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刚站起来不久的新中国，面对的是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连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都有一周不吃大米，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
在这种情况下，兰炼和兰化的工人们正常倒班难以坚持；面对几十米高的炼油塔架、化工装置塔架，工人们腿软得爬不上去，申请弃工务农者有之，怀疑动摇丧失信心者有之。
在那样的年代，人能够生存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几万名职工和家属的眼光都齐刷刷地看着厂领导们。
兰炼和兰化的领导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
徐今强把职工医院的领导请到党委会上来，让他们从专业方面系统地介绍肝炎、水肿病的起因和防治等相关知识。徐今强提议，把兰炼招待所全部腾出来，马上改为临时医疗区，对肝炎病患者实行隔离治疗；成立营养食堂，让水肿病人就餐。这就是当时条件下力所能及的措施了。
徐今强对职工医院领导说：“这两种病人不能死！没有人，生产就不能保证。”
子曰：“古之为政，爱民为大。”
安排布置完毕，徐今强又到了工厂的检修现场。青草晒黄了，晒脆了，人踩上去嚓嚓响。号称“小老虎”的管工班班长尼世经正扛着钢管爬梯子，爬着爬着，就从梯子上面摔了下来，徐今强赶快跑过去搀扶，看见尼世经的腿肿得像老碗口那么粗。徐今强低下头默默地抱着尼世经，抬起头来时已经泪流满面，他哽咽着说：“人都浮肿成这个样子了还在干活！你休息几天吧。”看着厂长都伤心成了这个样子，现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有人说，徐厂长心软啊，软得和咱工人一样，倒不像是个厂长。其实好官都是心软的，老百姓就认这个理。尼世经努力着想站起来，咬了咬牙，还是没有成功。在医院的治疗室里，病情刚刚有所好转，尼世经又回到了检修工地。徐今强叫医院里给尼世经送去了十几包“康福散”，这种“黄豆面”是当时很高级的营养品。当全部的检修任务提前完成时，徐今强代表厂党委和厂部在职工大会上动情地说：“我们的工人们身体素质这么差，却有那么大的干劲，我代表兰炼感谢大家。”说着，他便起身向现场的人们深深地鞠躬。
这时候，军人出身的徐今强更加清楚地知道需要榜样的力量来鼓舞和激励大家。于是，他顺势推出劳模尼世经钢铁班和常减压车间作为兰炼人学习的样板，号召在全厂开展“比、学、赶、帮”活动。
他总结提炼出了钢铁班“严细狠快”的经验：每一个操作都要严；每一点想法都要细；每一项工程都要狠；每一分时间都要快。又进一步要求：保证思想过得硬；工程质量过得硬；岗位责任制过得硬；技术过得硬；作风过得硬；班组管理过得硬。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毛主席提出要把支部建到连队上。现在，徐今强应用这种思想，抓好基层，树立典型。
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领导徐今强每日的工作量，要比一般干部群众大很多，常常有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需要他处理，晚上也不例外，他已经在“超负荷”运转。时间久了，徐今强觉得头晕、恶心、没有力气，他来到兰炼职工医院，经检查，确诊患上肝炎了！大夫急切地说：“厂长，您需要赶紧住院休息啊！”但看到医院门口排队的患者住不上病床，想着职工和家属还有那么多问题需要自己来协调解决，徐今强默默地离开了医院，他选择了不住院治疗。让徐今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爱人和年迈的岳母也都患上了肝炎！面对如此厄运，徐今强非常镇定地叮嘱家人：“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自己来克服！对党，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家没有提过什么要求，现在和今后更不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看着徐今强家的实际情况，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非常难过，他们总想在食品、药物的使用和分配方面给予他一些照顾，徐今强知道后十分严肃地说：“你们不能只考虑我，要记住带病坚持在生产一线岗位上的工人和基层干部们，还要记住真正患重病的同志们啊。”
徐今强全家患上肝炎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大家都知道他出生在上海，有爱吃大米的习惯，石油部领导专门委托人给他捎带了十几斤米。望着这些白花花的大米，徐今强对送米的人说：“我好办，关键是我的副书记、副厂长、总工程师，他们的身体不能垮啊。”说着就把大米等分成若干份，送给其他同志，自己只留了其中的一份。对同志、对下级，徐今强情同手足。
徐今强非常艰难地忍受着病痛折磨，他把基层党总支书记召集起来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那些已经离职返乡的工人的处理安排问题。当年在这场人与自然饥饿的斗争中，兰炼、兰化有许多工人跑回农村老家去了。徐今强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要给他们每个人发一封信，内容尽量写得诚恳一点，写得人情味浓一点，请他们回来，凡是愿意回来的工人，都要开欢迎会，我要亲自迎接。”对于生活困难、孩子又多又小的职工，徐今强要求：“一定要想办法把职工家属安定下来，家属安定了，职工就能够安定”，“家属是阵地，阵地是不能动摇的！”
兰炼和兰化各自有近一半的职工患上了肝炎和水肿病，但没有一个人死亡。
石油部党组和甘肃省委非常清楚兰炼遇到的困难，他们也知道徐今强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带领职工为祖国炼制石油的处境，主要领导经常电话询问情况。
石油部从青海石油管理局调来了牛肉和羊肉；从大庆调来了黄豆。
1961年，石油部部长余秋里专程来兰州看望兰炼职工。部长看了兰炼所有车间、装置和食堂后，提出兰炼要搞“三硬一软”来解决职工食堂供应不足的问题。所谓“三硬一软”指的是，洋芋、萝卜、甜菜和莲花菜。对于职工群众，这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1961年，徐今强在兰炼党委会上提出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在会议上，他对分管后勤的副厂长贾庆礼说：“老贾啊，你所管的部门摊子大，困难多，又都关系重大，一定要管好啊。”
是啊，兰炼1万多人要吃饭，要生活，还要为国家炼油啊！这确实是难！
徐今强又一次找到余秋里部长，把企业难中更难的事情再一次向老领导汇报。余秋里心情极为沉重：“这样吧，给你拨20万，拿去搞粮食。”徐今强把拨来的这20万专款，郑重地交给贾庆礼，让他去庆阳搞食品。徐今强知道军人出身的贾庆礼作风严谨，靠得住。
庆阳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早在战争年代就有支援边区革命建设的优良传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那里的人民憨厚，民风淳朴。贾庆礼想起儿时家乡的塬畔和沟坡遍布的麦子，那通体闪烁着耀眼的金光、把陇东装点成近乎神话世界的粮仓；那布满老茧的粗手顺着麦芒的指引，挥汗如雨的“战场”，又一次在他的眼前闪现……他带着厂领导的重托，带着饥饿中兰炼人的期盼，日夜兼程，在庆阳访亲求友，走遍了庆阳的县乡，在老区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里硬是筹集了一批粮食和副食品，运回兰炼。
徐今强主持着党委会，会议向全厂发出要搞农副业大生产的号召。大搞农副业生产，这是当时兰炼和兰化职工创造性地开展向三年自然灾害决战的壮举。
徐今强、贾庆礼，这两位老军人、老指导员，当年带着队伍在战场上打日本鬼子，现在又带着兰炼人向大地要食品。他们先在厂区的空地里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养鸡；继而又在永登、甘南、靖远等地开办农场、牧场。贾庆礼找到徐今强：“书记，在保证生产不受影响的同时，能不能把倒班的周期做调整？”两个一商量，把三班倒改成了两班倒，这样就抽出了2000多名职工。贾庆礼带着这2000多人，扛着镢头、铁锨和麻袋，开上大卡车，浩浩荡荡奔赴四川的若尔盖、甘肃的甘南、青海等地开发农场，那长途奔赴的场面，就像当年红军长征。大漠辽阔无边，群山连绵无际，人在前头走，风在后面推，追赶的烈风犹如千万只饿狼在嚎叫。茫茫的大草原，气候更恶劣，脚刚一落地，风就能把人刮倒，好不容易找到点草籽，风沙又把它从人的手里夺去。大家没有一丝畏缩，艰难地采草籽，收青稞，打野物。贾庆礼领着队伍嘴忙手不闲，嘴里在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手里不停地采草籽。
他们的拼搏精神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1960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规定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凡去参加劳动的人，每天补助一斤粮食。干部们在生产基地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饲养了数十头猪和一百来只羊。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一年下来就见到了成效。生产基地农作物的丰收，使机关食堂的伙食有了改善，同时也锻炼了干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建立生产基地的消息传到兰州，正在经历饥馑的兰炼和兰化也纷纷学习和借鉴。
兰炼成立了18人组成的先遣队开发景泰川农场，所有参战职工每天带着馍，提着水壶，扛着铁锨，挖沟筑墙。一直干了20多天，厂里才从兰州拉来了铁皮房子作为工具房，供他们夜里值班时居住。当时有一个规定，职工不许戴手表、不许带钱，怕带钱了看着时间往外跑；如果什么都不带，正好老实待在这里。没有手表，就看着旁边路过的列车来判断时间。在茫茫的大漠里，一望无边的景泰川，没有一棵树。入夜，职工们就着麦草地铺刚睡下，突然，一条很大的狼伸进头来，眼睛闪着绿光，吓坏了劳累了一天准备睡觉的人们，屋里有人机灵地用手电一照，那条狼被吓跑了，可职工们再也不敢睡着了……
三年困难时期，兰化公司的境遇和兰炼一样。兰化的职工病员每天就达到900余人。为了生产自救，兰化在陕西、宁夏、青海和甘肃等地开辟了11个农场，公司领导带着职工们共种粮5711亩，油料430亩，也上山采过橡籽，挖过蕨菜，以补充食品的不足。仅1962年这一年，兰化生产粮食74万斤，蔬菜210万斤，养猪756头，养羊360只。兰化的职工们也开发过景泰山，他们大办农场，公司上下一股劲、一个目标，只有战胜了饥饿和苦难，才能维持生产不停顿。那个年代，也正是这种精神，两兰人用惊人的毅力创造出了“第一个”产品。
这种坚韧和意志使人震撼！在厚重的那号称文化层的黄土胎脉上，神灵毕现：三年困难时期，兰炼和兰化共收获粮食200多万斤，蔬菜1300多万斤，极大地改善了生活，增强了职工和家属的体质，稳定了职工队伍，保证了炼油和化工生产。在那样严峻的考验面前，兰炼和兰化的职工队伍非但没有垮下来，而且经受了锻炼，提升了思想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