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申请“1933—1934学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哲学研究奖学金”,获得批准,这使他喜形于色。这样一来,他可以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摆脱烦琐枯燥的教职。去德国深造哲学。当时,德国正值希特勒上台,纳粹党徒一手操纵,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丑闻,阴谋消灭德国最大的政党———共产党。这一阴谋活动引起了各国进步人士的谴责。萨特和西蒙娜都是左翼分子,但是,他们不愿意卷入实际政治活动。他们认为,政治活动与他们的奋斗目标毫无关系。萨特自称是“与任何政治团体无关的个人”。他是“孤独的人”,他同社会对抗。他不欠社会什么。社会也不能从任何方面控制他。他曾说:“我没有什么政治观点,从来不参加任何选举,我的工作是写作,而写作根本就不是一种社会活动。我认为资产阶级是个混蛋阶级,我在报纸上写文章也是这么说的。《厌恶》不是我对资产阶级精神思想的片面攻击,因为它确实应该受到谴责。直到1939年资产阶级的大墙倾颓之前,我一直保持着‘孤独的人’的观念,而这部小说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上产生的结果。”
夏天,萨特偕同西蒙娜初访意大利。以后,他们一次又一次重游该地。这一年,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也上台执政。墨索里尼政府举办了一个“法西斯主义展览会”。为了吸引外国旅游者,火车票一律打七折。萨特和西蒙娜乘此大好机会,去欧洲艺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意大利旅游。
首都罗马的大街上,褐衫党徒横冲直撞,墙上盖满了法西斯的标语。一到夜晚,街上渺无人迹。萨特和西蒙娜打算在罗马玩个通宵达旦。半夜里,有两个褐衫党徒在街上拦住他们,命令他们“回到床上去”,他们毫不在意。凌晨三点钟,几束手电筒的强光粗暴地照在他们脸上,他们不得不愤愤地转回旅馆去。
9月里,萨特回到柏林。这时,法兰西学院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地方像是一座孤岛。惟有它提供了一个自由和谐的学术环境,这是萨特从前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从未体验过的。在那里,萨特很快又有了风流韵事。
对方是另一位访问学者的妻子———西蒙娜叫她“玛丽·吉拉德”,并说她是一位挺吸引男人的姑娘。她爱做白日梦,从不轻易露出笑容。她曾经多年居住在巴黎的拉丁区。萨特和玛丽频繁约会。双方同意将来不发展相互关系,因为目前的现状已使他们满意了。
圣诞节,萨特回巴黎 10天度假期间,西蒙娜知道了有关“玛丽”的事情。而萨特则第一次感到需要有另外一个女人:他需要极度的自由。但是,他和女人的暧昧关系刺伤了西蒙娜的心,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她拼命地想离开女子中学,医生给她开了两个星期的病休单。2月中旬,她不顾一切地跑到柏林去:在柏林下火车时,天气奇冷,萨特陪她长时间散步,并与她倾心交谈。她终于明白了,这一类的风流韵事不会摧毁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话说回来,她需要他在身边,否则就会感到精神空虚。
两个星期以来,萨特和她形影相随。他带她去柏林各处观光。当西蒙娜与玛丽相见时,感情冲突不但没有演化成情敌之间的冲突,她反而平静了下来。
后来,她在自传里不无夸张地写道,当时,她一点儿也没吃醋。“自从萨特对这个女人感兴趣之后,这是我和她第一次照面,谈不上有什么嫉妒之心使我感到难受或异样,或使我自惭形秽。他这种风流行为既不使我惊愕,也破坏不了我和他建立起来的共同生活关系。记得萨特从一开始起就告诫我说,他总要从事这种冒险。我先前同意了这条原则,所以现在也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这些事情对于萨特是无关紧要的。认识世界并表现这个世界,这才是萨特一生中压倒一切的目标,我深知他在这方面是何等地坚定不移。”但是,西蒙娜的传记作者和朋友弗朗西斯·杨逊在50年代时说过,她对萨特有外遇一事,内心并不那么平静:“这个女人是有嫉妒心的。她对萨特与迦米叶、玛丽·吉拉德、奥尔迦、一位名叫‘M’的女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了如指掌。”
在这年的圣诞节前后,萨特和西蒙娜到阿尔卑斯山去滑雪,这是她的“新发现”。每天,他们都在一个供初学者练习用的山坡上露面。他们喜爱太阳在雪坡上方映照出的彩虹,练习滑雪之后,他们愉快地深一脚浅一脚踏着雪层,回到膳宿公寓。晚上睡觉前,他们在一起喝热茶,阅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