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即使是在欧洲市场上很畅销的毛纺织品、棉纺织品，在中国也是找不到销售市场而非常难卖的商品。整个18世纪，为换取中国赚钱的茶叶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忍痛亏本出售毛纺织品，而棉纺织品中，因价格太高，不适合中国百姓穿着需要，随便哪一种也卖不出去。由于英国的产品在中国没有销路，英国商人只好以白银支付贸易差额。18世纪中，英国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一般都在四五十万两之间，最高达150万两之多。
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及老百姓购买力之低下，注定了英国人无法用其价廉物美的工业品打开中国的大门。
到18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被清王朝紧闭起来。清王朝之所以在此时进一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清王朝最担心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在被满族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所存在的不满情绪，因而害怕中外商人的广泛接触会对清王朝的统治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出乎极为好客的中国人的意料，到东方的西方人总是以殖民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无理索取，横行霸道。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强占台湾、澳门的侵略行为，不能不引起清王朝的警惕和敌意，进而采取防范外夷的政策。
1757年，清王朝下令关闭闽、浙、江三关，仅留广州一口岸贸易；设立专门的对外贸易机构——由行商经营的洋行。1719年行商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公行。行商被授予官衔，以清朝对外贸易方面的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充当着维护封建统治的角色。
天朝的大门除受着经济、政治防线的保护外，还受着社会伦理道德、民族风俗习惯这一道屏障的保护。
中国封建伦理认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是“天子”，受命于“天”来管理世界。“天”是万物及人类崇拜的、主宰一切的偶像。既然皇帝是“天子”，那么，他就是主宰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君臣之间的尊卑秩序也是不可违背的。中国的皇帝是天底下唯一的君主，其他国家的君王都是他的臣属。
中华文明的优越，中华帝国实力的强大，使周边国家心甘情愿地或不甚情愿地以臣属的身份向中国的皇帝朝贡。久而久之，中国同邻近国家的交往形成了一种“朝贡”制度。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无论是君主还是百姓，都视他们为蛮夷。这是处于兴盛时期的西方第一强国——英国的君臣所无法接受的。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中英双方就在行磕头叩拜礼上进行了一番颇费心机的斗争。
1792年，英国政府以为乾隆帝祝寿为名，派遣曾经出使俄国并担任过孟加拉长官的马戛尔尼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马戛尔尼使团有随员80多人，卫兵95人，携带有价值约15000英镑的“贡品”600多箱，其中包括天文仪器、地理仪器、图书、军品、车辆、船式等，希望宣扬西方文明，取悦大清朝廷。
1793年8月6日，马戛尔尼船队经过将近一年的航行，抵达大沽口岸，受到了直隶总督梁肯堂一行的热烈欢迎。马戛尔尼着到二面面迎风飘扬的各色彩旗，感到了无限希望。
英国使团获得了热情的款待和丰厚的馈赠。总督派人送到“狮子”号上的筵席丰富无比：整整4桌，每桌仅菜肴和水果就多达48种。那鱼贯而入依次打开的食品盒，惊得远道来客目瞪口呆。随后送来的是7大船食物：20头公牛、20头羊、120头猪、100只鸡、100只鸭、160包面粉、160包大米、14箱茶叶、10箱小米……，看到这些，马戛尔尼特使不住地向随员们赞叹：“这食品太多了！”“东方人对待远方的客人是多么的热情！”
8月9日，使团抵达天津时再次受到更为热烈的欢迎：河两岸排列着将近一公里长的军队、士兵都穿着崭新的制服，军旗、小旗多得不可胜数。
唯一令特使感到不顺眼的是船头高悬着的旗帜：“英吉利贡使”，以及天津街头的皇家告示上写的“天朝盛德四海，西夷英吉利国万里来贡”。
在从大沽往天津的途中，特别钦差徵瑞就与马特使就觐见皇帝的礼节进行了交锋：
徵瑞认为，觐见皇帝的礼节，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必须是相同的，都应该照规矩双膝跪地、九叩首，这是必不可免的。
作为“西方第一强国”的特使，马戛尔尼认为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尽可能地表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但是，坚决反对去做任何把英国解释为中国的藩属国的事情，因而毫不通融地拒绝了要行跪拜礼的要求。
从8月12日到9月10日的将近一个月里，中英双方进行了一场关于行不行跪拜礼的谈判，直到皇上的万寿节(皇帝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这场谈判才有了转机：或许因乾隆觉得自己的“万寿”庆典中不能少了这一行独特的仪仗，或许是以处于鼎盛时期的皇帝特有的慷慨大方，准许特使在见皇帝时行屈膝之礼。
这对马戛尔尼特使来说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也就在取得了这一非凡成就之后，和珅中堂大人转达了皇上的意思：洋人不适应北京的气候，霜降之后，气候还要冷，替洋人着想，还是让他们早点回国的好。
尽管马戛尔尼一再表明：“英王的意思是要我久住北京，为国王代表，两国间有事，就近代表英王与中国政府直接商量。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派使臣到英国，为互派使节之举，英国尤为欢迎，所有船只，一切可由敝国代为筹备。”中堂大人对他所说的话充耳不闻，令这位特使万分失望，因此而病倒在床上。
第二天，病中的特使再次获中堂大人召见，接过乾隆皇帝正式致英王的“黄封”、答复他的请求的“敕谕”，当然还有皇帝赠给他及其随员的礼物。
1794年1月8日，马戛尔尼特使登上早已停在大沽的“狮子”号战舰；启程回国。如所有贡使离去时那样，几乎没有什么人为他送行。马特使因不尊重中华帝国的礼仪，而受到了“最严密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外国人在中国，不能有有伤风化的举动，否则，就会受到谴责、制裁。东印度公司新上任的大班携妻事件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1830年秋，一个阳光明媚、风平浪静的日子。口盼口师去澳门将妻子接上了开往广州的船。船到岸时，这位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挽着妻子的手从船上走下来，愉快地坐上停在岸边的两顶二人抬的无顶小轿，悠哉悠哉地摇进不远处的英国商馆。其妻坐在轿上笑语朗朗，毫无羞怯，无所顾忌……
在中国人看来，这无疑是有伤风化的放荡之举，舆论大哗。消息从各种途径，以最快的速度传报到广州城内的总督衙门。总督李鸿宾立即召见中国行商，传谕这位大班：立即将番妇送回澳门，不然将强行驱逐出去。在此同时，将发生的事情以400里快骑奏报道光皇帝。
大班似乎是个顽固不化的“蛮夷”，竟敢拒绝执行总督的命令。于是，局势恶化：总督派兵丁包围了商馆，断绝对英国商馆的饮食供应。胆大包天的大班则命令卫兵在商馆两旁架起大炮，准备武力对抗。
在公行通事(翻译)蔡刚的劝说下，大班虽然撤去大炮，口头上也不再顽抗，但仍以身患疾病需人的乳汁为药引作借口，要求待病愈后再将妻子送回澳门。李总督不为所动，断然下令“封舱”，断绝与英国的全部贸易。几个月后，英国大班不得不在一个夜晚悄悄地将妻子送上了前往澳门的帆船。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英国大批商船不能如期乘季风返回英国，直到来年才能开航；出借小轿给大班夫妇乘坐的行商谢治安因此病死在广州的监狱里，而李鸿宾总督却受到清廷“任事经心”的嘉奖。
大班携妻事件只不过是广州通商后众多“番妇”事件中的一件。
在统治者眼中，商业财富事小，“风化之忧”事大。为消除此忧患，财富的得失、商民的生计等都不足为虑。
在经济、政治、社会伦理三道防线的保护之下，天朝的大门确实是难以叩开的。
但是，天底之下，物物相生相克是一种普遍现象。大门再坚固，总有开启的方式。
经过几番摸索，英国人终于找到了足以敲开中国大门的东西，这就是鸦片。
弛禁与严禁的论争
罂粟本是一种美丽的植物。绿色或白色的枝杆，深绿色的带有锯齿的叶片，鲜红、橙红、粉红、白色或红色的花朵，以她特有的艳丽获得了人类的赞赏。由于罂粟的黑色果实像母腹中蜷曲的婴儿，发现者便称她是“罂粟”。
鸦片战争前，鸦片贩子正是利用人们的无知，趁天朝势衰，在广州和零丁洋面上旁若无人地进行着鸦片走私贸易。
在零丁洋上，几十艘用作海上活动仓库的高大趸船像一幢幢多层楼房一样停立在海面上，使周围的小岛也矮下去三分。它们像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东西方的各式船只，吸引着以黑换金的黄皮肤、白皮肤甚至黑皮肤的人们。
每年五六月间，载重1000吨至3000吨的三桅大船结队而来。它们在离趸船不远不近的地方停下来，将装满鸦片、贴着东印度公司两只圆柱穿过一颗红心商标的箱子放到趸船派来的小舢板上，然后向广州方向驶去，在那里继续进行棉布、茶叶等商品的合法生意。
鸦片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外国商人通过鸦片走私掠走了中国大量的财富。白银大量外流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匮乏。本来已经拮据的财政更加困难，濒临破产的边缘。然而，鸦片输入的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吏治的腐败、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
乾隆末年以来，天朝满朝文武官员中不吸食鸦片的已寥寥无几。各级官员整天手捧烟枪，不理政事，更无意于进取。后来林则徐的禁烟工作遇到了多数官员的反对，若不是皇帝有心禁烟，要取得什么成就，几乎是不堪设想的。
鸦片走私的日益猖獗，使吸食的人日益增多。据统计，1835年，全国各阶层中吸食鸦片的人将近200万，即每66人中就有一个瘾君子，波及的地区从沿海城市到偏僻的乡村，甚至边远省区也有人吸食。吸食鸦片不仅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损害，而且对人的心理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据时人描述，在烟瘾来了的时候，吸食者涕泪交横，手脚无力，不能动弹，即使脖子上架着长刀，或有豺狼威逼，都只能俯首受死。数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就销蚀在一闪一灭的烟枪之中。
在数十万八旗军和绿营军中，有大量将士一手拿烟枪，一手拿刀枪，他们的战斗力之差可想而知。要他们去对付船坚炮利的外国军队，就好比是用鸡蛋去碰击石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冲垮了我们的防线，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蒙受了百年耻辱。称罂粟为妖魔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19世纪30年代中期，鸦片烟害已蔓延到全国各个角落，大清王朝的所谓道德大坝行将崩溃，世风日下；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外洋，清朝已深感国库空虚，民生艰难。在黑色物流行将淹没自己的时候，封建君主与大臣们也不得不寻求解救的“灵丹妙药”。
1836年6月10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了一篇名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的奏本，在朝廷引发了一场持续了两年零六个月的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朝廷官员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弛禁，另一派则主张严禁。双方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和观点。
许乃济等弛禁论者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对于清朝的衰落深感忧虑，希望找到振兴衰世的方法。在他们看来，挽救天朝的唯一办法就是整顿国家的财政，使财政制度健全起来。鸦片烟害的确很大，但是，在解决鸦片烟害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不能拘泥于某些原则。况且，从1729年到1836年一个多世纪中，清王朝的禁烟律令越来越多，措施越来越严厉，可是，烟害却越来越厉害。因此，禁烟不如放松鸦片禁令。
早在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和广东巡抚祁土贡就将弛禁论的观点作为“粤土私议”报告道光帝，试探道光帝的意旨。在这个时候，道光帝有决心禁烟，因而对他们的奏文没有理睬。
1836年，湖广道监察御史王玥请求放松吸食鸦片的禁令。他认为，查禁烟土使官吏借机讹索，洋人暗中牟利，流弊更多，不如解除禁令，让人们吸食，因为在他看来，吸食鸦片的人都是些闲荡之徒，既然他们不知道珍惜自己，就让他们自作自受。
在王玥上奏后一个月，许乃济即呈上两个奏折，正面向道光帝提出了全面的弛禁论。
许乃济主张弛禁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在奏折中主要列了三点：
一、严禁不仅产生不少流弊，并且例禁越严，流弊越大。
自雍正帝禁烟以来，对吸食者的刑罚日益加重，但吸食鸦片的人数反而日益增多，几乎遍及了天下。禁止鸦片贸易后，人们不能公开用商品兑换鸦片，只能偷偷地用现银交易。鸦片输入量不断扩大，白银也就不断地外流；不守法律的人借口搜查鸦片，乘机抢劫，使大量良民受累。所有流弊都开始于严禁之后，可见，严禁鸦片不可行。
二、不能停止贸易，下令闭关。
有人主张要拔本塞源，断绝同夷人的贸易。天朝本来不在乎百多万两的贸易税收，但西洋各国和中国通商已继续1000多年，而贩卖鸦片的只有英国，不能仅因英国而断绝同其他各国的贸易。而且沿海地方数十万人靠通商为生，如果闭关，断绝与各国的贸易，那么，这几十万人就无法维持生计。况且，夷船在大洋之外，可以随意选择海岛为市，内洋商船都可以前去进行贸易，想断绝也无法断绝。夷船还可以到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的各海口，即使断绝了广州的贸易，也不能阻止走私商品的到来，阻止鸦片的流入。
三、既然不可严禁，不可闭关，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弛禁。
弛禁有三个方面的意思：准许外商输入鸦片；准许内地人种植罂粟；准许官员、士子、兵丁以外的一般没有效职从公的人们吸食鸦片。
在弛禁派看来，允许鸦片贸易，就可以使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以后，只允许以货易货，不允许用白银购买；允许内地栽种罂粟，内地栽种得越多，夷人所获得的利益就会日益减少，最终使鸦片贸易无利可图，鸦片贸易也就不禁自绝；准许官员、士子、兵丁以外一般没有公职的人员吸食鸦片，受害者只是一些“贱愚无识之流”，不会损害天朝的政体。
道光帝在接到许乃济的奏折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命令广东的官员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复奏。
10月10日，当时广东的要员邓廷桢、祁埙、文祥等人复奏皇上，提出了九条意见：
一、以货易货，不得用银交易。假使鸦片进口过多，其不足部分也不得用白银支付，超过部分留存于公行，待下一个贸易季节来航时，归还夷商。
二、派遣巡船稽查，防止奸商以银偷买鸦片。水师的巡船不得借查禁之名出洋，引起事端。
三、夷商因充作运费及其他费用而带来的洋银，只准许带回其带来银额的三成。
四、鸦片既然已作为药材正式承认其进口，就应与其他商品完全同等看待，委交公行，不必设局专办，否则将会产生垄断的弊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