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从华盛顿飞抵旧金山，他此行有着比曼哈顿计划还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他希望云集美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从而研制出前所未有的新型武器，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早在一年前的二战时期，亨利·阿诺德就曾经要求西奥多·冯·卡门构思这一计划。在二战时期，西奥多·冯·卡门是亨利·阿诺德的首席科学顾问。卡门向亨利·阿诺德提出了一份名为《走向新地平线》的报告，报告建议把二战期间提供参谋和协助指挥的科学家与军事家集中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科学机构，争取在和平时期继续为国家效力，而这就是兰德公司工程的雏形。换言之，就是兰德公司工程最初的形式。当时，亨利·阿诺德很欣赏这种构思，但碍于战事紧迫，也只能将这个计划暂时搁置。因此这也是亨利·阿诺德飞往旧金山的主要目的。就在二战结束后还不足一个月，即1945年9月的一天，当前试飞员富兰克林·R·科尔博姆出现在亨利·阿诺德的办公室时，这个计划又被重新启动了。事实上，亨利·阿诺德和科尔博姆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认识，两人对军队有着同等深厚的感情，并且在当时的航空兵独立一事上有着相同的见解。当亨利·阿诺德在军队中极力主张航空兵独立时，科尔博姆则在知识分子中呼吁鼎力支持空军，两人的行为可以说是交相呼应。而当时为陆军航空兵研发新生雷达技术的麻省理工学院，也是科尔博姆亲手促成的。
和亨利·阿诺德的想法一样，科尔博姆也担心军队中的科学家在战争后会各奔前程，为此他多次向美国一些政府官员提交建议，试图寻求一种方式挽留科学家，让他们继续为政府效力，但都未能得到有效的答复。于是，他想到了亨利·阿诺德。幸运的是，当科尔博姆来到亨利·阿诺德的办公室，还未将心中的想法完整地和盘托出时，亨利·阿诺德就一拍桌子，一跃而起，握住科尔博姆的手兴奋不已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想法是不谋而合啊！”于是，亨利·阿诺德建议科尔博姆立即去拜访道格拉斯，力争得到他的支持。两人一拍即合，并约定两天后在汉密尔顿空军基地再次会面，届时，科尔博姆将列举出实现这项计划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质清单。
随后，科尔博姆乘坐最早的一班飞机从华盛顿飞往道格拉斯的工厂，他立刻召集了需要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员，乘坐当时唯一的一架可供使用的C-54飞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飞机）飞往汉密尔顿，他们比亨利·阿诺德早一个小时抵达汉密尔顿。当亨利·阿诺德的飞机降落时，科尔博姆与道格拉斯及亚瑟·雷蒙德等人早已等在外面迎接。与亨利·阿诺德一同前来的还有爱德华·鲍尔斯，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顾问，曾在1944年与科尔博姆合作设立了B-29特种轰炸工程。
午餐期间，与会人员很快便进入了主题。会议的中心思想是建立一种新型机构，从事远程导弹技术的研发。亨利·阿诺德表示，这项技术非常有前景，是未来主导战争命运的控制塔。并且，亨利·阿诺德及其与会人员一致坚持，拥有这项技术控制权的只能是航空兵，其他军队则无权过问。亨利·阿诺德当即表态，从战争中未使用完的研究经费中抽出1000万美元，用于这项新机构的初期建设和运营。雷蒙德提议，将此项目命名为“兰德公司工程”。兰德公司即是研制与发展的意思（RAND：researchanddevelopment）。工程组长由自告奋勇的科尔博姆暂时担任，一方面他也在寻觅可以担此重任的真正领导人。
事实上，兰德公司工程在初期并没有确切的定义，汉密而顿会议也只是起草了一个大致的概要——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民间技术资源研制出新生武器。但是，如何研发？除导弹之外还需要研发哪些武器？数量多少？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在此后的几个月内，亨利·阿诺德、科尔博姆等人就兰德公司工程的发展频频交换意见，却一直未能取得有效的结论。直到三个月后，即1945年12月，一个名叫末柯蒂斯·李梅的人加入兰德公司工程后，才使兰德公司工程计划有了明确的定义和目标。
李梅似乎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好战分子，他嘴里经常叼着一支烟，提倡对敌军采取猛烈的进攻，坚决不让敌人有反击的时间。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那部《我应该如何学会停止恐惧爱上炸弹》的经典电影中几个将军的原型——天生好战、鲁莽而又苛刻的男人。因此有不少士兵和政治官员认为，他渴望战争基至崇拜战争，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好战者。然而尽管如此，很多人却又不得不佩服他那种“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
李梅进入兰德公司工程后，被任命为兰德公司工程的副参谋长，主要负责监督和管理新建小组的研制工作。而他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超强的外交能力，使得他一跃成为管理兰德公司工程的绝佳人选。为人行事一向果敢机智的他，把所有批准空军军需预算的官员们邀请到一个房间里，想尽各种办法和他们周旋，直到他们在明确的兰德公司计划书上签字后才准许他们离开。在李梅及其机构成员的努力下，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计划终于正式启动。在兰德公司工程的章程中明确地写道：“兰德公司工程是一个永久性维持科技领域研发和制造工作的新生机构，旨在为美军空中作战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发，并为空军提供战略分析及战术设备。”
章程中还特别强调，兰德公司工程是一个介于政府与民间组织的新生机构，它不需要向政府部门提交任何报告，机构所有的研究结果都将由李梅监管和指挥。对于空军提出的研发建议，李梅有权决定兰德公司工程是否接受，而兰德公司也可以单独进行研发项目以便维持总体平衡。但对于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相关智能技术和项目信息，以及兰德公司的决策管理，空军总部都有权过问，从而对其研究价值进行优化组合。换言之，在研究什么及怎样研究的重大决策问题上，兰德公司工程还是得服从空军总部的决定，并未完全独立。
但是，李梅则很有预见性地说：“和平时期，政府仍需要独立的民间科学机构的支持，但用不了几年，政府体制中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理念——面对国防安全的种种威胁，科技才是应对之道，而非外交。”
3.空袭：留给兰德公司创始者们的争议
如果说亨利·阿诺德和科尔博姆等人是兰德公司工程的发起者，那么毫无疑问，李梅就是兰德公司工程的“教父”。事实上，李梅不同于其他家境显赫的同行，他没有读过西点军校，出身卑微的他是从预备军官训练营开始起步的。第一次看到飞机，是在李梅五岁那年，从此，他便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自由翱翔在天空中的“神奇家伙”。他立志无论如何也要加入航空队，争取成为一名神圣的飞行员。他始终不渝地认为“飞行是一项与军人使命同等神圣的事情”。
在1937年的一次军事演练中，由于“犹他号战舰”的坐标信息有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迷宫般复杂的情形下，李梅凭借敏锐的战斗嗅觉和自身丰富的实战经验，终于在浩瀚的大海中找到了准确的战舰目标位置，并对其隐匿在深水下的目标投下的炸弹。随后，他又带领B-17分队赶赴南美洲进行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出了自己远航作战的能力。二战爆发时，李梅正担任第八航空分队的指挥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凭借自己果敢机智的作战方针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从中校晋升为少将；因其优异的组织作战能力和对待俘虏绝不留情的战斗理念，他又被晋升为航空队的指军官军师。战斗期间，他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军官们的极力赏识。在当时，亨利·阿诺德正准备使用一种杀伤力极强的B-29新型轰炸机。他注意到了极具战斗天赋的李梅，于是指派他把这种新型战斗机护送到当时最急需的中国去。回到美国后，亨利·阿诺德任命李梅为马里亚纳群岛第21轰炸司令部部长，他在美军1945年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马里亚纳群岛任职期间，李梅第一次与正在研究和改进B-29轰炸机的科尔博姆、鲍尔斯及雷蒙德等人共事。他们准备采用一种名为“运筹学研究”的新型技术，将B-29轰炸机的大部分装甲拆除后，使B-29轰炸机可以飞得更远、更稳，也更安全。然而，这个研究结论一出，就引起了众多飞行员的质疑，因为这与飞行员的直观理念截然不同，飞行员一致反对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顶着被日军袭击的危险，去执行这种等于是自杀性的战斗任务。但事实证明，一经改良过后的B-29轰炸机，战斗效率和成绩出奇得好。李梅在记录中写道：“B-29轰炸机在科尔博姆等人实施改良后，总能够一举击中目标，其精准的定位功能是任何武器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
二战期间，这种“运筹学研究”的新型技术最早被英国提出。它是在充分了解和分析新型武器的运行系统上，为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把相关的运行系统进行模拟评估和实战实验，然后进行逻辑分析和比对，合理运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求得系统运行的最佳方案。在马里亚纳群岛，这种“运筹学研究”主要是针对如轰炸机、雷达、远程火箭等新型武器的系统功效进行评估和提炼的。
然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如此先进实用的研究方法，在二战之前居然鲜少被军队采用过。而B-29的成功轰炸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B-29轰炸机日以继夜的低空飞行，所喷发出的熊熊烈火，将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无情地吞噬，不计其数的商铺和房屋等建筑物瞬间被夷为平地。而在此之前，美英联军已经在德国采用过这种战略，战争历史上备受争议之一的德雷斯顿轰炸，相关学家对此做了较为客观的估计，德雷斯顿轰炸导致135000人死亡，摧毁建筑物35470座——虽然在这之前，美国极不情愿祸及无辜，也从未使用过这种战术，但由于对日本的战事迫切需要，为了消除所有的隐患，只得把无辜的生命也列入军事攻击范围。
尽管这样的灾难已经成为历史，但有关德雷斯顿轰炸、B-29地毯式空袭的争议却时落时起，始终不曾平息。这些空袭背后的功过是非，正如轰炸本身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备受人们争议。
种族灭绝观察组织的人指出：“大屠杀的行为是历史上种族灭绝的邪恶行径之一。亦如美英盟军在德累斯顿轰炸和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这些都是战争罪行。”然而，另一些人却认为：“种族灭绝的定义应该是排除空袭给参战国造成的平民伤亡数量。就此而论，我们和上诉的观点不尽相同。”
而历史学家则对空袭持肯定态度：“把战略性轰炸指控为‘战争罪行’是不对的，从道德层面上来讲，这样的空袭造成了无辜人员的伤亡，但却也挽救了整个欧洲大陆无数人的生命。”
但诸多社会人士坚持这样认为：“战争没有道德可言，就如二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在道德上相去无几。”伯纳德·布罗迪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分析师和战略理论的先驱，他在美国对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的几个月里，经过对国际现实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此前，军队与科学的发展一直放在怎样赢得战争的策略上。从今往后，军队与科学发展的首要目的应该也必须是避免战争。”
面对社会诸多的舆论，兰德公司“教父”李梅则坚持个人的观点，他认为：“战争本来就不道德，如果人们因此而困扰，只会深陷其中，不得其解。”
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充分肯定的：空袭给参与了B-29项目的兰德公司创始者，以及同样参与了B-29轰炸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美国后来的国防部长）留下了磨灭不掉的烙印，同时也留下了为达目的放弃道义的恶名。兰德公司创始者们这种数据至上的观念，无形之中把道义和工作全然分开，历史的骂名最终在兰德公司形成了一种教义：科学研究者的本质仅是为了促进科技的发展，而不是政治斗争的武器，科学研究者也不是独立的裁判员。
4.智慧的光环：著名的兰德公司计划
在二战期间，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们把“运筹学研究”有效地运用到战略中去，还在飞机抵挡潜艇深水炸弹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改进，致使德军方面误认为盟军采用了某种新型的武器。战后，他们又将“运筹学研究”带到了科技研究领域。他们一直深信，网罗不同领域的精英科学家，才能打造“混合团队”的价值。
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正式签署了运营执照。兰德公司创始者们出于安全考虑，商量后决定把工作地点设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内，并把工作地点用厚重的玻璃门四面封锁。在兰德公司的薪水名册上，正式职员只有四个，他们分别是：科尔博姆、科尔博姆长期合作伙伴J·理查德·戈尔兹坦、L·E·鲁特（道格拉式工厂飞机主导工程师）、詹姆士·E·厉卜（导弹部部长）。而兰德公司的顾问却有一大堆。雷蒙德任兰德公司总监，但依旧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工作。
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刚进入工作岗位，李梅就给他们布置了第一项任务：研究运用太空船发射轨道卫星的可能性。由于海军航空署方面正与俘获的德国科学家们一起开展类似的火箭研究，为了确保空军对太空领域的独有控制权，李梅要求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尽快进入最佳的研究状态。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兰德公司的四位科学家在诸多兰德公司顾问的鼎力协助下，写出了一份远见性与细节性兼容的调查报告。在报告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就可以挣脱地球的束缚，在太空、月球、火星和金星等任意星球上自由翱翔，有谁不为这个可能性感到喜悦和自豪呢！虽然上述这些想法和观点像是天方夜谭，但我们总要有无极限的追求，抱着对梦想的满腔热忱，超越梦想才能体现人类本身真正的价值。我们相信，只要迈出了第一步，让人造卫星挣脱大气层的链铐，环绕着整个地球航行，人类就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和令人振奋的全新时期，而不久之后的我们也会踏上人类在起源之时就梦想有一天到能够到达的高处，且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这份报告具有很高的预示性及倡导性，在多级火箭的运用方面制定了最大的加速度，并推荐研究乙醇液态氧和液态氢作为催化剂。报告还一并指出人造卫星在未来的通讯、侦察、天气预报特别是媒体传播方面的多元化用途。这份激情洋溢、充满信心的科学报告流露出的智慧让人们震惊不已，它被兰德公司命名为《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它是兰德公司的初步计划，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份有关人造卫星可行性的研究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