，只是不打招呼、不相往来而已。王炳南此次和美方代表团团长雅各布·比姆正式见面时，一边寒暄，一边注意打量着这位代替了约翰逊的会谈对手。
这是1958年9月15日下午3时整，中断了9个月之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于华沙恢复了。双方代表团到达后，先后被分别引进会场左右两边的小厅内休息，时间一到，即被领进会场。做东的波兰人将宫殿里的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讲究，四张大桌子拼成一个长方形，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双方代表团入席，双方相互鞠躬致意。
比姆是栗色的头发，小圆框眼镜架下有一张窄长脸，面容沉静。王炳南拿对方与约翰逊相比，觉得其缺乏幽默感，很少露出笑容，却比约翰逊更具学者的风度，文质彬彬，像个教授。在这次会谈之前，他通过有关友好国家驻华沙使馆的朋友及其他渠道，对比姆有了一定的了解。
此君要比他迟两年来华沙出任驻波兰大使。据说，他在美国国务院那批得力的外交官中，是富有与共产党打交道经验的专家。比姆于50年代初先是在雅加达担任参赞，然后调到南斯拉夫任参赞，因善于跟铁托打交道而被国务院所赏识。在斯大林去世后，他奉调去莫斯科接替那位被苏联宣称为“不受欢迎的人”的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以临时代办身份接替使馆馆长职务。不久，他又被调回国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后又被任命为负责苏联与东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直至奉派来华沙出任大使。他来华沙时还是个单身汉，被戏称为“寡公大使”。初接触，王炳南感觉这人不善辞令，不是那种巧舌灵齿的外交家，但其经历说明他绝不是一个他可以轻视的谈判对手。
双方代表相对而坐。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翻译。
中方首席代表为王炳南，顾问已经换成黄华和赖亚力。黄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南京与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过接触，赖亚力在加入中共之后曾到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学习，后来在纽约参加了《华侨日报》工作。有时候，华沙使馆的姚广参赞也参加会谈。
比姆的助手为懂中文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拉尔夫·克拉夫。王炳南以前在南京见过这个拉尔夫，他曾于国民党政府时期在中国工作过。据比姆回忆说，历次和王炳南打交道的美国代表都觉得他是通情达理的人。双方见面时，王炳南向他谈起了过去在重庆、南京认识的美国朋友。当时，在华盛顿负责华沙会谈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也是王炳南过去认识的朋友。罗伯逊曾经给比姆下过死命令，绝不允许发生像1953年板门店停战谈判中那样在会谈中拂袖而去的事情。
金门炮战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台北为蒋介石打气。
在第一轮会谈中，王炳南请比姆首先发言。比姆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比姆用很呆板的声调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
王炳南对此早有估计，因此很平静地反驳说，美方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说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
9月30日，杜勒斯放出要蒋军撤出金门、马祖的口风，而且亲自为中美第78次会谈提出一个协议草案，用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双方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妄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被王炳南断然拒绝。
美国方面一方面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另一方面，也要求蒋介石“放弃将金门和马祖作为基地以便进攻大陆的打算”。从比姆的谈话中，王炳南还可以了解到，大多数美国人几乎肯定地反对蒋介石利用沿海岛屿做军事基地，用以“收复”大陆。
北京方面及时掌握了美方动态，毛泽东亲自两次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
10月30日，杜勒斯跑到台湾，给蒋介石以“面子”，阻止其反攻大陆的挑衅性行动。蒋介石允诺，“光复大陆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使用武力”。
台湾海峡紧张局势逐步缓和下来。但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中美华沙会谈陷入了程式化之中。王炳南每次发言的开场白都要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的立场，美国若不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美之间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
用王炳南的话说，以后的谈判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双方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但在会场之外，双方仍进行一些私下的会晤，相互请喝茶或吃饭。
1959年，杜勒斯离开了美国国务卿的职位，继任国务卿也没有给华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
1961年，肯尼迪出任总统，除了在华沙会谈中玩一些小花招外，在台湾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仍然没有丝毫变化。
1961年9月，比姆奉调回国，出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
接替比姆担任华沙会谈美方代表团团长的是一个“老中国通”——卡伯特。
波士顿人卡伯特在旧中国担任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据说，美国国务院在挑选驻华沙大使时，首先考虑的是候选人对中国事务是否熟悉，而不是考虑其对波兰事务是否熟悉，因为这个人要和中国大使进行持续的会谈。
华沙会谈僵而不断：中美联系的特殊渠道
在美国波士顿，有两个最大的富翁，一个是洛奇，另一个是卡伯特。当地社会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当地人向洛奇说话，洛奇向卡伯特说话，卡伯特向上帝说话。此话的意思是说，卡伯特比洛奇更有钱，钱多得可以买通上帝。
洛奇与卡伯特都是美国的驻外大使，洛奇是那个有名的驻越南大使，卡伯特是驻波兰大使。卡伯特到华沙成为王炳南的对手之前，担任过驻巴西大使，已经有了36年的外交工作经历。在后来的1979年访问美国时，王炳南受到了卡伯特十分隆重的礼仪接待。卡伯特在其濒临大西洋的豪华花园别墅里，专门为王炳南举办了盛大宴会，邀请了波士顿所有的名流出席，宾客如云。整个宴会十分热烈，充溢着友好之情。卡伯特为自己过去有过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言论而深感不安，想重访中国，又怕不受欢迎。卡伯特夫人在一旁埋怨说：像你这样的人，中国是不会让你再去了。王炳南却说：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当即邀请卡伯特夫妇俩访华（但遗憾的是，在定下访华日期、准备动身时，卡伯特不幸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当时，杯盏交错之中，听着大西洋的涛声，这两位上了岁数的老对手竟然谈笑风生地回忆起昔日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
1962年3月，王炳南与卡伯特继续进行谈判。两人是同龄人，都是50多岁年纪。卡伯特言谈举止很随便，不拘谨，不在乎外交上的礼节。两人经常开玩笑，使谈判桌上经常充满笑声。
有一次，卡伯特笑呵呵地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送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这老蒋送武器给你们，连一张收条也不要！
王炳南就回答说：你们怎么忘了？我们已经感谢过了。我们解放北平举行入城式的时候，毛主席让入城部队全部换成美式装备，还特意绕道经过你们驻北平总领事馆门口，以示谢意呀。
1962年春夏间，国内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中印边界局势紧张，中苏关系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妄图趁机“光复大陆”，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5月底的一天，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接到周总理紧急召见的通知。
当天深夜，他奉召来到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给他介绍了情况。中央得到了有关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情报，台北当局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改进战斗机性能，增加飞机装油量，使之在飞至大陆上空作战后能够返航。蒋介石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人民解放军也进行了防御部署，向福建前线一带大量集结部队，制订作战方案。
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中央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虽大，但困难也不小，关键得看美国当局是否支持。周恩来决定让他立即中断休假，赶回华沙，尽快通过中美会谈的接触，寻找机会，摸清美国的底。
王炳南知道这个任务至关重大，不能有丝毫疏忽，就立即动身赶回华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