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是北魏著名的学者，地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将领，他在为官期间亦有不少作为，但就是这样的人物却被他死后二十七年面世的《魏书》收于《酷吏传》，这不能不让人震惊。
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正史”在我国是权威的史书，研究者多以“正史”为蓝本，修撰其他史料。如此权威的史书，却把郦道元收于《酷吏传》，这实在令人诧异。
《魏书·酷吏传》共收入酷吏九人：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这中间，大部分确实是酷吏，如胡泥“刑罚酷滥”、李洪之“酷暴”、羊祉“天性残忍”、高遵“严暴非理，杀害甚多”等等。这些人，有的因为暴虐而受到朝廷的诛灭，如于洛侯、李洪之、高遵、张赦提均被朝廷“赐死”；有的因为丑名昭彰，受到百姓唾弃，如羊祉，“所经之处，人号天狗”；谷楷“以暴虐为名，时人号瞎虎”。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贪赃受贿，这在史书上都有记载。
那郦道元又是因何被《魏书》认为是酷吏，把他与上述人等同而语呢？《魏书·郦道元传》只有三百零九字，其中涉及到郦道元一生为官最严重的过失只是在东荆州刺史任上，“威猛为治，民诣阙讼其刻峻，坐免官”。至于如何“刻峻”“威猛”，并无具体内容。这里所说的“威猛为治”是郦道元在乱世之中不得不用的重典。时逢北魏后期，国势衰落，胡太后临朝，朝政腐败，社会扰攘，人心浮动。为保一方安宁，郦道元“威猛为治”。据《北史》记载：“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这说明“威猛”只是他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不得不用的一种手段。《北史》中对此的记载与《魏书》有一字之差。《北史》载：“蛮人诣阙讼其刻峻。”表示当地的少数民族不堪忍受，于是受到朝廷“免官”，但不久即升河南尹。这说明朝廷免官无非为缓和一下民族矛盾，他的“威猛”未违背朝廷的利益，也未达到受到社会道德谴责的程度。
《魏书·郦道元传》记述郦道元为政严猛最重要的一段是：“道元素有严猛之称，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匿于悦第，时还其家，道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之，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是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悦等讽朝廷遗为关右大使，遂为宝夤所害，无线于阴盘驿亭。”
从上述材料可看出，郦道元的“严猛之称”多半来自这些为非作歹的王室纨绔子弟口中。据史书记载，材料中的汝南王元悦狂妄不羁，欺男霸女，朝中百官无不忌惮三分，好男色，最后投奔南梁。丘念是仗势欺人的男妓，郦道元不惧权贵，逮捕丘念并处死，弹劾元悦。这正说明了他为官刚正，疾恶如仇。同时，郦道元是为国而死，且得到朝廷追赠，与那些列入酷吏之人遭“赐死”完全不同；《魏书》承认郦道元“秉法清勤”，与那些人贪赃受贿完全相反。这样的话，《魏书》不是自相矛盾吗？
《魏书》和《北史》都是正史，对郦道元都有记载，北史记载六百十二字，其中包括了《魏书》那三百零九字在内。二者对于郦道元的评价不同处有：一是《北史》未把郦道元收入《酷吏传》；二是郦道元“表立黉序，崇劝学校”“道元在郡，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道元素有威猛之称，权豪始颇惮之”“道元与其弟道峻，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贼，厉声而死”“事平丧还，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这几段《魏书》记载从缺。
从缺的这几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然不能把郦道元列入《酷吏传》。可以从中看出郦道元对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毫不留情，是一个好官清官。然而《魏书》中并没有把上述几条收录进去。《魏书》成书于郦道元死后二十七年，而《北史》较其晚了一个世纪。按收集材料来说，《魏书》占尽天时地利，为何有如此大的缺失呢？
《魏书》的史官魏收据史书记载，“性褊，不能达命体道”“收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文宣末，数于东山与诸优为猕猴与狗斗，帝宠狎之”，除此，《北齐》记载魏收撰此书的掌故甚多，“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性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从上文可看出魏收此人心性如何，他撰写的史书真实性又如何。因此，赵一清认为：“（郦道元）何至列之《酷吏传》耶，恐素与魏收嫌怨，才名相轧故耶？”这个猜测看来并不是无根据的。
郦道元绝不是酷吏，不应列入《酷吏传》。无论魏收如何编派、诽谤郦道元，历史总会还其公道的。后人也应吸取教训，编纂史书，年代宜相隔较远，这样史官才不会有所偏颇。同时，对于所谓的权威，我们不能盲目相信，要有所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