唠了几句嗑儿，夫妻不一致。
我搬起小磨子，回到家里。秀丽说：“今天是集日，去买捆韭菜吧。”
我说：“我也想去赶集呢。为了方便，早就想买一个打气筒。假如自行车撒气了，不用去借。”
秀丽说：“除了韭菜和打气筒，集日上你也该买顶新帽子，别像演小品的赵本山，戴着顶帽子遮儿卷着，忒土。”
独莫城是“三八大集”。按农历上，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都是集日。
路上有了新变化。以前，人们赶集都是步行，不时也有骑自行车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妒忌，有人还编了顺口溜，说“两个轱辘一起转，上面坐个王八蛋”。改革开放以后，自行车越来越多，我也买了辆旧自行车，梁子还用布缠了，防止生锈。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骑了摩托车，突突地响，后面的架子下，圆管儿还喷气呢。
市场也有了变化。原来是在大街上摆小摊，如今有了贸易超市，挡风遮雨，货色齐全。不仅有当地的白菜菠菜，苹果栗子，还有南方成长的荔枝橙子，香蕉菠萝。
我想买的是韭菜。
毛主席好像说过“杀人不是割韭菜”，韭菜与白菜不一样。因为韭菜割掉了，又能重新长起来。
我走到卖韭菜的摊子前，问：“多少钱一斤？”
摊主说：“两毛五一捆儿。”
“买一捆儿。”我说着，便掏钱。
“二叔，想买啥呀？”
我闻声扭头一看，是红卫。
红卫不是小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在工商局上班，装束有了变化，戴着大檐帽，还有肩章。穿的是灰色制服，庄重大方。
“哦，买捆儿韭菜。”我自然地笑了笑，赞赏地说，“人配衣服马配鞍，红卫帅气，有出息了。”
“二叔过奖了。”红卫却对摊主说，“老张，这是我二叔，你不用收钱，给他两捆儿吧。”
“好咧。”摊主很痛快地给了两捆儿韭菜。
“怎么这样啊？我装着钱呢。”
“两捆儿不过是五毛钱，记在我的账上。”红卫对我说，“老张讲义气，是模范经营者。”
我问红卫：“你还有账？”
红卫说：“有了饥荒就是账呗！秋后算账，老张心里有数。”
贩卖者与购买者是交易，管理者是第三者，与贩卖者也有交换，乃是正常的交往。只消红卫的几句话，摊主便干不到秋后，淘气的孩子多吃糖。
熟人是一宝，遇上了红卫，我白捡了两捆韭菜。欠债还钱，红卫还得起，很有面子。
过了半月，我又赶集，认识了卖韭菜的老张，又到他的摊子上买了一斤蒜毫。我问：“那两捆儿韭菜的钱，红卫还了么？”
“还啥呀！”老张说，“我赚了一块五呢。”
“这是咋回事？”
“很简单。两捆儿韭菜仅是五角钱，管理费是两元。红卫上下嘴唇一碰，没有对我收管理费，免收了，放过了一马。”老张说。
哟！两捆儿韭菜是三结合了。我、你、他，都有了面子。我想到了林彪的话，有权就有一切。权力真是好东西，能运能用，权力与财物结合，组成的词儿叫运用。红卫有了小权力，交流人缘；我没有花钱，却赚了两捆儿韭菜；摊主以韭菜作为贡献，免收了管理费。
我占了便宜心情舒畅，骑着自行车，嘴里吹着口哨，洋洋自得。人际关系太微妙，红卫很容易，摊主很容易，我也很容易。
回到家中，秀丽问：“韭菜多少钱一捆儿？”
“两毛五，没花钱。”
“咋没花钱？”
我说：“红卫讲人缘，他和卖韭菜的有交情。”
秀丽听了这个关节，说：“人缘、交情都是人情啊！人们知道，情比法大，红卫是个好孩子。”
人情大，还是法大，总也说不清。按制度解释，国家机构有人大，没有“法大”。国家有法律，没有“人律”。光顾眼前，大白天得了两大把韭菜，合情合理。我即使躺在地上，张开胳膊，叉开大腿，样子也是“大”了。
33.雇佣
天蓝蓝的，万里晴空，仰头看了天上一条白色的带子，是飞机拉出来的。
看上去，飞机比汽车还慢，距离远近不一，不知时速是多少。飞机拉线不新奇，拉出的烟雾形成的是啥，谁也说不明白。
飞机有客机，也有战斗机。贾敬儒夫妻坐的当然是客机，据说，老夫老妻是从北京乘的飞机，客机上有服务员，叫空姐，端庄又漂亮。我曾经向贾敬儒问过：“光有空姐，怎么没有空哥呀？”贾敬儒曾经说：“男女不一样，美丽程度也是能否成为空中服务员的条件之一。”
这样解释，盼弟恐怕也不够格。我自己的闺女逊色，我连买商品粮都做不到，实在羞愧。
搓绳寨的人谁坐过飞机？只有贾敬儒和甄寡妇。
我钦佩贾敬儒，佩服甄寡妇。宣统、战犯都比我高超，可贾敬儒、甄寡妇有什么功劳？此时，贾守保路过，我打过招呼：“广保，干啥去呐？”
“我到敬儒二叔家串串门儿，想借点儿钱。”贾守保说。
我说：“旧社会复辟了，地富分子有门道。”
“身份变了嘛！我向你借钱，可能不中。”
贾守保进了贾敬儒院子，贾敬儒正在卸窗户，原先是方格糊纸窗，改为钢铝玻璃窗。
贾守保说：“二叔，你认识我么？”
“坐坐坐，”贾敬儒打量着贾守保，说，“从模样上看，你是贵玉三哥的儿子吧？”
“是。”甄氏插话说，“他叫守保，是老四，老五守春当兵入伍了。”
贾守保沾沾自喜，为自己有了好兄弟感到自豪。便介绍说：“守春在部队上还当了副营长，手下有七百多人呢。”
贾敬儒问：“你多大了？”
“我出生在二叔离家的那一年，四十二岁了。我初中毕业，还是个共产党员，去年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贾守保说。
“哦，共产党光荣伟大，”贾敬儒说，“茶几上有香烟。你抽上吧。”
贾守保瞥去，牌子是“长寿”，是台湾的产品，恐怕是名牌。贾守保抽出一支，点上了。
“守保，你家有几个孩子？”
“两个。一男一女，不让生三胎了。”贾守保说。
“台湾也实行计划生育，1948年时，只有600万多人，到了今天有2200万多人了。1967年当局提出‘三三三’口号，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贾敬儒说。
贾守保前来，不是唠嗑聊计划生育，是来借钱的。要栽果树，选择是桃树和梨树。他栽果树需要买树苗，投入缺乏资金。此时他说明来意：“二叔，我要买些树苗，手头不足，想借两千块钱。有没有？”
“有有有，钱毛了，两千块不成问题。”
“这是雪中送炭啊！谢谢二叔二婶。”
“乡里乡亲，不用谢。”贾敬儒说，“话说到明处，你打个借条，注明有利息，是3%。”
贾守保瞪大了眼睛，乡亲们之间借钱，也没有这道手续呀？打借条还有利息？太奇怪了。忆苦思甜的大会上，听说旧社会有高利贷，俗称“驴打滚”。
新社会难道又复辟了？
甄氏看我不说话，就对贾敬儒说：“当家的，你的办法过时了。”
贾敬儒说：“不是过时了，是应时。货币交易，全世界都这样。”
我说：“公家对公家，个人对个人，村里不是台湾啊！”
“捐赠是捐赠，借贷是借贷。”贾敬儒说，“虽说个人对个人，假如记错了，忘记了，伤害亲情、友情，容易惹上官司。我的约定不是一分钱也打借条，是超过一百元才打借条，有利息。我了解，国家银行的贷款利息是6.39%，我降低多一半儿，比国家有利，也比较方便。”
既然如此，贾守保只好说：“好吧。”
“我有账本，”贾敬儒从抽屉里拿出来，说，“你看，前几天，上面有我的侄子写了，借了1000元。”
果然，上面有两行字：“兹借到二叔人民币1000元，一年利息是3%，以此为证。贾晓宾11月23日。”
贾守保将“兹”改为“今”，省去了“二叔”，“1000”变为“2000”，自然后面是“贾守保11月27日。”
人民币崭新，一百元一张，号码是挨着的。
贾守保借到了钱，心里不痛快，对我说：“敬儒老爷子不讲情面，借钱还要打借条，有利息。”
我说：“剥削阶级的本质改变不了，钻钱眼儿。”
“财大腰粗，在人家房檐下，不得不低头。”
“反正借到了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怕你耍赖呢。”我说。
贾守保说：“二哥懂人情世故，把贾敬儒老爷子看透了。
下地的时候，我看到了贾广才，随便传话，说了贾守保借钱打条儿有利息的原委。广才说：“贾敬儒的办法是英明决策。”
“怎么是英明决策？”我问。
贾广才说：“改革开放以后，从理论上说，个人应当自主选择职业，自主参与社会分工生产和交换，实现互惠互利。市场经济鼓励个人追求最大利益、企业追求最大利润。没有竞争压力、不劳而获，不是美好的生活方式。
从贾敬儒的处境，可以比照一下。到银行存款了，当然有利息，存了一年的100元，得到的是103.65元。贾敬儒借给乡亲们，借100元，按3%计算，归还的是103元，比银行还少了六毛五呢。广保大哥借了2000元，归还2060元，到银行贷款，一年需要归还的是2127.8元，个人比银行少了53.8元，证明贾敬儒办了好事。”
我说：“新旧社会同样吗？”
“不一样，”贾广才说，“你看过小品《黄世仁和杨白劳》吗？”
“看过。那是黄宏演的。”
“里面的台词有一句话，‘大伙看到没有，现在这世道都反了，欠账的是大爷，我这要账的成孙子了。’贾敬儒的办法，就是解决三角债的问题。
你借了，不承认，怎么办？借条就是证据。有利息，产生借债人的责任感，金钱不是白来的。”
我说：“如此说来，还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还是那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人人平等，怎么会产生贫富不均呀！”
“贫富不均是正常现象。勤劳与懒惰不能划等号，工资有级别，农民也有区别。怎么致富，应该要学习经验和技巧。”贾广才说。
我受的教育太深刻，一时转不过弯子。不斗私批修了，贾广才所说有道理。转了话头说：“贾敬儒到底有多少钱？”
贾广才摇摇头：“这是隐私。他并没有说自己有多少钱，前天向我介绍了台湾的一般收入。可以估计估计。”
“怎么估计？”
“按照贾敬儒的说法，我也相信。”贾广才说，“他养老金每月台币是26，800元，与人民币汇率，是4：1，40，000台币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一年中就挣12万，剩余两万人民币，起码积累到几十万了。”
哦，台湾的生活条件不错啊！
《海阳日报》上，出现了一篇通讯，题为《老书记的“致富经”》，报道了吴天明的事迹。他以养殖海狸獭的事业，支持和帮助乡亲们的积极性，不是以粮为纲，而是以富为纲，开辟了奔向小康的新天地。
吴天明比贾敬儒强多了。他记住了上级的指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标准。党员干部一定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贾敬儒则不然，他存在利己主义，贾广才打掩护呢。
有一天，秀丽对我说：“大亮又哭又闹，要买一辆摩托车。”
“别惯着！”我说，“我没有开印刷厂，人民币印不出来。”
“毕竟他是孩子，别跟他一般见识。”秀丽说，“三立有了摩托车，他要攀比啊！”
“我不是贾子龙，一辆摩托一千多呢。”我说。
秀丽站在大亮的立场上，说：“手心手背都是身上的肉，你看，三立有了对象，大亮还打光棍呢。我们当父母的，该操心了。”
当儿子容易，当父亲确实不容易。我不如贾朝阳，连贾子龙也不如了。
重男轻女，我只有这样一个儿子，也要追上时代啊！
无计可施，我走进贾敬儒家。甄氏问：“永文，你有啥事？”
我说：“二叔呢？”
“他到信用社去取钱了。”甄氏说，“钱存在了信用社，他取出来，来支应乡亲们的需要。”
我说：“近水救火，我喂海狸獭没有饲料了，想借些票子，打补丁堵窟窿。”
“你坐下，等着吧。这儿有烟，抽着。”
昨天，贾守保说过“我在他家抽了两支台湾烟，滋味不错”，在茶几上，我看到了拆开的香烟，牌子是“长寿”，台北烟业有限公司出品。
抽上了烟，我问：“二婶见过世面了，台湾冷不冷，热不热？”
“太热了。”甄氏说，“有101观景台，高500多米，向下望去，全城市都看到了。”
“吃了什么美餐？”
“有个名字很奇怪，叫棺材板。”
“棺材板？”
“就是厚面包中间挖空，填入鸡肉、虾仁儿、马铃薯等配料，沾上酱料，用刀叉逐块逐块地切来吃。”
“台湾人别扭，既然吃的有棺材板，是不是还有吃到肚子里的招魂幡、打狗棒呢。”
说话间，贾敬儒回来了。
我说明来意，主动说：“二叔，我想借钱，知道先打借条儿，有利息。”
贾敬儒说：“这就好，打借条还有利息，并不是坏事。”
甄氏也说：“永文别在意，你二叔这样办，好像不讲面子了。”
贾敬儒说：“咳，面子是表面的。其实，我也不是为了获得利益，目的是互相制约，和平共处。我忘记了或你忘记了，容易引起麻烦。”
贾敬儒有一定的道理，有了字据，不能赖账。我试探着问：“到时候我如果还不起了，该咋办？是不是去打官司？”
“钱不多，值不起呀！”贾敬儒说，“钱多了，我的全部积累都借走了，你有钱也不还，有了借条，我才能起诉呢！”
我说：“我是开玩笑呢。说还就要还，一天也不拖延。”
贾敬儒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知道你的父亲是我的大哥，厚道实在，忧国如家，岁寒不凋，体现了好门风。钱是花的，不是存的，攒了千百万，还不如一张鬼票子呢。”
我说：“我没有出息，只会干活。”
“干活就是出息。人生一世，年龄分大小，身份没大小，有穷有富，到底咋当人。”贾敬儒说。
说了几句话，我借到了一千元钱。
俗话有一个词儿叫“钻钱眼儿”，来自铜钱上有一个方形的小孔。多年流传，钻营纸币也叫“钻钱眼儿”。贾敬儒对待人民币，不是钻钱眼儿。我对待人民币，也不是钻钱眼儿。看来，钱不能让鬼推磨，能让人推磨。手里有了钱，决定了人生以后的职业、婚姻和人生。
回到家里，把钱交给了秀丽。钱不烫手，秀丽知道这是给大亮买摩托车的本钱，眉开眼笑，说：“大亮能有摩托车了，让乡亲们看着家庭条件好了，也不至于打光棍儿。”
34.偶像
给孩子当牛做马，倒是本分。大亮骑上了摩托车，我心满意足，心情舒畅。议论起来，我当了及格的父亲，脸上也有光彩。
家里没有花钱，盼弟也能吃商品粮了。不知是国家政策还是土政策，琢磨也琢磨不透。对于钱的观念，有一笔糊涂账。嫌贫爱富是优点还是缺点，仍然琢磨不透。嫌弃贫穷，喜爱富有是共识，是真理。换个角度，嫌贫爱富改为嫌富爱贫，乃是时代的潮流。不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而是让一部分人贫起来，社会局势就乱了。
按姨夫的行业标准，闺女叫盼弟最准确。很多人省事，直接叫“丫头”，让人瞧不起。在旧社会，丫头是对婢女的称呼。女人也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杨家将》中的穆桂英不能叫穆大丫，《替父从军》中的花木兰不能叫花大丫，评剧《铡美案》中的秦香莲也不能叫秦大丫。假如叫穆大丫便不能挂帅，叫花大丫便不能从军，叫秦大丫便不能告状。
不仅如此，世事巨变，国家大事不必关心，对历史故事总有看法。比如对秦香莲的故事吧，可以衡量对比。
在宋朝时代，均州府的陈世美上京赶考，一去三年无音信。原来是考中了状元，并且被招为驸马。妻子秦香莲在家里含辛茹苦，奉养公婆和抚育儿女。不料连年灾荒，公婆都饿死了。她带领着儿子冬哥和女儿春妹，跋山涉水，沿途求乞，到京城来找寻自己的丈夫，听说陈世美已经中了状元，并且被招为驸马。
她在驸马府中见到了离别三年的陈世美，并被赶了出去。秦香莲向开封府府尹包拯告状，皇帝的母亲闻讯，威胁包拯放人。包拯无可奈何，将俸银三百两赠给秦香莲，劝她撤诉，带儿回家，勤劳度日。秦香莲不听劝说，包拯对国太讲情、皇姑威胁都无济于事，表示宋王爷来了也不饶。最终包拯主持正义，铡死了陈世美。
稍微琢磨琢磨，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物不明白，都是糊涂蛋！
——假如我是皇帝宋仁宗，十人经过殿试，水平最高的第一甲第一名称为状元，我用朱笔批准，选用了陈世美。这位白面书生起码有30多岁了（舞台上的形象有很长的胡子）。
我的女儿尚未出嫁，陈世美可以当姑爷，于是问道：“陈世美，你是否结婚？”
陈世美只能回答说：“我结婚了，已经有一儿一女了。”
我说：“你不妨休了妻子，让我的女儿嫁给你。”
陈世美说：“我虽然结婚了，但可以休妻。以大局为重，皇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