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并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它一定已经隐含在中国政治现实的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是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模式很可能是隐性的，也就是非正式化的，也可以是显性的和制度化了的。很多人讨论中国模式都是在“应当如何”的规范层面，因此往往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之。从学术的角度看，讨论中国模式应当在实证层面，就是说回答“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和“中国模式会如何发展”等经验性问题。就是说，探讨中国政治模式就是要把隐性的和显性的政治行为模式发现出来。这些隐性和显性的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我们要找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符合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就会成功，就会生生不息；反之，就会走向失败。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而这三者都是根据执政党的政治策略而展开的。
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人们所说的开放，一般指的是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开放，即“改革开放”概念中的“开放”。但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利益开放。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种情况，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要通过竞争把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选拔出来。很显然，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过程向社会开放，人才就难以参与政治，就谈不上竞争了。但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或者meritocracy（贤人政治）之上的democracy（民主）。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治人物的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
开放、竞争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性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开放的时候，竞争就会出现，社会就有参与的机会，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封闭的时候，竞争就会消失，社会就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
2．传统政治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开放是中国文明最主要的特征。和其他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不同，中国文明的主题是世俗主义。宗教文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排他性（exclusive），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包容性（inclusive）。包容性的代名词就是开放，就是说中国文明向其他文明开放，不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在其发展史上已经包容了其他很多文明的因素，最显著的当是其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明。每次外来文明的到来，在最初必然构成挑战和冲击，但当成功吸纳了外来文明的时候，中国文明就会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这个开放的文明体现出来的政治模式就是皇权。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皇权一直是人们批判的对象。但是，皇权体制在中国蔓延数千年而不中断，有其内在的理由，简单地否定并不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很显然，较之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之前的封建体制，中国皇权体制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尽管皇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家的“产权”属于皇帝，但国家的治权或者管理权属于社会。皇权只属于皇帝本人和皇族。即使这样，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皇帝一个人的位置是可以继承的，其他都没有继承的合法性。这和欧洲国家许多政治家族的继承制度不同。
同时，中国的相权相当开放，开放给所有社会阶层，并且这种开放性是高度制度化的，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尽管从理论上说，皇权无处不在，但在实际的操作上，皇权的空间并不大，而是有限度的。不仅皇权本身受制于很多仪式规范，皇帝也往往是“统而不治”，政府（相权）拥有实际的行政权力。正因为此，传统中国发展出了日后令欧洲人赞叹不已的发达文官制度。
治权的开放性就直接导致社会的开放性，最主要的是表现在社会流动和政治流动性方面。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来说，传统中国社会只有“四民”（指“士农工商”这四个传统职业概念——编者注）这些阶层的概念，而没有出现流行于其他社会的家族和种姓概念。阶层是开放性的，即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所属的阶层和社会地位，但家族和种姓则是恒定不变的，人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所属。所以，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的是“有教无类”，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
中国的世俗文明数千年不中断和其开放本质有关。另一方面，传统文明的开放性也具有局限性。从文化融合来说，有些历史时期中国文明显得信心不足，倾向于封闭。例如明朝中断郑和下西洋的进程之后，国家开始封闭。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封闭性并非排他性的封闭，只是防御性和防卫性的体现和手段。修长城、闭关守国是为了防卫，而非文化排他。因此，在皇朝的信心恢复之后，又会回归开放。
传统中国“开放性”的最大的局限甚至敌人也是皇权本身。皇权本身表现出来的是排他性、垄断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皇权本身与开放性格格不入。皇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不能开放。因此，皇权的更替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因此，传统上，“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如同在其他社会，皇权的这些特点直接导致其必然的衰落。当其他国家的皇权被边缘化，仅仅成为政治象征的时候，中国的皇权被现代党权所取代。
3．文化传统与当代政党制度
在生存了数千年之后，到了近代，中国的传统皇朝国家在西方近代国家面前不堪一击。首先，在西欧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国家和以往的所有国家形式不同。在近代国家产生之前，主要存在两种国家形式，即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中国传统国家也被视为是帝国，但显然和西方意义上的帝国很不相同。传统中国已经具备近代国家的一些因素，例如有一个先进的文官制度和科层化的官僚制度。不过，但就其组织化程度来说，远远不能和近代国家相比。在清皇朝衰落之后，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转型，即从传统皇权转型为现代党权。从传统皇权向现代党权的转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最有文化意义的领域。数千年的传统是否因为半个世纪的革命就消失了？我个人认为，传统文化并没有因激进主义和革命而消失，而是在革命过程中转型了。
这就是说，人们必须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一种文化解释，而非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成为西方的政党，尽管双方都在使用“政党”的概念。中国的执政党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从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国的执政党。不过，很显然，尽管形式类似，尤其是在列宁主义政党的架构内，但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非常不同。
无论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所谓“党派”也。“党”是一部分人的团体，而非覆盖社会全部的组织。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再者，如果同一政党之内的政治力量意见不合，就可以另行组成政党。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外部的多元化”。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C。这个政治过程客观上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群体。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执政党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不言自明。中共的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决定了这一形态，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和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党之争”的“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是贬义的，“党争”一般被看成是一个朝代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的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先生曾经尝试过西方式的多党制，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表面上看是军阀或者党派之争，但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当社会还不能接受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必然失败，不管其以何种方式。中国文化习惯于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在中国人看来，皇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即帝制。现在这个统一的权威是组织，就是党，或者党权。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或者集体“君主”。中国老百姓对传统皇权的认同是怎样转化成为对现代政党或者党权的认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但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明显的。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表明，中国的政党很难演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在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前面说过，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即“家天下”。但政党则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也就是说，尽管在结构上，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党权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优点，那就是，现代党权具备更广义的开放性。传统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党权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4．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所经历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化”，就是说，中共开始呈现一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这也就是中共和苏联、东欧国家区别开来的地方。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定局。东欧国家走的是西方式道路，即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成立不同的政党。这种选择有其必然，东欧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大体上符合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政治过程。这种选择也是文明特征的使然。简单地说，中共已经开始演变成为一个一党制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首先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如上所说，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它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这样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共的转型不可谓不快。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体制内”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典型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人数并不大，但其业已表现出很强烈的参政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要与时俱进，不仅给予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在“三个代表”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代表不同社会利益也表明中共自身必须具有开放性，就是说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干部和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如果说西方采用的是“外部多元化”，中国政党制度所体现的是“内部多元化”。各种利益先“内部化”，即容纳进现存体系，在体系之内争取利益和协调利益。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之后，中共最近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这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而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其政治有效性并不比其他很多制度低。最近，因为中东世界发生“茉莉花革命”，一些人开始把中国视为和阿拉伯世界同样的政体。但从内部多元主义的视角来说，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有很大的不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一些政治大家族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可被低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有可能具有群众性。
其次，政治的开放性也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速更替。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更替的问题。在民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传统上，中国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同样，尽管当代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精英有效更替制度。这要归功于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