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水师全面撤防，仅剩有少数官兵。在黄埔、陈村两地被英军偷袭烧毁了水师兵船的十分之八，也不再补造。水面兵勇从此全部撤出，把设防严密的南海大门拱手让出。而陆路士兵1万多人，也裁撤了十分之八，仅剩不到2000人。至于各乡的团练，早在1856年底烧毁十三洋行后，就被叶名琛出示禁止，不准留在省城而纷纷解体。实际上，广州已经成了不设防的城市。大敌当前，自残手足，还能用什么来御敌保国呢？又从哪里看得出叶名琛引以为傲，颇得皇上赏识的“防御型”外交思想，“防”在何处，“御”在何处？其自欺欺人的实质昭然若揭了。
然而，叶名琛仍不因此而感到惊慌，反而越做越邪乎。他除了相信敌人是“虚张声势”之外，又迷信起了神仙的“乩语”。他建有长春仙馆，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事问题都请仙扶乩来决定。据说这次的乩语告诉他：过了十一月十五日便可无事。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即是阳历12月30日。下属官员们请他作军事准备，他“胸有成竹”地说：“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居然把一座省城的安危寄托于求神拜佛的迷信仪式中，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昏庸愚昧实在可怕。
12月26日，叶名琛得到密报，英法联军“布置炮位已定，即日攻城”。一个巨商有心求和，斗胆建议派商绅到夷船探听虚实，又被叶总督怒斥，并下令“敢有赴夷船者按军法。”就在这一天，英法侵略军送来最后通牒，重申前述五项要求，限24小时内答复，否则，“于十三日(即阳历12月28日)开炮攻城，军民官绅人等速避九十里外，将城打为灰烟……”叶名琛的答复仍是“通商可行，余皆不准”。28日清晨，英法军队就占据海珠炮台，开炮攻城，并攻击了总督署。大新街、双门底、杀猪栏、增沙等处相继起火，繁华的大新街被烧掉了2／3，叶名琛吓得逃往粤华书院。当天半夜以后，英法军队从东沙河登岸，烧毁了双门拱北楼，楼上所藏元朝时候的洞漏和官书板片等文物珍品都被烧成灰烬。千总邓安邦率领仅存的千余名兵勇冒死血战，却终因孤军无援，战败溃退。29日，英法联军再度大举猛攻，城内兵勇大多数都丧失了斗志。联军侵入内城，必须经过八旗驻防的旗下街才能到观音山，但“全营旗兵并无一人拒敌”，广州就这样未经大的战斗就全部沦陷了。
叶名琛直到城池将陷时，才如梦初醒。他悬赏万金，调兵攻打观音山，当然于事无补。而一心求降的广东巡抚柏贵与广东买办商绅，乘机大肆活动，愿意请降。30日，柏贵与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在西北城上竖起白旗。英法军队开入广州，并组织起以巴夏礼为首的所谓“联军委员会”，柏贵等人官保原位，充当起了殖民政权的傀儡。
躲藏在一座官宅花园中的叶名琛，被英、法侵略军捉住送到香港，不久后又转送到印度加尔各答，最后客死他乡。当时人们这样讥讽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的咸丰皇帝
1850年3月29日，奕詝登上太和殿宝座，即皇帝之位，以次年为咸丰元年，史称咸丰皇帝。从此，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充满了抗争的呐喊，也饱含着屈辱的血泪。历史车辙辗过的更多的是无奈。
奕讠宁是在紫禁城内长大的，也是在道光皇帝的叹息中日渐成熟的。从他记事时起，在父皇，师傅(老师)和所见到的大人们的脸上，便常常看到愁容和不快。他5岁典学，正是白银大量外流、烟毒猖獗泛滥之际，鸦片入口一年竟高达4万余箱。朝野内外，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兵丁妓女都终日昏昏，吞云吐雾。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大炮，并没有惊醒那些昏聩的臣民，而皇父恭俭宵旰(xiaogan)守成一世，到头来只能忍悲含疚，痛苦签约。据说，当中英《南京条约》的文本送呈道光帝要他批准时，道光帝背手行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寝息，服侍的太监一夜听到的只有皇上的叹息声。最后“实出于不得已”，“以朱笔草草书上一纸”，予以批准。其后，道光对洋人虽仇恨厌恶无以复加，但终究没有废除条约的勇气和能力，只有终日郁闷不乐，深深感到愧对列祖列宗，认为死后也没有颜面进入祖庙。道光帝的这种心态，多少影响了他的儿子咸丰帝。道光病重期间，奕讠宁就帮父皇阅批奏章，早已深知大清王朝日见衰微，祖宗留下的江山已是“盗贼遍地”，千疮百孔，加之外辱相遇，国库如洗。这一切，对于他这个从未出过宫禁一步的弱冠之人，又该如何承受呢！奕讠宁痛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和求荣、打击贤良的穆彰阿、琦善、耆英，但他更嫉恶的是那些依仗船坚炮利而辱没天朝的西方蛮夷。从小读烂了“普天之下，摸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真龙天子，无法坦然面对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而正等他掌管的天下，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没等咸丰帝的即位诏书来得及诏示天下，侍读学士董瀛山的奏折就放到了御案之前：江苏、直隶、山东邪教以盗匪为生业；广西、贵州均有大伙抢劫；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四川、江西、湖南、广东等省水陆交界之区盗贼横行……
这还算不上是最严重的，更要大清王朝命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已于这年7月开始在广西桂平金田团营了。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颇有要把大清王朝的社稷搅个地覆天翻之势。
与此同时，沙俄在西北虎视眈眈，一双贼眼盯着中国的西北边陲，它要求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英国在东南侵扰台湾和福州，并投书天津，仍坚持广州入城……
不过，这一切仅仅是咸丰十余年社稷悲剧的开始。随着内忧外患的日益加剧，饱尝无奈与屈辱煎熬后，他即位之初那股立志中兴、以雪国耻的腾腾烈焰在逐渐熄灭。当然，这不仅是奕讠宁及皇室家族的悲哀，更是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的悲哀。
咸丰即位第二年(1851年1月11日)，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正式爆发。咸丰急调清朝王牌之师、八旗绿营赶往镇压。不想，八旗官兵长驻地方，闲散慵懒，甚至吸毒成瘾，几不成军，不仅战斗力大大下降，而且骄横跋扈，成了一群勇于私斗、怯于临敌的游惰之夫。结果，在太平军面前一触即溃，常是一败涂地。短短几年时间，太平军便势如破竹，从广西一直打到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定都南京，与北京的满清政权南北对峙，逼得咸丰搬出最后的希望——满蒙亲贵叔父惠亲王绵愉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捕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东三盟蒙古诸王劲旅，从京城出发前往剿杀。当时戍卫京师的各旗营官兵就有约15万人。经过半年多的辛苦厮杀，终于断绝了太平军北伐先锋的入京之路。但是，太平天国却并没有受到太大打击。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4月)，燕王秦日纲及翼王石达开连破清军包围天京的江北、江南大军，吉尔杭阿、向荣先后兵败自杀。这样，太平天国解除了威胁天京的肘腋之患，自长江上游武汉到下游镇江的千里大江上，太平军畅行无阻，形成了太平天国军事史上的全盛时期。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昔日令父辈蒙受羞辱的列强又在以咄咄逼人之势挑起事端。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并没有完完全全打掉清朝统治者骄狂自大的心理，年轻的咸丰皇帝对外虽不至于完全服气和认输，但他还是明白了当年自己的祖先“弧矢威天下，威棱震寰海”的时代毕竟已成过去。船坚炮利的西方侵略者给道光帝造成的痛苦和耻辱，咸丰还记忆犹新，所以在仇恨与疑惧之中，他对一切西方人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也曾幻想《南京条约》能维持中外相安，待国运中兴后，他是不会忘记要为皇父报仇雪耻的。
不过，腐败的清王朝既然没有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惊醒，那贪婪的西方殖民者更不会因一纸条约而满足。咸丰四年(1854年)，就在太平军将领李开芳和林凤祥率领北伐部队挥戈北上，搅得京畿不宁之时，英、法、美三国无理却苛刻的修约要求也递到了被内战搞得焦头烂额的咸丰手中。其中，美国公使麦莲还以协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军为诱饵，游说沿海地方大吏。这更加引起了咸丰的疑心。他认为夷人乃犬羊，居心叵测，当此江南不靖，难保他们不是趁火打劫。于是，他对列强要求改约一事，提出了所谓“不亢不卑”的原则。并反复诏渝负责对外交涉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接见洋官等仪文，仍当恪守旧章，不得以洋官等有相待稍优之请，少涉迁就，以致其畏惮之心。”意思是仍要用老规矩对待洋人，不可迁就，使洋人产生对大清的畏惧心理。
在此之前，为防备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与外人勾结，咸丰还密谕江苏巡抚许乃钊等人，“严饬各员弁，明攻‘逆匪’，暗防外夷，星速督兵进剿”，尽快平息小刀会起义。结果，许乃钊未能按咸丰的旨意办事，被降旨革职；苏松太道吴健彰“通夷养贼，罪情重大”，被革职拿问；后继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认为三国修约难以拒绝，奏请皇帝“略为变通”，也遭到咸丰帝的严辞批驳。所以，面对列强的修约交涉，深谙明哲保身之为官哲学的各地方官吏，执行起“不亢不卑”原则来却是东推西推，把皮球踢来踢去。
对此，列强明白了单靠外交公文，已无法让清政府就范，便打算干脆再次拿出武力胁迫的法宝，筹划新的侵略战争。而这时，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阶级，虽不乏对外“强硬”的抵抗态度，但却不谙世界大势，不研究外来的对手，更没有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依然停留在“尊王攘夷”、“夷夏大防”这些传承千年、已成陈谷烂芝麻子的思维定式中。在咸丰帝和大部分“尚未睁眼看世界”的官绅心目中，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居大地之中，自古神圣皆成此地，而四周皆为荒昧，只有中国皇帝才是天下万国的君主。“华尊夷卑”的思想，尚在咸丰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所以他横竖放不下万乘之尊的架子，更别谈估计形势发展，防备列强重燃战火了。咸丰虽然年轻，却异常旧守，不知大清已腐败得不成样子，更不知西方列强胃口到底有多大。他把对外交涉的棘手差事推到了远离京师的叶名琛头上，相信他“久任粤疆，熟悉夷情，必能设法驾驭，操纵得宜”。不曾想，常把雪大耻、尊国体挂在嘴边的叶名琛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各国相联络，又不曾考察各国之虚实向背，以求对应之法，而只是采取一避、二推、三拖延的消极办法。
咸丰六年(1856年)，正值太平军连破江北江南大营，打通武汉至南京千里长江，军事达到鼎盛时期，而圆明园内咸丰帝却被清军的一败涂地气得无可奈何之时，英、法、美三国再次提出无理的“修约”要求。迫于内患的压力，咸丰不得不稍稍改变拒不修约的态度，勉强同意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变通一二，其他则断无更改，以绝其觊觎之心。其实，咸丰帝的态度已经有点松动了。欲壑难填的侵略者见讹诈不成，于是图穷匕见。同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派军舰进入广州沿江炮台，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内忧未靖，外患复来。围困天京的清政府江北、江南大营相继溃败后，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沿江处所处处告急。咸丰既怕太平军再度北上，威胁京畿，又怕沿海骤起风波，影响军队饷源，所以他希望早泯争端，先挽救江南战局。但侵略者的无厌之求又使他无法接受，两难之中，咸丰束手无策，只是告诫叶名琛：不取胜固然是令人担忧的，而且，也损伤了大国的体面。如果取胜了，那么夷人又必来报复，正在中原内患未靖的当儿，怎么可以让沿海又再起风波。是宽是猛取舍其间，总之应该从长计议，想得远一点。而对这次夷人挑起的事端，既不可只顾及目前的险恶形势，表示出迁就的意思，又不可过分拒绝；引起夷人又在边疆挑衅。如果他们仍然放肆嚣张，千万不要迁就议和，像耆英等人那样签约误国。
既不迁就，也不拒绝，既不抵抗，也不议和，该怎么办呢？却没有个说法。这个不战不和的方针，实际是个无法执行的圣旨。叶名琛依然忠实地执行了咸丰帝“不亢不卑”的对外态度，既没有向英国人妥协投降，也没有认真备战坚决抵抗，而是尽量避免对外战争的“鸵鸟政策”。鸵鸟遇敌跑不动时，把头埋在沙子里，身上露在外边，以为自己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就看不到自己。这恰恰说明了内忧外患之中，咸丰皇帝既要维护国体，又想安内攘外的一种首鼠两端、矛盾难为的外交路线。咸丰的方针其实就是“不战不和”，叶名琛也就只得“不降不守不走”。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四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扶植广东巡抚柏贵建立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而深为英人所忌的叶名琛被俘后，在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而亡。这时咸丰帝在得知叶名琛失城被俘之后，气急败坏，往日的赏识、信任之情顿时烟消云散。他觉得广州失陷是由于叶名琛失之太刚，激成事变，而他的被俘还有损于大清王朝的尊严，所以，他的对外态度又由软变硬：一方面咒骂叶名琛“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一方面斥责柏贵，失之太弱，“竟在夷人掌握之中，既不能抽身出城，带兵决战，又不思激励绅团，助威致讨，自取坐困，毫无措施，其畏葸无能，殊出意外”。
年轻气盛的咸丰皇帝对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掠走钦差大臣一事非常恼恨。但内乱未除，兵饷奇缺，既不敢与洋人公开宣战，大张挞伐，又觉得有损天朝尊严，咽不下这口气。一筹莫展之中，咸丰又搬出了前朝“招民团练，辑民攘夷”的杀手锏，他想利用广东绅民的排外情绪，给洋鬼子们一点颜色瞧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