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依着士农工商的次序而分成四个阶级。在初期农业社会里，人民的精神是根本上属于德谟克拉西的，而中国差不多一向滞留在农业社会的阶段。中国没有阶级敌对的心理，因为没有此种必要。士农工商四个阶级间的互相往来，不受阶级意识和势利心的破坏，除非是上面说过的衙门阶级。一个富商或一位高等官吏可以很和气亲睦地跟一位木匠师傅对坐品茗，谈天说地，这是很平常的，或许比之英国大地主的家人跟佃农说话较少虚文。农夫、工匠、商人，都是土地的滋液，大家都是很卑逊、安静、自重的人民。农人受了孔子学说的影响，被置于农工商三阶级之首，因为关心米谷之中国人，常能明了粒粒盘中餐从何而来，是以对农夫感戴无限。农夫与商人和工匠，大家都景仰读书人——士——认为是一种赋有特权而应受人礼遇的阶级。更由于中国文字辨认的困难，此对于书生的尊敬系出自心底的真情。
六 阳性型的三位一体
但是这些读书人是否配受这样的尊敬？智力的劳动，当然较高于体力的劳动，二者之间的不平等，看似没有什么不自然。人类的征服禽兽，乃赖于人类的较高脑力发展。由于智力的不断发展，人遂获得动物界中优越的地位。但是当然有人可以发问这样一个问句——从动物的观点上——是否人类有权从狮虎夺取山林，从野牛夺取草泽。犬或许予以同意而狼或许另一想法。人类的得以辩解其正当，仅恃其较高智谋。读书人在中国，与此情形一般无二。只有读书人，才知道知识的宝藏，只有读书人才知道历史和法律，也只有读书人才知道怎样在诉状中机巧地运用字句，以一字而杀人。学问既如此复杂，对之起敬自非异事。这些读书人及其同类人物，在中国构成所谓“上流社会”，亦即所谓破靴党。倘再把树木来做比喻，则此辈破靴党便是寄生虫，他们可以不用费力而爬上最高树木顶巅，而一切中国榕树，都受着此辈寄生虫的包围。换一句话说，他们能够爬上树木，附耳说些甜言蜜语，以求土地的滋液，附带的揩些油水。更进一步，他们时常从树木担任吸吮土地滋液的工作。
这就是所谓“包税”与“专利”制度。它一方面摧毁人民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侵害国家税收本身。此等捐税专利为本地土豪劣绅的衣食父母，这是一种罪恶，自从民国建立以来曾经大书特书。实际上一种抽税专利权系从地方政府购得，倘其报效额为三千元一年，常可产生二倍至三倍的利润，土地的滋液，乃似专以豢养这些寄生虫，可惜人民受了欺压而毫无裨益于政府或社会，不过肥胖了寄生虫的家庭。
寄生虫又是根深蒂固的盘踞于地方上，致任何新的统治权势必俯就他们，与之合作，或交托他们经手。他们分配着屠宰税，书寓捐，赌台捐，从他们的投资动机上着想，他们天然希望捞取最大的报酬。此最大报酬的理想，即足证明对于人民的弊害。他们的贪欲没有限制，因为“最大”一辞没有确定的范围。而他们用了专业的知识，又可以发明新的捐税。每位新上任的官府大老爷，他的夹袋里也都带着这些破靴党。而他们倘与大老爷有一面之缘，也可以自动的公事上或非公事上跟衙门保持着关系。他们或许上衙门去拜访老爷一次，当其啜茗纵谈上下古今的当儿，他们往往会感叹地说：“唉！想想看，每一县至少应有一万五千只豢养猪只的槽钵，每十县就有十五万支，定每支槽钵抽捐一元，其数目就很可观了。”说着咕噜咽一口上好龙井茶。当许多这样的感叹和见识闪现时，那老爷很敏捷地多学了几种搜括民脂民膏的技术了。这位老爷真不胜其感激，还半含无此见识的自愧。他正在世道上慢慢儿熟练起来。而接连上猪钵捐，这破靴党的读书人又想出棺材捐，又想出花轿捐。
在著者的想像中，常把这些读书人与中国绘画中之圣洁而美丽的白鹤连想在一起，它们是那样清白，那样非尘俗态，故能代表道家隐栖的象征，而仙家都跨之以升天。有人或许会想它们是赖吸取天空清虚之气以生活的，其实它们却吃着蛙类和蚯蚓而生活着。它们的羽毛既如此白洁而光辉，它们的步伐姿态又如此堂皇，就吃些蛙类蚯蚓下肚，那有何妨呢！讨厌的是它们要吃了东西才能生活。破靴党先生们知道一切人生的事物，又知道必须生活，而要生活他们一定要有金钱。
七 阴性型的三位一体
由于社会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阶层的平等概念，某种关于社会行为之规律遂应运而生。它们是中国人经验思想体系中三大不变的定律，其永久不变性超乎罗马天主教教条，其权威超越乎美洲合众国的联邦宪法。它们实在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权势过于当时执政的军政要人以外。至于它们的名称便是叫做：面情、命运和恩典。此三姊妹永久统治着中国，至今犹然。惟一有价值的革命，是以应为反抗此阴性的三位一体的革命。所困难者，此三女子这样的会体贴人，又这样的迷人。她们堕落了我们的祭司，谄媚着我们的统治阶级；保护权势，勾引富人，催眠穷汉，小赏怀野心者而腐化革命团体。她们又会麻痹司法界，使各种法令条文不生效力，讥笑德谟克拉西，藐视法典，以人民权利为笑料，破坏交通规则和俱乐部章程，任意横行于人民的私人花园。假使她们是专制君王，或则她们是丑陋不堪的，她们的势力或许不能维持如此久远；可是她们的声调恰恰是柔软的，她们的仪态恰恰是文雅的，她们的足无声地践踏到法庭上，她们的手指轻巧地把司法机关拨个凌乱，当她们抚弄法官的面颊的时候：不差，那是不可限量的慰藉去崇拜这些淫荡妇人的神座。她们的统治势力是以在中国一时还不会消灭。
欲知恩典之概念，务先明了中国人生活之优美的简朴性，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常为一种“寡政教，省刑罚”的社会。中国人的政府与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中国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与律师和高度机械化的社会。他们的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是一个保存着上古淳朴之风的优良生活的社会。在这样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环境里头，乃有所谓“恩典”的出现，亦在此等社会环境里头，乃有古代中国特性中最优美的感恩报德的情绪的兴起，报德心乃适为与恩典互为对照的情绪。此种感恩报德的心情，中国普通平民，尤其是农民，莫不充盈满腹。一个农夫倘受了人家恩惠，将志之终身不敢忘，或竟替你刻一方长生牌位，供之家屋，早夕礼拜；或则不辞汤火，替你服务。人民盖并无法律的保障，但有听凭县令的慈悲恻隐之心。倘这县官是宅心仁爱的，则仁爱是比之什么都更受人感激，因为它是不期报酬的。会有千千万万的实例，那些乡民围绕着拦住卸任而行将离别的县官的轿子，跪倒尘埃，感泣零涕。这是中国人的感恩图报的最好表现，也就是中国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因为人民只知它是一种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种公义。
这种社会环境，为恩典的发源地，它产生于在势者与需要保护的人二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它可以代替公义的地位，往往如此。当一个中国人被逮捕，假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那他的亲族的天然倾向，不是去请求法律保障而在公堂上求伸雪，乃专门去寻找一位认识县长的人居间说项，祈盼特施恩典。由于重视私人交情和面情，这位居间说项者倘其面子庞大得够程度，则常常是达到目的的。这样办理的方法常觉来得简便，而且它的费用比之耽延时日的诉讼节省多多。一种社会上的不平等乃由是而兴起，就是夹有权势的官吏、富豪及有面子的联络人和贫苦阶级——他们的环境没有那么侥幸。
几年前，安徽发生一件逮捕并监禁二位大学教授的案件，原因是为了一些戏谑的无意批评冒犯了当局，他的亲属没有别的妙法，只有奔向安徽省城晋谒军事领袖恳求恩典。另一方面，在同一省份中，几个青年系与某一有力政党有关，为了赌博而当场遭逮捕，这几位青年于释放之后，便直上省会，请求撤换冒犯了他们的警察当局。沿长江某一城市，有一爿鸦片铺子被搜查，他的存货予以没收，但经某一当地有力者的一个电报，公安局不但须声明抱歉，以谢卤莽，还得派遣警察卫队送回没收的鸦片。某一牙医生尝替一位显赫将军拔出了一颗牙齿，将军大悦，因授予一个头衔给他。有一次，某一部内的技师打电话给这位牙医生，因直呼了他的名字而未用官衔，他马上跑到部里去，当着许多职员面前，把这技师打了一记耳光。一九三四年七月，武昌有个妇人，因为天热，穿着短裤在户外睡觉而被捕，监禁了不多几天，她就病死在监狱里。后来发现这位妇人是个官太太，那个生事的警察遂被枪决。如此事件，层出不穷。复仇是甜美的，但也有许多妇人不是官太太，有时而遭逮捕，其结局遂不是甜美的复仇。儒家学说即代表此等理想，因为早如《礼记》，已有这样的说法：“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恩典是以为社会上名分观念的要素，亦为孔子理想中的君子统治的具人性的父母政府之逻辑结果。然则如老子所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否是对的呢？孔子的理想，似乎是天真的稚态，他想来一国之内，尽有那么许多贤人君子，尽够遍布全国以统治人民。很明显，他的算盘是打错了。在田野风的初民社会的淳朴生活时期，此种思想或许有实现可能，到了现代这个飞机摩托车时代，它一定失败，凄惨地失败！
可取之处，上面已经说过，为中国没有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贵族政治。这一点恰使吾人接近“命运观念”，因使社会上的不平等成为可忍受。命运的特征为无人永久地被践踏在下面，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常有机会互相对易位置。吾们中国人深信凡人皆有得意之一日，而“天理循环”，倘一个人而有才干，意志坚决，抱负不凡，总能攀高升腾。谁得预卜？一个卖豆腐的女儿或许突然地引动了一位贵显将军的注目；或许他的儿子交了鸿运，做了县知事的守门人；或则一个屠夫的女婿，假定是一个贫苦的中年乡村塾师，可以忽然中了进士，像《儒林外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时或许马上有一个乡绅从城里巴巴的赶来，邀他去他的公馆里住一程；另一个跑来跟他换庚帖，义结金兰；第三个也是富商，送他许多绸缎绫罗，许多袋白银；县知事又亲自送他两位艳婢，一个厨子，以替他的乡下妻子服役；这个屠夫乃乔迁至城中大公馆，不胜从心坎底部快乐出来，忘却往时他怎样的时常欺凌其女婿，却说他一向坚信女婿必有发皇之一日，现在他准备放下他的屠刀，而受女婿的奉养。女婿中了进士，岳父也交了好运。吾们羡慕他，但吾们不称他不公平，因为吾门叫它命运或幸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