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说：“纵观历史，上下数千年，所有的一切，在历史的车轮中转瞬即逝，只有海洋与大陆，经历过沧桑巨变，依然永恒。”
一、革命结束
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周围，围坐着二十多个人。有的正值青春年少，有的人到中年，当然，其中也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些人穿着当时普通百姓的衣服，谁也没有戴假发。在这里，花边已经不再是时尚的东西，耀眼的制服与金色的穗带，不再是人们的追求。他们个个神采奕奕，有的是能力出众的实干家，也有的更倾向于学者风范。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拥有着共同的志向。十年来，他们在革命的浪潮里摸爬滚打，现在，准备结束这个时代了。周围，是波旁王朝的宫殿杜伊勒里宫，奢华的摆设，与布尔乔亚的气氛难以谐调。蜡烛的银光，勾起人们对时代的回忆。
与卢森堡宫相比，杜伊勒里宫充满了神秘感。现在，拿破仑大权独揽，在雾月政变两个月后，与另外两位同谋共同执政，成为此宫的主人。他对此宫殿慕名已久。此时，波旁王朝的最后一名后裔已经在七年前逮捕，小资产阶级的首领入住这里，历史真的是很有意思！
拿破仑进入此宫后，忍不住四处张望，以此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现在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太好了，杜伊勒里宫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我们要永久地住下去。”
那些围坐在椭圆桌旁的人中，有些曾来到过这里，也有些人曾到过卢森堡宫。这些人亲眼目睹了三部宪法的出现与消亡。过去的十八年，革命浪潮此起彼伏，新思潮不断涌现，只是都难以长久，如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整个城市坚固得如同营垒，没有战火与硝烟，却被那些拥有武装的政党们搅得一切天昏地暗，新旧势力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
坐在桌首的将军，那个穿着绿色旧军服的人，让大家安静了下来。现在，他已经身为参政院的元首，实际上统治着整个国家，那些反对党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也只能忍气吞声。法兰西终于被一个意志坚定，野心勃勃的人牢牢地握在了手中。
现在，拿破仑可以在法兰西呼风唤雨了，他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如果不是当初他坚持不动用武力的原则，可能政权会来得更容易些。严格地循规蹈矩，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不过，这让他有了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他拥有强大的军队，同时清楚地知道武力的局限性。他曾说：“你知道是什么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有时武力是如此的软弱无能！武力最终要折服于精神。”
尽管拿破仑拥有强有力的军队，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使用武力去威胁政府。即使在夺取政权的生死存亡之际也是如此，更不用说那些谈判或结盟了。他天生有政治才华，当然，他知道武力的作用，会在合适的机会运用一下。从现在到今后的十五年里，民众的呼声，才是他所关注的。因为他相信精神能够战胜一切，所以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巩固秩序与维护和平之中，历史证明他确实为此付出了努力。
不过，拿破仑认为，秩序虽然体现了平等，但不等同于自由。什么是自由？他说：“不管是谁，都需要主宰。人生来有服从的本能。”他在实现统治的过程中，欣赏的是那些有才干而且做事有效率的人，而且会授予他们相应的权力。这与他自己凭借个人天分获得成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随着拿破仑统治才能的逐渐展现，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所建立的制度，可以让能者上，庸者下，这样，每个有才华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应有的回报。因为，他们的最高统帅也曾经一贫如洗。
他执政后办理的第一件事，就充分表明了他的工作作风。西哀士草拟了一部宪法，其中谈到要设大总统之职，实际上只是个躯壳而已，但即使如此，拿破仑也不同意，二话不说就加以禁止。继而，他一手遮天，实行中央集权。军事、外交，包括政府成员的任命等，都由他一人说了算。参议院、立法院乃至保民院，都无权制定法律，这些机构不过是给政治家提供个发言的地方，让那些参议员有地方去领薪水而已。
拿破仑虽然事事专政，但从不以出身、门第取人，任何人，必需要有才干，才有被提升的可能。参政院的成员，就是这样选拔出来的。这些参政员称得上圆桌会议专家，他们都是拿破仑一手提拔起来的。拉普拉斯很受拿破仑的器重，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不过，数学家出身的拉普拉斯，从政一段时期后，就改去研究天文了。罗德雷，兼有官员和记者双重身份，拿破仑评价他是二十年中，最有独立思想、最值得珍惜的会谈记录者。那个特隆歇，则是当代最优秀的法学家，被任命为参政员。参政院里，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身份平等，彼此以“公民”相称。这样，不管是保王党还是雅各宾党，彼此平起平坐。
当记录员把会议记录交给拿破仑时，他会说：“不要遗漏这些有识之士的意见，他们的话非常有价值，这是军人或者那些有钱人想不到的。有时，我的头脑会失去理智，甚至会说出有失公允的话。因此，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弱点。”如果出现了众人没有主见，只是在随声附和的情况时，他会及时提醒大家：“各位，我请你们来这里，是要发表意见的，不是来听我说，更不是来夸我的。只有针锋相对，有争议，才会有选择。”
通常，会议都在晚上九点开始，因为在这之前，大家都要忙于公务。也许，会一开就要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到了后半夜，与会人员个个身心俱疲，连那个国防部长有时都睡着了。拿破仑会摇着他喊：“各位，清醒一下，时间还早，刚刚两点。讨论继续进行，我们得对得起民众的信任啊。”所有人中，他是最年轻的，才三十岁。虽然年轻，但三次战役，使他学会了统治千万人的本领。回想当初：指挥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率三军漂洋过海，转战沙漠戈壁，这不都是最好的锻炼机会？艰苦的岁月里，他要时刻考虑军饷、权力、赏与罚等。
在政变那天晚上，拿破仑及时吩咐两个委员会起草法典，这是当务之急！当时，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如果没有法律，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一直没有统一的法律体系，这简直不可思议。革命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十一年，怎么能还没有法律呢。于是，政变后的第一个夏天，三位执政者就都开始筹划这一工作。四个月后，《 民法典 》出台，后被称为《 拿破仑法典 》。草案由参政会讨论商榷。一年半以后，经过投票，法案正式通过，于一八零四年开始实施。
一百多年后，这部法典仍然在法兰西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同时，拿破仑把这部法典用到许多被征服的国家中。德意志中部和南部、普鲁士、瑞士和西班牙的立法，也都借鉴了这部法典。它甚至影响到了中美洲和南美洲。
为了制定这部法典，拿破仑连续几个月亲自参加法典的讨论，并最终决定了许多具有争议的条款。参与制定法典的人，个个都是有识之士的学者，他们在拿破仑的指挥下，对法典精益求精，力求创立一套能够体现人权的新体制。这样的体制形成后，将不再有世袭贵族，所有的子女都是平等的。父母养育子女成为法律责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婚姻问题上，拿破仑的思想受到了科西嘉人家庭观念的影响。他说：“我很清楚，通奸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甚至会普遍存在……那些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为了阿波罗[1]或九缪司[2]就与人通奸的家伙，应该受到处罚。”他是婚姻的维护者，甚至认为丈夫被放逐时，妻子应该同行，“如果她们爱自己的丈夫，我们没有权利禁止她们这么做。许多人犯罪，根源在于他们的妻子。她们不应该为丈夫的罪过承担责任吗？”他赞赏古罗马的婚庆习俗，因为，当地女子出嫁后，监护权就变成了丈夫，“对于那些不守妇道的巴黎妇女来说，这是个很好的办法。”所以，他虽然允许离婚的存在，但决不支持。他认为：“如果夫妻都要反目，成为路人，那么，人世间最亲密的还有什么呢？我不会轻易答应谁离婚的。不然的话，那些年轻女子可能为了赶时髦，为了舒服，随意地出嫁。法律不允许她们这么放肆……只有三种情况是可以离婚的，即谋杀，通奸或没有夫妻生活。”
不过，对于自己的婚姻，拿破仑是十分矛盾的。约瑟芬过去的不忠在他心中挥之不去，同样，对于民法中有关离婚的内容，约瑟芬也是异常关心的！拿破仑已经在思考：“如果她不能为我生孩子，是不是要与她离婚？”现在，约瑟芬非常害怕拿破仑抛弃自己，她在想尽办法维持这桩婚姻，但此时的拿破仑已经在考虑离婚问题了。
拿破仑不想使自己的家事公之于众，所以，他不赞成法庭干预婚姻问题。他认为，应该由当事人自己解决有关婚姻问题。“既然双方都同意离婚，当然有离婚的理由，不需要法庭再来干预，法庭的任务就是宣布离婚。”于是，拿破仑在有关婚姻这一部分中补充道：不要把虐待或通奸问题公开宣讲，只要双方都愿意离婚就可以了。他提出了半离婚的概念，即分居。要求双方自行达成共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地维护婚姻，因为，他崇尚秩序，不喜欢混乱。为了使婚姻的稳定性加强，他把结婚年龄做了修改。大革命时，女性十三岁，男性十五岁就可以结婚；现在改为女性十五岁，男性二十一岁才能结婚。
法典里关于子女的权利，都被后来的人们所接受。只要父母婚姻合法，孩子就有相应的法律地位，甚至包括在出生前。他规定：“如果丈夫离家十五个月，就无法承认孩子是自己的。”接着，他又补充说：“为了追求真理，我甚至抛弃了荣誉，可是，我怎么能去诋毁妻子的名誉呢？作为丈夫如果不能确定日期，就不要轻易开口，因为孩子才是重要的。”
关于赡养权问题，有人提出应该限制一些，拿破仑不同意：“做父亲的没有权力把十五岁的女儿赶出家门！如果他有六万法郎，就能够对儿子说：‘你长大了，出去独立生活吧！’‘如果我们不加以限制，就等于鼓动子女弑父。’”也有人建议，最好把领养子女的程序简化，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只要有公证官证明就行了。拿破仑反驳道：“这绝不仅仅是手续问题。人是有独立思想的，所以与动物不同。难道那些士兵奋战沙场，是为了挣几个便士或一枚不值钱的勋章吗？只有那些影响到他们思想的人，才能激发他们的斗志。那些公证员，能通过十二个法郎理解人的思想吗？所以，必须要立法。领养是个重大问题。这是非常神圣的事。要双方达成共识，这样，一个人的亲生子女，成了另一个人的骨肉。这是多么崇高庄严的行为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从此开始相依为命，上天是多么博大啊！”
罗德雷评价说：“我们的领袖，在立法会议上显示出了惊人的能力。他那精确的分析能力无人能及。他可以连续十小时关注某个议题，而且专心致志，不被任何事打扰。”
立法人当中，年过八十的老律师特隆歇最受拿破仑敬重。因为这位老人逻辑严谨，精力充沛。同样，这位老人对年轻的拿破仑也十分赞赏，佩服他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强烈的正义感。拿破仑对每条法令都要重申：“要确保它的公正。”为此，他谦虚地向学者们请教，弄清前人是怎样处理类似问题的，其中，罗马法和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法律最受这位年轻执政者的青睐。
这张椭圆形桌子，通过了三十七项法律，拿破仑对每个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面包问题，钱币问题，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为了尽快出台新法，他要求学者们不停地工作。即使是回到家，他们也常常会收到拿破仑的信件，并要求马上作答。曾有人说：“这个新的领袖，具有多项常人不及的才智。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三年里，他所做的事超过了帝王们一百年的总和。”拿破仑精通各种行业术语，专家们别想因为他不懂而蒙蔽他，就连那些王党分子都不得不佩服他在技术问题上的精确。
惊人的记忆力，是拿破仑的过人之处。他在读完塞居尔[3]视察完北方海岸防务的报告后说：“我读过了你的报告，很好。不过，我们在奥斯坦德的四门炮中，你漏掉了两门，它们被放在村后的公路上。”塞居尔为此惊讶不已，因为拿破仑说得分毫不差。他在报告中提到了该地区的大炮数千门，而拿破仑找到了他疏忽的两门。
慢慢地，法兰西在经过十年混乱之后，一切步入正轨。此前的十年，各地怨声不断：人们没有安全感，到处脏乱差。过去，一个金路易只能兑换二十四个法郎，如今可以兑换八万个。不久前，督政府们难以稳定经济，暴发的财主们买走了国家的土地。没有人向政府纳税。拿破仑上台后，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法兰西。
雾月政变后半个月，拿破仑就已在各省建立起税收局。他认为：“只有稳定国家的税收，才能拥有安全和财产。”两个月后，法兰西银行成立。第二年，他又组建了新委员会，以此监督税收以及地产和林业部门的工作。因为前任们的挥霍、浪费；拿破仑不得不用剩下的国有土地来还债。他减少国债，同时恢复商会，对股票买卖加以管理，防止通货膨胀，禁止军队承包商的欺诈勾当。渐渐地，法兰西又兴盛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