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天文历法
隋统一全国以后，首先使用的是张宾的《开皇历》。但《开皇历》粗疏简陋，经过激烈争论后，从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起改用张胄玄的历法。这部历法又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修改，名《大业历》。《大业历》考虑到张子信关于行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利用等差级数求和的办法来编制一个会合周期中的行星位置表，对行星运行的计算又提高了一步。
在《大业历》行用过程中，刘焯于604年完成《皇极历》，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的不均匀运动，成为中国天文学的一个特点。刘焯还建议，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来否定“日影千里差一寸”的传统说法，对这种说法何承天早已表示怀疑。但由于隋炀帝的穷奢极欲，腐朽昏庸，刘焯的合理建议连同他的《皇极历》都未被接受。
唐朝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出现贞观、开元之治的兴盛局面，为天文学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淳风制成浑天黄道仪，把中国观测用的浑仪发展到极为复杂的程度，在过去的固定环组(六合仪)和可运转的环组(四游仪)之间，又加了一个三辰仪。三辰仪由相互交错的三个圆环(白道环、黄道环、赤道环)组成，这样在观测时就可以从仪器上直接读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三种数据。
李淳风在《皇极历》基础上制成《麟德历》，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颁行。《麟德历》采用定朔安捧日用历谱，即不但在计算日月食时要考虑日月运行不均匀性的问题，而且在安排日历时也考虑进去。这个办法何承天早已提出，但由于习惯势力的阻挠，经过二百多年的斗争，至此才取得胜利。《麟德历》还废除了闰周，完全依靠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的精密数据。
现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保存的敦煌卷子中有一卷星图，也可能与李淳风有关，因为在星图的前面还有48条气象杂占，每条都是上图下文，在第十五条下有“臣淳风言”的字样。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一行和粱令瓒改进了张衡的水运浑象。他们把浑象放在木柜子里，一半露在外面，一半藏在柜内，在柜面上有两个木人分立在浑象两旁，一个每刻击鼓，一个每辰(两小时)敲钟，按时自动，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自鸣钟，它的名字叫“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
在此以前，他们还造了一架黄道游仪。这是在李淳风浑天黄道仪的基础上，把三辰仪中的赤道环打了孔，使黄道可以沿赤道移动，以改正岁差。一行利用这架仪器，观测了150多颗恒星的位置，发现前代星图、星表和浑象上所载的恒星位置有很大变化。一行对此未作解释。现在知道，这些变化主要是由岁差引起的。
与此同时，一行又命大相元太和南宫说等人分别到11个地方测量北极的地平高度和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日正午时八尺圭表的日影长度。南宫说在河南的滑县开封、扶沟、上蔡四个地方不但测量了日影长度和北极高度，并且在地面上测量了这四个地方的距离。结果发现，从滑县到上蔡的距离是526.9唐里，但夏至时日影已差2.1寸，这一实际测量的结果彻底推翻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传统说法。不仅如此，一行又把南宫说和其他人在别的地方观测的结果相比较，进一步发现，影差和南北距离的关系根本不是成比例的。
于是他改用北极高度(实际上即地理纬度)的差计算出，地上南北相去351.27唐里(约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个数值虽然误差很大，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实测。更重要的是，一行从方法论上批判了前人计算天的大小的错误。他质问“宇宙之广，岂若是乎？”刹住了计算宇宙大小的风气，并使柳宗元受到了影响。柳宗元在和刘禹锡的通信中曾经讨论过一行的工作，柳宗元把宇宙无限论推向新的高峰，他认为宇宙既没有边界，也没有中心：“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乌际乎天则！”(《天对》)。也就是说，天既没有青、黄、赤、黑各种颜色之分，也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别，怎么能把它划分成几部分呢？
柳宗元不但深刻地揭示了宇宙无限性，而且明确地指出在无限的宇宙中，矛盾变化是无穷的，阴阳二气时而合在一起，时而又分离开来，有时互相吸引，有时互相排斥，就像旋转着的车轮或机械，时刻不停。
在大规模的观测基础上，一行于开元十五年完成《大衍历》初稿，去世后，由其继承者于次年定稿。《大衍历》以定气编太阳运动表，即以太阳在一个回归年内所行度数，平分为24等分，太阳每到一个分点为一个节气，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是不等的。为了处理这个问题，一行发明了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在计算行星的不均匀运动时，《大衍历》使用了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的内插公式。《大衍历》把全部计算项目归纳成“步中朔”等七篇，成为后代历法的典范。
唐代后期和五代(公元907～960年)时期的历法，值得一提的有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颁行的《宣明历》和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流行于民间的《符天历》。
徐昂的《宣明历》在日食计算方面提出时差、气差、刻差三项改正，把因月亮周日视差而引起的改正项计算更向前推进一步。曹士苟的《符天历》废除上元积年，以一万为天文数据奇零的分母，这两项改革大大简化了历法的计算步骤，也是这个历法在民间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但它被统治阶级视为“小历”，不予采用。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颁行的《调元历》，不采用上元积年，使用了五年，后在辽又用了四十年，直到元朝的《授时历》(1280年)，才完全实现了这两大改革。
第二节医学
公元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朝，隋的统一，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尽管隋政权仅38年，但隋文帝创立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制度，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不久的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逐渐暴露，公元618年，李渊攻入长安，建国号唐。
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人口也不断增长。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明显发展。通过海路和陆路我国同中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都保持着联系。
唐王朝曾把道教奉为国教，不少帝王热衷于炼丹饵药，出现了不少炼丹家和炼丹著述，其中许多有关制药和化学的知识及技术已相当成熟。此外也掌握了炼丹过程中调节炭量和燃烧时间来控制温度的经验，知道了用硫磺，雄黄合硝石，与蜜共同加热，会发生火焰以及爆炸等现象，炼丹中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唐代医药学上得到广泛应用。孙思邈在《千金方》记载的飞水银霜方和“太一神精丹”的制备，《唐本草》记述的齿科填充剂等等，都如实地记述了这一时期的丹药发展特点。
医学在隋唐时期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外交流频繁，以及隋唐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都对医学发展和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隋唐医学发展的特点：
1、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科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吸取各个阶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有效方药经验，为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2、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
3、兴办医学教育，形成比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对后世学校式医学教育的发展有奠基作用。唐政府主持修订并颂布了《新修本草》，使药物学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规范，并且是学校教材。隋代曾编撰《四海类聚方》2600卷，掇其要300卷，颁行天下，到唐代先后编有《广济方》、《广利方》等颁行，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首先，从医事制度来看。隋唐医事制度，主要建立三个系统，一是为帝王服务的尚药局和食医；二是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掌医；三是百官医疗兼教育机构的太医署及地方医疗机构。最近媒体热播的韩国连续剧《大长今》，很多人对他的医事制度“似曾相识”，实际上他基本沿袭了我国隋唐以来的相关制度及治疗方法。尚药局有一个职位称作“尚药奉御”，当皇帝服药时此人先尝，太监再尝，太子也尝，最后才由皇上服用，由食医掌握四季膳食、五味搭配。此外，隋唐时期的疠人坊，专门收容男女麻风病患者，可以说这是福利院的最早前身。这一时期的医学律令也比较系统。唐代的《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最古最系统的封建法律著作。其中涉及不少医药卫生的律令，比如“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诸以毒药毒人及卖者，绞”。这些律令显示了当时是研究了临床实践得出的结论，否则就难以区分是医还是因药误治的种种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的健康。
隋唐时期的卫生保健较前代有不少进步，隋代人们懂得蚊蝇接触饮食物之后，容易使人得病，并首次提出“饮食中毒”的概念，养生方法尤其是导引术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并开始与老年医学相结合。孙思邈对饮食宜忌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科学论述，“常须少食肉多食饭”，“每学淡食”；又如“常食如饱中饥、饥中饱耳”；“食当熟嚼”“久饮酒者，腐烂肠胃”，并强调食后漱口，摩腹与散步等卫生方法。早在晋代《肘后备急方》就有“尸注”的记载，即“死后复传之旁人”。至隋代，《诸病源候论》卷24称为“殃注”，并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预防疾病的优良传统，在具体措施上也有发展。如《千金要方》“备急”卷中，介绍了应急药物以备不测。对于传染病更有不少预防的方法，如“避温”节作了集中的论述，饮屠苏酒；或将避瘟药如雄黄、朱砂、菖蒲、白芷等投入井中，消毒水源；或焚烧烟熏，消毒空气；或佩带身上、悬挂于门前室内；或用药未涂体表局部和全身等等，现代研究表明，这些方法对于防疫均有一定的效果。如果与同时代的世界医疗水平相比，绝对是先进的。
隋唐时期，导引、按摩、吐纳、调气、眼食等养生方法部有新的发展，除了养生保健之外，它门还用来治疗某些疾病，尤其是与老年病防治相结合是其特点。《诸病源侯论》虽不载方药，但有45门、106侯病症附有“补养宣导”法，转录《养生方》、《养生方导引法》达270条。这些数字说明以前零散的导引法得到初步的整理，并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第一次系统地介绍给医学界，至今仍有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的病因学说有了极大的发展。已经开展一个病一个证候的研究，注意客观证状的描述：以证候分类，注意同类间的鉴别；证候与病因结合、证候与脏腑联系；并注意预后的分析。乖戾之气学说、虫致病学说、体质差异学说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诸病源候论》在对伤寒、时行、温病等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些病都由“乖戾之气”引起；隋唐医家对诸如尸注、鬼疰、麻风等病均认为是“虫”引起之病，远远超过肉眼所见“虫”的标准；《诸病源候论》对于有的人晕车晕船，指出“持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
此时期，人们对一些传染性疾病诸如痢(痢疾)、黄疸（传染性肝炎等病）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治法上也更加成熟。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在内科杂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的认识上有较大的发展，促使了在治疗上的全面发挥和更加富有成效，比如消渴、血证、水肿等病证，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独立、卓有成效的预防防法、辨证方法、治疗方法和预后调养。
中国外科手术发展到隋唐，已达到颇高的技术水平，《诸病源候论》较真实的保留了隋代肠吻合术、大网膜血管结扎术、大网膜坏死切除术等手术方法和步骤等。
外科急救术和医疗技术在隋唐时期仍较进步，比前代也有一定的发展。例如：孙思邈在处理外伤性阴囊撕裂时强调：睾丸脱出“推内之，以桑皮细作线缝之”。又如急救小儿误吞针或骨刺哽喉，创造性提出“取鹿筋渍之令软，合而萦之大如弹丸，以线系之，持筋端吞之入喉，推至哽处，徐徐引之，刺着筋中出”。又如灌肠与导尿，孙氏也颇多心得。他强调煮好药汤“适寒温，用竹简缩（吸）取汁，令病人侧卧，手擘大孔(肛门)射灌之”。又如尿闭的急救处理，孙氏不但总结了前人许多用尿道刺激的方法促进排尿，而且创造发明了葱管导尿的医疗技术。他提出，凡尿不在胞中，为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浸液大通，便愈”，隋唐时期，防治皮肤病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大有提高，其主要特点是：认识的疾病增多，对证候及发病机理作了阐释，还提出了相当详细的分类；治疗方法愈益丰富，护肤悦面防治药物大为扩展，皮肤病的防治水平明显提高。《诸病源候论》在此方面的论述，相当于130余种现代医学皮肤疾患，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几乎包含了常见皮肤病的大多数，还记载了一些罕见疾患。首次见载的病名有：白癜风、鬼舔头(斑秃)、蛇身(鱼鳞病)、牛癣(类似于限局性神经性皮炎)、摄领疮(颈部神经性皮炎)、……等数十种。首次专题论述了妇女、小儿常见皮肤病，还专题列述若干全身疾患的皮肤表现，如伤寒斑疹、时气疱疮、热病斑疹、热病疱疮、温病下部疮等。除了治疗以外，美容的方法也逐渐增多。《千金方》一书中，仅面药即列有百余首，分外用热熨、冷冻熨疗法及内服法等。所用方药之中预防性护肤及美容悦面药有43首。
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还首先记载了磁石外用治疗耳聋的方法，即将完整的磁石放入病者患处，借助天燃磁石的微弱磁场来治病，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还有砂疗、矿泉疗法已经不再是皇家御用了。
蔺道人是唐代骨伤科的著名代表人物，首次描写了肩关节脱位和髋关节脱位；并首次描写了髋关节脱位有前后两大类型；记载了颅骨骨折、肋骨骨折、股骨骨折、胫腓双骨折、前臂骨折、指(趾)骨折。蔺道人还开创用闭合手法复位。蔺道人的整复、固定、活动三大骨折治法及七步内治伤损法，重视保护软组织的动静结合的骨折疗法及其内外用药的经验，至今还为骨科医学家所遵循。葛洪竹片固定骨折的方法，在今天仍然有适应的骨折类型。
总之，隋唐时期的医学发展，包括内、外、妇、儿都处于鼎盛时期，著作、医家曾出不穷，祖国医学已经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西欧的阿维森纳(980～1037)，著有《医典》，其中记述的48种脉象中，有35种与中医脉象相同；关于糖尿病患者尿有甜味，高热病人有循衣摸床的征象以及药物来源等。
第三节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的印刷术是雕板印刷，大约在7世纪中期，已经有了雕板印的佛像。到8世纪80年代，有了作为商人纳税凭据用的“印纸”出现。
824年（长庆四年），在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到，有人拿白诗的写本和印本在街头叫卖或换取酒茶。到文宗大和年间，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已经每岁“以板印历日”，在市场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在唐后期雕板印刷已相当发达。
现收藏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此件由七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阔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这卷印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刊刻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划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自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成功了。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第四节火药
我国在唐朝时期就已发明了火药，并最早用于军事。唐代大医药学家孙思邈(581—682年)在《孙真人丹经》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硫磺、硝石、皂角一起烧的硫磺伏火法。大约在公元8、9世纪时，中国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传到了阿拉伯、波斯等地。在12世纪后，阿拉伯等国的书上才提到硝石。阿拉伯人叫它为“中国雪”，波斯人则叫“中国盐”。制造火药的是南宋时传过去的。公元15世纪，火器及其制造也传到这些国家。那时，他们称中国为“契丹”；因此，所中国传过去的火枪、火箭称之谓“契丹火枪”、“契丹火箭”。火药和火器的制造，通过阿拉伯人先后传到了欧洲各国。等到欧洲人学会使用火药和火器时，我国早已使用几百年了。
《孙真人丹经》中记载的火药配方
火药的发明与炼丹家有关，发明时间至迟在唐代以前。由于炼丹家喜欢保守秘密，因此，我们现在无法查出发明者的姓名、具体年月和具体地方。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炼丹家主要是道教的骨干分子或医药学家。
道教萌发自洛阳，盛行于河洛地区。被道教尊为鼻祖的老子李聃曾长期在洛阳做官，并在洛阳写出了道教的“圣经”——《道德经》。我国古代著名的炼丹家葛洪等，都曾在洛阳长期逗留过，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生活在隋代和唐代早期，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他博涉经史百家学术，通达道经佛典，总结了唐以前的临床攻理论，收集方药、针炙等内容，编著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书，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被后世尊为“药王”。他不仅是伟大的医药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炼丹家，自号“孙真人”。他是总结以前炼丹家经验基础上收集河洛地区和关中地区炼丹家的配方，最后提出硫磺伏火法这种较为管用的配方。
第五节建筑
赵州安济桥（赵州桥）
唐长安城（大明宫）
五台南禅寺（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
西安大雁塔
唐乾陵（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
隋唐时期的建筑
【赵州侨】隋朝最著名的桥梁工程是赵县安济桥，它是隋代著名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因赵县古称赵州，故安济桥又名赵州桥。赵州桥是一座全长50.82米，净跨度长达37.37米的单孔桥，是当时中外跨度最长的石拱桥。此桥在技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单一的大桥拱两端的上方，再各做两个小桥拱。这样节省了修桥的材料，减轻桥身的重量和桥基的压力，水涨时，还可以增大排水面积，减少水流推力，延长桥的寿命，是具有高度科学水平的技术与智慧的创造。赵州桥是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一座最古老的石拱桥，桥之修成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仍屹立于赵县洨水之上，至今车马仍可通行。建国初期邢台地区的特大地震，也未受影响。
赵州桥的另一特色是造型美观大方，雄伟中显出秀逸、轻盈、匀称。桥面两侧石栏杆上那些“若飞若动”、“龙兽之状”的雕刻，确实令人赞叹不已，体现了隋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桥旁的碑石和桥身上刻着由唐到明的铭文，在赞扬着这座雄伟壮丽的大桥和劳动人民的工程师。赵州桥在人民群众心目之中，被认为是自己的骄傲。民间流行乐曲《小放牛》中也有“赵州桥什么人儿修”的歌词。只不过不知李春的姓名，误归功于鲁班，说成是鲁班仙师修的罢了。
【城市与宫殿建筑】隋唐两代的建筑，因历经兵火破坏，实物所存者寥寥无几。但从记录来说，隋炀帝建迷楼，出“能构宫室”者项升之手，千门万（片庸），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建西苑有山有海，龙鳞渠绕渠建十六院，穷极华丽。所有这些，一方面能看出隋炀帝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看出隋代建筑技术发达的水平。唐代玄宗有凉殿，王拱建“过雨亭子”，吸收了东罗马的建筑法。凉殿是一种水殿。“过雨亭子”则是从屋顶上将泉水引过，除门以外，像水帘一样四面下注以取凉。据说唐明皇人很胖，长安是大陆性气候，夏日十分亢热。明皇受不了，王拱就发明了这个法子。坐在里面，凉爽如秋。有一天，一位老臣在亭中奏事，时间过久，竟冻得泻了肚子云云。武则天以降，权臣贵戚争在长安建筑宅第，也都重门叠户，画桷飞甍，极尽奢丽。
唐都长安则是当时举世瞩目的伟大都市。它那种棋盘格式的营建方法，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模式。日本的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和渤海国已经堕毁的石刻，都是具体而微的长安。以至五代福建闽国王审知所建筑的福州城也是在模拟长安，虽屡经兵火，迄今福州市北旧五坊七巷的情况也还具有唐代长安坊里曲的规制。
唐代的长安城以南北向的朱雀门大街为中轴，把长安分为两半。东属万年县，西属长安县。初唐四大诗人之一的骆宾王，就是长安县的主簿。皇城居中，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设在皇城以南，故名南衙。宿卫部队，后来为宦官所掌握的军队——神策军的军部设在皇城以北，故名北司。城内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大街十四条。其间设东西两市及一百零八坊。坊下有里，里下有曲，里曲之中，千门万户都是民居。所以王维诗说：“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城北诸里，多为妓寮。《李娃传》后衍为《绣襦记》中郑元和的汧国夫人李亚仙作妓时就住在那里的鸣珂曲。故后称妓院所在为北里，即源于此。东西两市共有商业二百二十行，早上开市鸣钲，黄昏闭市也鸣钲，各坊皆有总门也是早启晚闭。城南隅有曲江，是当时游览之地。杜甫《丽人行》所说“三月三日天气晴，长安水边多丽人”，即指曲江，现在已成为一片桑田。除文献记载外，唐代长安城的遗迹，地下考古也已经基本探明。现在西安是一处大都会，面积不亚于建国前的北京。据地下考古探索，唐代的长安可能相当于今天西安市的七倍。关于长安城的情况，已故向达教授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专书，现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科曹尔（马琴）同志，也有专门研究长安里巷的论文，可供参考。
唐代的宫殿，当然都已圮毁。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从城下掘出了唐大明宫和兴庆宫的图石，可以看出其规模。今天大明殿遗址、麟德殿等三个殿座的土台尚在，兴庆宫也在，改为兴庆公园。
【塔寺】唐代是封建统一王朝中佛教全盛的时期。佛寺之多，僧侣之众以及占据大片庄园，已经导致了唐政权财政危机，因而出现会昌（武宗年号）灭佛之事。只从建筑技术着眼，却推进了建筑技术，出现了不少新的建筑结构方法。可惜的是这些劳动者从劳动中所取得的技巧直到后此宋人的《木经》和《营造法式》才作了总结。传世实物因兵火及自然破坏所存无几，现在唐代寺院尚有迹可寻的，第一是西安大雁塔所在的慈恩寺。该寺是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经的所在地，只不过历代增修的主要只是大雁塔。其次西安古韦杜之间的兴教寺。该寺也是玄奘的建置，是一处规模宏大，僧房栉比的大建筑群。唐代日本到中国来的留学生都住在兴教寺的僧寮中。有名的僧是、高向玄理、空海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现在日本来西安的旅游者，都要去兴教寺观光。邱州（现称彬县）的昭仁寺，也是一处大寺，是唐太宗为超度征讨薛仁果时阵亡将士而建的。有一块《昭仁寺碑》为朱子奢撰，其书法与名书法家虞世南极为相近，为后世书家所推重，昭仁寺也因此特别著名。而其建筑结构方法，也自具特点。现在，当时建筑虽只剩一处大殿，然其大殿的梁栋结构，也为举世所瞩目。山西现有的唐代建筑尚有五台山南禅寺的大殿、佛光寺的东殿，芮城广仁王建的正殿、平顺天台庵正殿。此外北京南城的崇效寺和悯忠寺也是唐代的古寺。悯忠寺，已改名法源寺。而且两寺历代增修改建，只存了个规模格局，已非唐代之旧了。
塔是与寺俱来的建筑，原为梵语Stūpa或thtūpa之译音之转，或释为率诸婆（萃渚波），或称宝塔，亦作浮图。《魏书·释老志》说：“西凉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西凉建国在公元400年，则中国有塔应在公元五世纪初期。惟汉《夏承碑》中已见塔字，可能是用中国故有的字以称印度传入的建筑。但从印度传入的塔的形状，是像今日北京北海琼岛的白塔和白塔寺的白塔，与我们印象中的宝塔，并不一样。所以碑别字的塔字，也往往写作会，以像其形。thtopa或Sto-pa本义坟墓，乃佛教藏舍利及佛牙之所。1940年11月顷，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过一篇题为《塔》的专文。认为中国式的塔乃中国古代的台洛与印度的擒相结合而成。不过中国式的塔也由来甚久。杨衙之《洛阳伽蓝记》所记永宁寺塔，塔上有火齐，亦即金顶，橹有飞拥，上边还挂着风铃，已完全嵩山中国式塔的形状。其时在北魏孝文帝迁洛未久之时。河南登封篙山中岳庙塔，更是北魏尚称大代时的建筑，都在五世纪初。南朝则苏州平门内报恩寺的凉寺塔为萧梁时所建（今塔乃南宋重建），时在六世纪初，去西凉、大代也不过百年。是后琳宫梵宇的浮图，多数均为中国式了。可见中国文化融合的力量。
唐代最著名的中国式塔是大雁塔和小雁塔。大雁塔在今西安南部慈恩寺内，为唐奘宗李治永徽三年（652）为母追荐冥福而建，大唐三藏法师玄奘的译经院即设在塔下。塔七层，高六十四米，每层的面积较广，高度亦较高，故显得特别壮观。每层四面皆有窗门，可以看到西安的全貌。塔最下层门墙嵌有褚遂良所写的楷书《圣教序》，保存尚比较完好。塔名本来叫报思寺塔。因为有个美丽的神话：说建塔时，长安的王公士庶纷纷解囊布施。一天一位僧人见雁群过此，一雁忽自投地，拨毛置地，然后飞去，僧人理解它是拔毛布施，因名雁塔。事见《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当然这是和尚的附会，以夸耀佛教的威灵。俗称“雁过拔毛”即由此引申而来。另外唐代登了进士第的人，要到雁塔游览并题上自己的一个名字，即所谓“雁塔题名”。已故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福颐先生曾藏有韩愈等人题名刻字的宋拓本，在《文物》上作为封面发表。
小雁塔是西安西部荐福寺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至三年（707—709）。荐福寺规模不大，但塔初建时高至十五级，因屡次地震，已圮，现在存十三级。因失修，已不像大雁塔尚能容人登览，较大雁塔为小，故俗称小雁塔。
另兴教寺塔，为玄奘分藏舍利之所（南京报恩寺塔也有玄奘舍利，传为西安移去）。其形制也略似大雁塔。
唐代与中国式塔相似的楼阁建筑有：南昌的膝王阁，在江西南昌江滨，为唐永徽四年（653）太宗弟李元婴所造。据王勃《膝王阁序》说：“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又说：“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岗峦之体势。”当时应是备极壮丽的建筑之一。但已久圮，现正重修，基座方出江面。
至于黄鹤楼，虽因唐人崔颢《黄鹤楼》诗，而格外闻名。楼之始建则相传在三国吴黄武年间（222—228）。
【陵墓】帝王陵墓的建造是历代建筑技术的高度集中，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陵寝之制大体上初创于秦汉时期。骊山秦始皇陵“封土为陵”，规模宏大。唐代的陵寝基本上已改为“因山为陵”，制度更加完备。唐代二十一个皇帝有二十个皇陵（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乾陵），其中在陕西咸阳附近的有十八陵，史称“关中十八陵”。“关中十八陵”中最大的一座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九峻山的主峰，凿山建陵，开创了唐朝依山为陵的制度。陵墓的营建工程浩繁，布局精心，据说是由唐代著名画家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俩参加设计的。陵园周长六十公里，园内还有一百六十七座功臣贵戚的陪葬墓。陵山有垣墙围绕，墙四隅建有角楼，正中各开一门，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青龙，西曰白虎。陵园内主要的建筑是献殿和寝宫。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石刻浮雕，原来就立在玄武门内东西两庑。六骏是唐太宗骑过的六匹战马，曰：“特勒骠”、“青雅”、“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马呙）”、“白蹄鸟”。“昭陵六骏”神情各异、栩栩如生，据说在雕刻之前由阎立本绘制图样。今存四骏在陕西省博物馆，“飒露紫”和“拳毛（马呙）”二骏今存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
“关中十八陵”中迄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西北六公里的梁山上，亦因山为陵，气势雄伟，陵园周长约四十公里。据《唐会要》卷二十《陵议》记载：“乾陵元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由于陵墓坚固，似无盗掘的痕迹。今因技术及经济等问题的局限，昭陵、乾陵均尚未揭开。但已发掘的作为乾陵陪葬墓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均是深入地下数十级，三桁多室，甬道均多壁画的地下宫殿。
隋唐时期，河南留存了古塔30多座，有著名的登封法王寺塔、净藏禅寺塔、少林寺萧光师塔、安阳修定寺塔、汝州风穴寺七祖塔等。宋代建筑技术有了长足地发展，制定了设计模数和工料定额制度，编撰了《营造法式》，这是中古时期世界上内容最为详实的建筑著作之一。北宋时期的济源济渎庙寝宫、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是河南早期木结构的古代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