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是我国丧葬文化中一种特有的景观，其时代久远，种类繁多，内涵丰富，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对研究古代的舆服制度、军阵布列、生活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秦始皇兵马俑出土面世以来，吸引了全世界观众的目光，成为炫目于世界的“八大奇迹”之一。
俑不单是陶制的俑，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还有石俑、泥俑、木俑、铜俑，而以陶俑的数量最大，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因此我们重点介绍陶俑。从俑的形态上来分，有人物俑、动物俑、兵马俑、伎乐俑、说唱俑、舞蹈俑、天王俑、武士俑、器物俑、房舍俑、井田俑等等。
一、始作俑者中国人历来是重葬和厚葬的，所谓“事死如事生”。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只要条件允可，无不倾其力而葬之，尤其是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的葬俗十分的奢侈和残酷。奴隶主死后随葬除有大量生活器具外，还有大量的牛马和活人殉葬，称之为“生殉”。目的无外乎两个，其一，死后在阴间可以继续享用奢华的生活与服务；其二，生者表示哀悼以及夸富比阔的一种方式。而与此同时，生殉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遭受极大的浪费，即使是奴隶主贵族也会“越葬越穷”；其二，激起了奴隶以及广大下层平民的强烈反抗，公元前841年西周国人暴动便是生动的例证。因此，到了封建社会初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残酷的生殉制度逐渐走向衰亡，虽然厚葬的风气依然，生殉也还有所残余，但绝大多数墓坑中的活人都被偶人所代替，这些用来殉葬用的偶人便被称之为“俑”。不只是人，后来有些动物和生活用具也被模型取代，因此俑往往包括更多的内容。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目前所知最早的俑是安阳殷墟商王墓室中与人殉一同发现的两具石俑，为双手绑缚的奴隶形象，比以前认为的俑产生于春秋时期早了许多年。到春秋晚期，取代人殉的随葬俑终于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的著名历史文献《孟子》、《礼记》也首次出现了有关俑的明确记载。山西长治县春秋晚期晋国墓中发现的四件木俑与人殉并存。这正是人殉没落、以俑代人之风初兴的实例。而到了战国时期，陶制的俑开始普遍流行起来。
二、中国各时期的“俑”况战国时期，北方齐、秦、燕、赵、魏等国多为陶塑俑，以乐舞俑居多，兼有少量武士俑；而南方楚墓中多为木制俑，以侍女俑和侍卫俑居多，其中还出土了加有彩绘的木俑，这是北方诸国没见有的现象。
战国墓葬时常有俑人出土，但与秦朝一比，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单秦始皇兵马俑已发掘出土之陶俑数量，即已超过3000具（估计不下6000具）。除陶制兵马俑外，另有铜车马俑、铜制禽鸟俑、石制铠甲等等，是中国“俑史”上的扛鼎之作。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雕塑艺术大发展的时期，俑的种类、材质、工艺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关中西汉帝王及帝后陵墓中之陶俑，或上承秦制，着色敷彩，规模宏大，或独出心裁，群男裸呈。南方则楚风依旧，木雕彩衣。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发达，与场景模型配置的小型陶俑流行起来，而且造型非常生动传神。如河南出土“乐舞百戏俑”、四川成都出土“说书俑”、广东“陶船俑”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与破坏，俑的制作也陷入低谷。其中西晋时期的组合俑形成一定模式，并影响至南朝。而北方由于戎狄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主，出现了极具特色的“甲骑具装俑”以及独特的动物造型。
隋唐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国力的强盛，俑的制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武士俑、文官俑、仕女俑、天王俑、马俑、骆驼俑、歌乐俑、胡俑成为这一时期常见的题材，在唐代，甚至出现了黑人形象的俑，表明这一时期对外交流的宽广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三彩”艺术，将俑的制作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无论是题材的丰富、造型的准确生动以及材质的优良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及至五代，俑风大变，镇墓辟邪的神怪俑受到重视，如“镇墓兽”、“乩头怪”、“天禄兽”等。宋代以后，提倡简葬，尤其焚烧纸制明器较为盛行，虽有少量武士或侍女俑，但大多制作粗率，艺术价值不高。
到明末清初，遂至绝迹。
三、汉俑欣赏
俑的历史虽然肇始于商周，春秋战国逐渐在贵族墓葬中运用，但就目前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先秦古俑的留存量仍属稀有，每有发现，必属国家珍贵文物，极少流入市面。而至两汉，俑葬已非常普遍，可以说“每墓必俑”，而两汉延续约400年，为我国封建王朝之最长，汉墓在我国大江南北分布广泛常有发现，大量的汉俑因此而流入古玩市场，为我们的收藏提供了可能，所以我们从汉俑说起。
说起兵马俑，人们立即会想到秦始皇兵马俑，其实中国古墓葬中有兵马俑的并不限于秦始皇，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现的汉景帝阳陵兵马俑亦蔚为壮观，除兵马俑3000多具外，另有猪羊牛狗等若干，并有铜车马等等，再有，就是出土了300多件“裸体俑”，这些裸俑一般高60厘米左右，多肃立，敷彩，无臂，最稀奇的是，阳陵17号坑还出土了我国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宦官俑，该俑阴茎短小且无阴囊。从内容来看，比秦始皇兵马俑甚至更为丰富。
陕西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写了一本小说叫《白鹿原》，但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不是陈忠实的小说，而是要讲在“白鹿原”这个地方有个“任家坡”，西汉文帝皇后窦氏的陵墓就建在那里。其墓葬中出土了很多大型女侍俑，或立或跪，着三重右衽衣，方口鞋，长裙曳地，低眉顺目，谦恭温良，其衣裙多施红、黄、褐色，一如《孔雀东南飞》中“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称为“襦”的一种外衣。脚蹬方口履亦即《孔雀东南飞》中“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提到的“丝履”，是西汉流行的一种鞋。纤细的腰身和瀑布般洒下而呈喇叭状的裙，既保证了侍女站立的稳定，又使人们联想到赵飞燕作掌上舞时的轻盈之态。
在关中以外的其他地区，虽然没有规模宏大的军阵俑和裸体俑，但却出土了许多别开生面的俑，如山东无影山“彩绘乐舞百戏群俑”就特别生动：群俑塑于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陶盘上，恰如一舞台，一场精彩的杂技刚刚拉开序幕。
台前身穿宽大红袍的节目主持人正兴奋地伸出双臂鼓动观众，后台右侧鼓手擂响了硕大的建鼓，旁边乐队钟瑟齐鸣。有6位演员分两组正在表演自己的绝技：第一组身着红白二色彩衣的两位女子轻舒长袖，翩翩起舞，正如汉代《舞赋》所描写的“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第二组两个头戴尖顶褐色小帽，身穿紧身小衣，腰束白带，正在“拿大顶”。而另外两人则施展柔术，其中一人反身俯卧，两脚倒伸至头下，双手握住，表情轻松自如。两旁分塑7位观众，长袍宽袖，拱手而立，深为表演吸引。此一群俑，在有限的空间内塑造了22个形神各异的人物，多而不乱，动静相衬，十分传神。
西汉晚期以后，地方豪门势力日益壮大，他们更注重丧葬活动的铺张，从而刺激了民间俑作的发展，并逐渐扬弃官家俑作正式呆板的形态，而更加生动活泼。河南济源县泗涧“乐舞俑”反映了这一趋势。群俑的塑造采用捏塑的方法，但造型更加夸张传神。俑除运用传统的敷彩外，还加施彩釉，显得更加华丽。东汉中期以后，随着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进一步膨胀，墓葬中模拟建筑或田地的陶塑模型多了起来。常见高大的多层楼阁、城堡以及仓房和田地模型。其间相伴乐舞百戏、侍卫及农夫耕作的各式陶俑，无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将生前的田庄豪院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而南方因楚文化的影响，木俑在墓葬中仍占有很大比重，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辛追墓出土木俑162件堪为代表。木俑可分为戴冠男俑、着衣女俑、着衣歌舞俑、彩绘乐俑、彩绘立俑、辟邪木俑等6类。这些木俑出土时衣着都还完整，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保存技术的匮乏，不久木俑所着衣帛多已残损碳化。
虽然岭南地处偏远，但仍然受到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汉代的番国诸王多出自中原或原籍楚地），同时亦融入了一些地方特色。西汉早中期岭南俑以楚式木俑为主，中期以后，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已为汉武帝所灭，汉人及其先进文化技术不断南输，陶俑逐渐替代木俑，庄园经济的陶塑内容大量涌现。而岭南俑中最著名的要数船夫俑及陶船。其中广州东郊东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东汉陶船及船工俑”最为完美。船长54厘米，中部两舱，尾部有望楼，两舷设撑篙的通道，船首系锚，立三根桨架，船尾设舵，船上共有船夫十余个，根据俑体与船身的比例，这条船应在20米左右，是我们研究古代岭南航运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四、魏晋南北朝俑欣赏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连连，攻伐不息，民不聊生，俑的制作陷入低谷。但同时，由于北方匈奴、氐羌、鲜卑等族入主中原，客观上加速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亦为俑的制作注入了许多新鲜元素。因为此一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国号甚多，而我们又不是要在这里复习历史，所以干脆撇开历史背景，直接选几件颇具特色的陶俑以飨各位看官。
1.彩绘甲骑具装俑：此俑高37.5厘米，陕西西安出土。见此俑，不由得想起《水浒传》中呼延灼之连环甲马，人和马皆着重装铠甲，威武雄壮之极。如此装备，应为当时的仪仗队或重装骑兵，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军仪仗队或特种部队。
2.东晋执盾武士俑：高52.8厘米，江苏南京出土。此俑体形硕大，远非东晋普通墓葬随葬俑可比。胎土为含有细沙的黏土，采用捏制与模制结合制成，表面呈灰色。制作上亦如汉代大型陶俑头和身分别模制然后将颈部插入衣领内，粘合起来，再刻划衣纹和脸部，最后烧制。此俑400米外是东晋恭帝陵，故疑为帝陵遗物。
3.东晋扇形髻女俑：高34.6厘米，江苏南京出土。女侍操袖恭立，凤眼小嘴，眉目中传递出一种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上身穿“V”形领窄袖长襦，内着齐领中衣，下着筒式曳地长裙，足尖微露。简洁明快的服饰正是西晋至南朝风行一时的时装打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