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侵略者早就积极策划阴谋侵占九龙半岛，并把它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1847年，英国舰队司令西马摩各里就露骨地提出了占领九龙半岛在任何公开场合，绝口不提对九龙半岛的具体目标和充分“理由”。他说：“占领九龙半岛是绝对必要的，一则防止它沦入另一外国之手，二则它对日益成长的香港社会可以提供安全保证和必须的供应”，同时还是“船只安全所必不可少的唯一的避风港。这个极其重要的占领我们一刻也不可忽略”。然而，当时虽然英国侵略者占据九龙半岛在任何公开场合，绝口不提对九龙半岛的野心很强烈，但是又害怕其他侵略者，特别是法国侵略者，也想抢夺九龙半岛，并且长期占据，作为英国占据香港的“平衡”。因此，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英国侵略者只是秘密地占据九龙半岛。在任何公开场合，绝口不提九龙半岛的领土要求，惟恐让法国抓住先下手的借口。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56年英、法联军侵入广州。英国乘机借口军事上的“需要”，压迫两广总督劳崇光同意把九龙10平方公里的土地(由尖沙嘴到油麻地)，永久租给英国，作为军事据点。对此，英国政府大为赞赏，但又认为“九龙半岛的占领，只能认为是暂时的，直到中国政府把它正式割让的时候”。
到1859年，大沽惨败以后，英、法侵略者决定再度大举侵华。于是，英国侵略者便更坚决地乘机夺取九龙了。1860年3月，英国政府命令香港总督鲁滨逊，向两广总督劳崇光要求尽早租用九龙一部分。鲁滨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去完成。巴夏礼对侵略中国最是疯狂，无所不为。所以，一接到交涉租用九龙的任务，就立即放肆进行。3月20日，巴夏礼致函两广总督劳崇光，要求同意“以出租的方式，把它(即九龙)移交给英国政府”。当时，劳崇光正忙于镇压广东境内的会党起义，对英国侵略者的要求唯命是从，不惜丧权失地。次日，在未经清中央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劳崇光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出租九龙司的租约。根据这个租约，英国每年付给中国地方当局租银500两，并且协定只要英国政府准时交付租银，中国政府便不得要求归还上述土地。这样，九龙司的10平方公里土地和一个小岛被租借给了英国。当然，英国侵略者也十分清楚，在未经清朝中央政府批准之前，这个租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此，他们迫切要求与中国谈判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并在这个新条约中规定“合法”地割让九龙司。而这个租约，后来却成为《北京条约》中英国割占九龙司的借口。
巴夏礼获得九龙司永租权的消息一传到伦敦，英国政府贪欲更炽，当即决定要完全割占九龙半岛。为此，外交大臣给额尔金发出了一道秘密训令，其中说道：“在对中国的任何新条约中，应该努力作出割让九龙半岛的规定”，“虽知由于这个租赁所产生的当前利益，但在考虑全部情况后，认为很有必要获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为此训令阁下，务必努力达到此一目标”。额尔金根据这个训令，在压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的时候，突然增加三条，第一条就是割取九龙。当时，奉命谈判的奕等人已被英、法侵略军吓破了胆，不敢有丝毫反对，也无能力运用外交或拖延时间，只好在条约上签字，同意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于是《北京条约》就有了这样的第六款：“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1860年3月21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以，庶保无事。”到此，英国侵略者如愿以偿，以极其荒唐、无理的理由，先租而后割去九龙司了。
事后，签订《北京条约》的奕等人竟还荒谬地认为，既然九龙司地区已经让两广总督劳崇光租给了英国，“则与给予无异”。同时，还麻木不仁地妄自解嘲：“惟其地与香港毗连，系海口余地，非内地险要可比。”昏庸无能的清朝官吏，就是这样把“租借”和“给予”等同起来，把险要地带，反说成“海口余地”，糊糊涂涂地把本国领土拱手奉送给了外人。
侵略者的掠夺野心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所以到1898年，英国侵略者以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对香港构成严重威胁为借口，又乘机强租大鹏湾、深圳湾、大鹏湾及九龙附近岛屿，合成所谓“新界”，总面积有900多平方公里，扩大了差不多100倍。可见，劳崇光及奕等人经办租割九龙司的遗害是非常严重的。
1997年7月1日，九龙半岛连同香港岛、新界一起，终于回归祖国，洗去了香港的百年耻辱。
巨缸中的密谋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国侵略者通过“打”的办法，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大量的特权。与此同时，他们也深深感到，如果要使已取得的特权全部付诸实现，还必须“拉”清政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并且尽力巩固它的地位，把它扶植成为自己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
1860年10月，《北京条约》刚一签字，外国侵略者便立刻撕去对中国内政保持“中立”的面纱，表示愿意以实力支持清政府“助剿”太平军。法国公使葛罗露骨地表示，要在“海口助中国剿贼，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也提出：“中国发捻横行，皆由火器不得力，愿派数人来京教铸枪炮，一并教演”，并且表示可派兵与清军合击太平军。英国侵略者则狡猾地宣称，“一旦真诚的外交开始”(即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英国马上就可以提供“任何援助”。此外，美国早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就授意它在上海的军事流氓华尔组成“洋枪队”，直接参与进攻太平军，并且表示愿意代运糟米，帮助清政府“压平内乱”。
在清朝政府统治集团内部，有一部分人早就有心借助外国侵略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为代表的一部分贵族、官僚，在同外国侵略者的直接接触中，特别是看到《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陆续撤出北京，并没有触动清政府的统治秩序，这使他们逐渐感到，外国侵略者的意图并不是要取代清政府的统治，只是以兵“胁和”，要清政府给他们更多权益；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却是要置他们于死地的“心腹之患”，必须全力对付。因此，他们主张严格遵守不平等条约，尽量与洋人保持“和睦”，以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共同对付“心腹之患”的太平天国革命，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这些人受到外国侵略者支持，政治地位越来越显要。
但是，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是掌握在奕等人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手里，这些人对外国侵略者还存在着很深的疑惧，对外国派遣军队“助剿”的意向还不愿意马上接受，害怕他们会像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包括清朝自己)那样，取代自己在中国建立新的王朝统治。所以，当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城后，奕等人虽一再要求咸丰帝“回銮”，但心有余悸的载垣等人则竭力劝阻咸丰帝回北京。同时，咸丰帝本人对京城动向也不甚清楚，害怕一旦“回銮”受外人挟制，也不愿回京。
基于这种情况，外国侵略者极力支持和帮助奕等人培植势力，夺取清政府实权，并急切“希望尽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即奕等人)手里去”。不久，外国侵略者所希望的这种权力“变动”果然发生了。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热河。他临死前一天，遗诏立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继承皇位，同时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主持一切政务。而奕被排斥在外。这就引起了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和在北京主持政务的奕的不满。
叶赫那拉氏(1835—1908)，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台惠征之女。1852年被选入宫后，生子载淳，深得咸丰帝的宠爱，经常代咸丰批阅奏折。这种经历使她从中了解了一些国内外局势和大臣言行，熟识了处理政务的手段和驾驭人臣之道。载淳继位后，她便由贵妃而尊为皇太后，徽号慈禧，被称为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慈禧是一个权力欲极强，力图一揽清朝最高统治实权的野心人物。为了实现她掌权的野心，她指使御使董元醇等人上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即要皇太后临朝处理政事)，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大臣以“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为由，给予驳斥。但那拉氏不死心，而是四处活动，网罗亲信。1861年10月，奕与英国侵略者密谋后，以奔丧为名，从北京赶到热河。那拉氏立即与奕勾结起来，并拉拢当时在北京地区握有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等人，密谋政变，夺取朝政大权。
10月26日，咸丰帝的灵柩从承德起运北京。那拉氏略施小计，故意让众顾命大臣中最难对付的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缓缓而行。她自己则同钮祜禄氏(东太后，即慈安太后)一起偕载淳从小路先行回京。11月1日，那拉氏等人先期进京，向众大臣哭诉载垣、端华、肃顺等对她们母子欺侮过甚。随即，召集奕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第二天，发动政变。她以皇帝名义免除八大臣“赞襄政务大臣”的职务。宣布东、西两宫(即慈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几天后，慈禧发出上谕，以“不能尽心和议”为罪状，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处死，其余辅政大臣革职治罪。同时，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即皇太后与皇帝同治天下)，任命奕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慈禧夺取了清政府的实际最高权力。史称“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祺祥政变”。
辛酉政变虽是一次宫廷政变，但它对中国近代史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慈禧太后掌权后，改变了过去清政府统治集团对侵略者疑忌的态度，完全执行投靠外国侵略者的政策。因而，外国侵略者对这次政变的结果深为满意。英国公使普鲁斯在写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说道：这次宣布谕旨“实在是我们自从同中国有关系以来最为有利的条件”，“这次危机之决定能向有利于我们在华利益的方面，实受我们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和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也毫不掩饰地表白了他们政府的态度：“在这个特别的关头，我们要比我们同中国发生联系的其他任何时期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开始走上了彼此结合的道路。这种政治关系的确立，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严重后果，它使清朝封建政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辛酉政变后不久，清政府便决意求助于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62年，慈禧太后发布上谕，正式宣布“借师助剿”。英、法等国公使立即向清政府表示：“情愿帮助官军助剿，并派师舶驶往长江，协同防侧。”这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中国人民的革命，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