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候诊室里有新一期《时代》杂志。
坐这里很好。这不碍事。
我很随和吗？该听听我妈妈怎么说！
在另一个城市。和一个工程师结婚了。已经十来年了，比我爸爸晚一年再婚的。
我？在和我的前夫暗中同居。他是那么无可挑剔的一个人。在当时。宋峻认为他很了解我，很忍让我，我在他眼里是快乐明朗的人，时常哈哈地笑。就是我爸爸那种笑的女性版本。我第一次把他带到旅馆去见我父母。我父母都不在，只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读稿子，那人是贺叔叔。
他起身同宋峻握手，指一张椅子让他坐，推过暖瓶让他自己泡茶喝。其间他看了我两眼，好像说，你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了吗？你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喽。
那是宋峻同他唯一的一次会面。他穿米色羊毛背心，衬衫又白又挺，全是回到省城重新置买的。他们谈得很短，却谈得郑重。似乎感到有郑重的必要。其实宋峻从不把那时期的著名作家放在眼里。
他见我拿着一只洗净的茶杯从浴室出来，放在宋峻面前，放些茶叶进去问宋峻够不够。他看出我已是另一个人。不再是要他照料的孩子，是个情愿照料男人的女人了。他手比画一个高矮，对宋峻笑着说：我头回见她她才这么点。六岁！说完他想起这话他已在宋峻进门不久时讲过一遍。不过宋峻很识相，和第一遍听到一样地笑。
他告辞了。知道我和宋峻等着用这地方。我请他慢走，仿佛往很远处送行。在轻轻关上我们这扇门时，听见隔壁的房门刚一开就响起寒暄。一屋子客人早守在他屋里。都刚从乡村的角落回来，人们疯了似的串门。他聊不动的时候就躲到我爸爸这边来。
宋峻和我进了卧室。你知道我们那时有多少法子来过我们零碎的同居生活，多少法子在瞬间恢复衣冠楚楚。我二十三岁，在经验第三个男朋友。宋峻把前面两位在我这儿开始却没来得及完成的，完成了。我们可以在所有地方以最快速度决定如何去做，如何应变，如何因地制宜，如何恢复现场。稚拙而热烈，不知怎样就完成了。常常是在朋友和长辈在场时，在两人不约而同对视的一瞥目光与微笑中，才把囫囵吞咽的感觉重新玩味。而这时只是不顾一切地止住床的动响。声音通过地板、墙壁张扬出去，传到隔壁。我希望和生怕有这种传导。隔壁不断发出嗡嗡的笑声。他向后梳去的花白头发此刻该零散些许，随基因中安排好的那种节拍震荡起伏。什么时候梳起这样一种发式，那么庄严，带一种威吓，那么像一个主子。这次进城不能像第一次那么马虎了。要雪白的衬衫、挺直如刀刃的裤线，要这样拢向脑后的白发。
也许我紧紧闭了眼。睁开也不见得能看见真实的什么。
两只手抱住了我。感觉那皮肤的热度。太阳能给储备起来，又从那皮肤发散给我。因而你不用去接触就碰到了那股热度。我摩挲它。
即便床和地板不声张，隔壁仍会感觉到的。我恐惧和渴望：它被感觉到。那频率可以被凭空接收，就在我们一同呼吸的空气里。他在一圈子海阔天空的客人里茫茫然的，无法不接受那频率。
尽兴尽致也成了频率。心跳、呼吸、汗水，两眼中对那股永远不能到达的欢乐的渴望，都成了那频率。还有冒天大危险的勇敢和胆战。
我想他是接收到了。不可能接收不到。
隔壁嗡嗡的谈笑霎时就在我这同一空间里。墙移了，或许原先就没墙。我使劲在黑暗里摸索那欢乐。他掏出烟锅，灵巧的大手相互掩护，遮去人们向那残缺伸探的目光。我的头发给揉得一塌糊涂，他从此不再揉我的头发了。我再也没有力气去找到欢乐。得放弃了。他抽起最纯的第一口烟，对客人们讲起瓜田中的一件琐碎趣事。
他明白他在一分钟的火车站上差点开始的拥抱被圆满完成了。
这是我要他明白的。也许我根本不在乎他明不明白。我希望他知道：我成长得很好。
或许我想让他知道：一份美好的成长一直擦着他的边在溜走。
是否想以此刺痛他，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展示他可望不可即的，也有可能。
事过我恍惚看见宋峻在匆匆着衣，手如抹坛口一般沿裤腰将衬衫下摆掖进去。他背向我，膝盖微屈，阻止裤子滑坡。他明白这是我们走进各自幕后的时间。他忽然转头看着倚在床上的那个年轻女人。女人消耗透了，长辫成了酥酥两摊。他气急败坏地说：快点，有人来了！他以嘴努着一墙之隔的客厅。门开了，主人送客，却都在门口想起被耽搁掉的上百句话来。
宋峻把衣服抛在我身上，说：快点啊！
他见年轻女人先理起头发来，对他笑。笑容如同爵士乐一样放浪和不着边际，也不见得有任何针对。
他起急了，说：你怎么回事？！（恬不知耻？蔑视公德？亵渎长辈？还要连累我？！）
宋峻黑脸也急红了，毛手毛脚要来帮我，非常可爱地抹杀了所有的成熟和老练，抹杀了他在贺叔叔那类农民骄子面前的低调的优越。
我却还是开心，嘴衔着一根发夹，他一直在门口与客人讲话。宋峻终于看不下去，对我说：你磨蹭吧，我走了！真走了。若有人闯入，只剩我一个也不成什么戏剧。我大声喊走到楼梯口的宋峻：你不吃晚饭了？
估计谁都听到了。走廊上的客人们都静了一霎。
此后贺叔叔却和我成了真的长辈和晚辈。时而从学校回来，听听我父母的争吵，洗洗澡（那时只有在相当级别的旅馆才有非公共的浴室）。或看一会儿电视。电视也是奢华玩意儿，因此我们从不在乎什么节目。偶尔从电视屏幕上突然回头，见我爸爸眼睛鼓起瞪着墙壁，手里握的那杆蘸水笔染得他手指头全黑了，他一直在写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一阵绞紧的感觉扼在我心里：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我爸爸的写作如此漠不关心了呢？我很小很小时，它就是我生活生命的一部分——我爸爸的写作。我那么孤独的童年，仅仅因为我不能够把朋友带到家来放声说话和笑，不能不在他们进门前压低嗓音、伸出食指放在唇前说：嘘！我爸爸在写作。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对这个写作的父亲如此麻木了呢？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从他完成了上方指派的那个电影剧本之后，这一年，他在苦苦地写什么。
仅是在偶然回眸中，我看见一个早衰的男子，并不知道自己的后脑勺已裸露，伏在案前。我偶然发现这个已老的人是自己的父亲。长久长久地佝偻伏案，使他颇高的身体中出现了一种矮小。头发并没有白许多，而相比之下，贺叔叔的白发是那样一种年轻。
这一年，我完全没在意他。我带了女同学们来洗澡，和宋峻谈笑，就随他去坐牢一样地坐，随他桌角上的稿垛高起来，烟缸空了又满。
我一向对我爸爸那种不近情理的怜惜突然回来了。我声音很轻地问：爸爸，你在写什么？
他回头看，认出是我。又把头转向墙壁。什么也没回答。他的后背出现烦躁。他原以为此境界中只有他一人。
我有点尴尬。大家都要下台阶，我只好说：是长篇小说吧？
他回答，嗯。非常勉强，好像给顶外行又顶热心的人问着了，快些报答一下他的好心与愚蠢，好让他及早闭嘴。
我说：我说呢！你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呀？
他就像不再听见我说话。
我明白我不该再多说什么，却又来一句：嘿，现在有句时髦话，爸你知道吗，叫作“打捞失去的时光”。
他一下子站起身，但没有看我。匆匆在桌上看一下，端起茶杯，把冷茶泼进马桶里，一边微微清理喉咙，泡了一杯新茶。照例地，开水溅得哪里都是。他背驼得厉害多了，整个人看上去那么累。
他端着颤巍巍一杯茶，瞅定我。
他说：每次宋峻说九点钟一定送你回来，都要过十点！我很不喜欢你们年纪轻轻就说话不负责！
忽然是这么个借题。
我微笑，叫他自己看他自己多么怪。
他坐回桌前。我视线又回到电视上，余光见他把笔放进墨水瓶里蘸蘸，提出，又回去蘸。
我越发想知道他在写什么。一天我爸爸出门去，我妈妈照例装着翻找脏衣服实际翻找我爸爸的外遇疑迹。从抽屉里找到一些纸片，上面有贺叔叔五大三粗的字迹。马上明白它是什么。就是贺叔叔那些最原始、粗浅的生活记录。我爸爸又在为他写作。
不知道我妈妈有什么样的感触。她的阶段性生命焦点暂不在我爸爸为谁写作、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把那页记录仔细放回原处，眼不自禁地久久盯视桌角那摞稿子，一阵莫大悲哀。似乎整个国家、民族、我父亲和我自己所焕发的隐约希望都沉没下去。原是没有希望的，原是要循原先的因果走下去的。我永远最理解我的爸爸：他若没有这个机会来赎回他那一记耳光，他不可能去宁静地死。他心中那罪与罚的概念淳朴、孩子气到了极点。他的良知也简单脆弱到了极点。
我知道我无法把我爸爸从这样的自我苦役、这种牺牲下解救出来，我只有随他去，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解脱。只能是这样垂手而立，眼睁睁地看他坐在日日增长的稿垛前老弱下去。他五十岁了，我的老父亲。他日夜在赶啊赶啊，只怕自己余下的时间不够服完他心灵上的这场刑。
一种东西在我心中凉下去。
宋峻，大学生活燃起的那种东西；那种颇温暖的东西，在我心里凉下去了。
是从贺叔叔越过他一脸正义的妻子，走向我爸爸的那个瞬间；是他真诚地把残疾的手拍在我爸爸肩膀上的那个瞬间，我爸爸彻底拜倒在他的风度、胸襟前面，彻底拜倒在他们这场友情前面。
接下去贺叔叔摆设的那场宴席，我当然更明白：他和我爸爸在所有人面前正式恢复了友谊。不久，各报纸的角落出现了对老作家贺一骑近况的介绍，都提到他正在和另一位作家合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我爸爸对这个待遇很满足。他从来不知我微笑里的悲哀哪儿来的。
一个五月的晚上，我正忙着结婚和毕业，贺叔叔来了。我打开门，请他进来，他阴沉地笑一下。
他问我：你爸爸去哪里了？
我说他不会走远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灯下观一局老头们的棋。他自己不太舍得花时间下棋了。我请他进来坐，请他进到我们刚刚分到的新居里来。文人们陆续迁出旅馆，搬进石膏和油漆味十分新鲜的六层楼。贺叔叔一个人还留在旅馆。说是他看下属们为房子争抢实在看不下去，他宁可等到最后。
我说贺叔叔你可越来越精神了。
他没有怎么听进去，微微笑一下。尖口黑布鞋的皮底踩在地面上吱吱地响。他答应坐下却仍咯吱咯吱地慢慢踱步。我剥开一只嫩黄色巨大的非洲香蕉，送到他面前。我完全不像在瓜棚时那么认真地笑，说：省给你吃的！他又微微一笑，看我多么会在长辈晚辈之间、男人女人之间钻空子。
我妈妈从卧室出来，肩上搭着一条已织成的毛线裤腿，看看贺叔叔脸上的重重心事，说上礼拜六叫她爸爸去找你来吃晚饭，你也不在！
贺叔叔抢白，脸还是带笑的，谁说我不在，他根本没有来找我！
他转向我：小伙子，得好好看着你爸爸！
我妈妈脸一仰，笑着说：大不了就是两个女孩子缠上了。
我忽然听出一种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