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
先秦史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汲冢周书》。今本全书10卷，正文70篇，其中11篇有目无文，42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书之来历，汉刘向、《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余篇。今人多不信从，而以为是战国人所编；各篇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人改易或增附。如《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该书在汉代已散佚不全。刘向校书，即谓存者45篇。今传60篇本，盖又经后人改编。有人认为今本盖后人合旧本与晋太康间汲冢所出之周书而成，故有《汲冢周书》之名。但多数人认为称今本《周书》为《汲冢周书》，是一种误解。
《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性质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均类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后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后，《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时训》记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时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谥法》言给谥的法则。第五十八篇《官人》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同而人异（《大戴礼》为文王与太公望，此为文王与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会》，记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贡献。第六十篇《史记》，记历史上诸王国灭亡的原因与教训。第六十二篇《职方》，即《周礼·夏官·职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记芮良夫训诫厉王之辞。第六十四篇《太子晋》，记周景王太子晋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则又称为韵语，纯系说教。
今存59篇中，属于或基本属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等篇。这些篇记事当较可靠，此外，《度邑》所记之事在周初铜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记，朱右曾以为“非亲见者不能”，也当有较可靠的根据，此二篇皆为《史记·周本记》所采用。即使时代较晚各篇，也有研究价值，如《度训》等篇对于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渊源，《程典》等篇对于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类兵家言的几篇对研究先秦兵家，《王会》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民族关系，均有特殊意义。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今传世本有十余种，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斠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后案》，均可参考。
《春秋》
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37次日食，就有30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人《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官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另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这些题目的具体内容及远古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矇之一。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矇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夏训》、《商书》、《周志》、《郑书》等，编成了《左传》这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来看，该书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
《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如在《春秋》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题目下，《左传》就用五百多字介绍了郑伯（即郑庄公），他的父亲郑武公、母亲武姜、弟弟共叔段，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感情纠葛和权力斗争；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制败坏，贵族内部大宗同旁支《左传》书影的较量；突出了武姜的溺爱纵容、共叔段的骄横扩张，以及郑伯的深沉有谋、颇得臣民拥戴，所以能一举挫败共叔段经营多年的叛乱活动，迫使他逃亡，从而加强了君权，为其后郑国的强盛和庄公的称霸打下基础。从而解释了《春秋》中这六个字所包含的褒贬。很显然，只有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这些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有些记述已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如轻视鬼神而注重人事，强调君主忠于人民管好国家等。同时，它也显示出春秋时政治思想的一些特点，如不承认统一的专制君权，宣扬君臣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结合，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于君主。
《左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人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则对杜注多所指摘。又有刘文淇等作《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搜罗前人注释最富，惜未完成。近人杨伯峻作《春秋左传注》，简明适用。
《公羊传》
与《左传》《谷梁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公羊传》。旧说创始于子夏弟子齐人公羊高，传五世至西汉景帝时得立于官学。其大师胡毋生、董仲舒等任博士，专门从事研习、讲授之业。武帝时贫苦儒生公孙弘因通晓该书竟得官至丞相，其后学者益众，遂为汉代显学。该书援引前人解“经”成说颇多，如鲁子、高于、子沈子、子司马子等，子公羊子仅属其中之一，未见处于特殊地位。但书中认为从春秋战国之际的公羊高到汉景帝时的公羊寿，历三百年仅传五代，亦甚可疑。大约《春秋》曾作为孔门教材，传习不绝，历代儒生研讨讲述，遗说甚多，其中一部分经西汉初的公羊氏及其弟子胡毋生等整理，编著成书而行于世。由于它写成于汉初，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今文”，故属“今文经”，并为“今文经学”主要经典。
《公羊传》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由于其借对史事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齐襄公恃强兼并纪国，却被肯定，以为是为其九世祖齐哀公复仇；宋襄公在泓之战坐失战机，丧师辱国，歌颂为“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该书本文二万七千多字，其中有三十七年无传，可能已有残缺。东汉何休依据胡毋生条例所作《春秋公羊解诂》，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北宋著录有徐彦所作《公羊传疏》。清人陈立著《春秋公羊义疏》，广搜诸家解说，可供参考。
《谷梁传》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
《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国语》
杂记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亦称《春秋外传》。旧说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经的姐妹篇。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即是略早于孔子的著名瞽矇，其讲史曾得到孔子的赞赏。瞽矇讲述的史事被后人笔录成书，称为《语》，按国别区分即为《周语》、《鲁语》等，总称为《国语》。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说明战国时该书已流行于世。今本《国语》大约就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集。由于是口耳相传的零散原始记录，其内容偏重于言辞，在国别和年代上也很不平衡。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仅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尚属西周早期；《郑语》仅记桓公谋议东迁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晋语》记到智伯灭亡，已属战国之初。可见《国语》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春秋》，但的确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从传授渊源来看，它也可承认为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瞽矇的记录，为价值很高的原始素材，所以司马迁编著《史记》时曾大量取材于此。三国时吴人韦昭为《国语》作解，总结了汉代学者注释的成果。清人董增龄作《国语正义》，近人徐元浩作《国语集解》，汇集历代有关解说，颇便研讨。
《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扦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27章，有11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16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人《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策》书影《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270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
《战国策》的版本大致有两个系统。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校注此书，态度谨严，忠于原作，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经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东汉高诱的残注和姚宏的续注。和姚宏同时，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鲍氏改动原文，重新编次，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讥评。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注，对鲍注订误补缺，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把吴书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传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称鲍吴本。此后，中外学者研究《战国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获。
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诸祖耿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经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蝌蚪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人。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山海经》
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今传本十八卷，包括《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旧传是禹、益所作，一说出自“禹鼎图”，都不可信。
《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各成体系，成书时代也不相同。《山经》为巫祝之流根据远古以来传说记录的巫觋之书，专门记述海内各方名山大川、动植物产、祯祥怪异、祭祀所宜。写定时代，一般认为是战国初期或中期。《海经》为方士之书，专门记载海内外殊方异国传闻，夹杂大量古代神话，是秦或西汉初年的作品。至于《大荒经》和《海内经》，据考本为《海经》中的文字，西汉刘秀（即刘歆）校定《山海经》时，删去部分内容，没有进上，逸出在《山海经》之外继续流传，称《大荒经》和《海内经》。大约在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时，才又将它们收录进来，独立成篇。
《山海经》的《海外经》、《大荒经》和其他各篇，都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这些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对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和上古的姓氏、部族，以及考察上古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认识，都有重要意义。
在《山海经》里称帝的共12人，他们都是天帝，居住在天上，但也有地上的都、台、囿、峙，妻子和儿女，其儿女在下界建立国家。这说明帝本是某一部族的先祖。根据《山海经》的记载，黄帝是西方的天帝。他不仅是颛顼的曾祖、鲧的祖父，而且是中国境内和四裔许多部族共同的祖先，这对研究中国民族史有重要价值。帝俊不见于他书，也没有列入三皇五帝之中，所以学者纷纷猜测他是另一帝的别号。但是《山海经》关于帝俊的12条记载，没有一条与经中其他天帝的事迹重复，而且帝俊的名号往往与其他天帝在一篇中同时出现。可见他是《山海经》中独有的天帝。《山海经》把农、工、车、舟、琴瑟、歌舞的发明权都归于帝俊，并说他和羲和生了十日，又生了十二月，则又与天文历法有关。帝俊的后代多在东方，或许他是东方代表智慧的天帝。《山海经》中还记载了一些人王和他们的事迹，如大禹治水、禹所积石、禹攻共工、启上嫔于天等。其中《大荒东经》关于王亥的记载，曾引起史学界的注意。
《山海经》有晋郭璞注本。清人郝懿行有《山海经笺疏》。近人有袁珂《山海经集释》。
《世本》
战国时赵国史书。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唐代改称《系本》或《代本》。该书记载黄帝以来的史事，原十五篇，有《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作篇》、《居篇》等。《汉书》谓下迄春秋，但有的本子记事至秦末，当为后人续补。现存佚文称赵王迁为“今王”，说明是赵国的著作。赵王迁在位八年，相当于秦王政十二年至十九年（前235～前228），续补的本子应成于这段期间。此外，有的本子还记有“汉高祖”，当为汉人补人。《世本》的《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又称为《纪》或《本纪》，近于《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作篇》记器物发明，《居篇》记帝王诸侯都城，近于《史记》的“书”。该书对纪传体的创立有所影响，司马迁作《史记》曾以该书为据。东汉末以来，宋衷、宋均、孙检、王氏等皆有注。宋代目录书不著录该书，高似孙《史略》说他曾有辑本，说明当时即已失传。清钱大昭、王谟、孙冯翼、陈其荣、洪饴孙、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王梓材等皆有辑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汇印为《世本八种》。
《穆天子传》
先秦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西晋初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宗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分，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族分布、迁徙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及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径路以及文化交流的情况。它说明远在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就已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这一点，已有不少考古材料可资证明。
晋郭璞为该书作注。清檀萃有《穆天子传注疏》，其后有洪颐煊校正本，继洪氏而作者有翟云升之《覆校穆天子传》。近几十年来，有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等作品。
《周礼》
周代后期根据周王朝系统曾有过的官制加工整理的王朝设官分职的书。汉代原称《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末刘歆始称《周礼》。全书六篇分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有属官六十三；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有属官七十八；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属官七十；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有属官六十九；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有属官六十六；冬官司马，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这一部分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当时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三十。旧时常约言共有官三百六十，实为三百七十六，每一官职皆有不少属员，合计数万人。《周礼》以官制的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统一的大国提供设计蓝图。
当西汉立“五经”于学官时，其中没有《周官》。据说最初由河间献王获得一部先秦古文写的《周官》，献于汉王朝。王莽时，刘歆把它立于学官。王莽失败而书亦废，刘歆学生杜子春保存该书并为之作注，后传给郑兴、郑众、贾逵等。郑兴等曾作《周官解诂》。马融又作《周官传》，传至郑玄，作了集大成的《周官礼注》，和他的《礼经郑氏学》（即今文《仪礼》）及《礼记注》（即《小戴礼记》，兼有今古文）合称“三礼”，列为儒家经典。为此今文家则加反对，临孝存以为《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以为该书是“六国阴谋之书”。郑玄据理力争，以为该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作《答临孝存〈周礼〉难》。因郑玄作的注很完备，《周礼》遂被认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于世。唐贾公彦撰《周礼义疏》四十二卷，至宋时与郑注合刻为《周礼注疏》。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征引繁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效法《周礼》中的理财精神兴行各种新法，引起反对者对该书的反感。苏辙首先写了长篇论辨，指出《周礼》之不可信处有三点，借以反对王安石。《朱子语类》中提到胡安国父子以为《周官》是王莽托刘歆伪撰的。宋代还有司马光、张载、程颐、洪迈、魏了翁、包恢等知名学者持类似的批评态度。到清代，万斯同《周官辨非》又指出其伪处五十余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它“出于西汉之末”，毛奇龄《经问》说：“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方苞《周官辨伪》则以为《周官》原有其书，其决不可信之处则是王莽、刘歆窜入。此外还有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杨椿《周礼考》等书亦致疑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极力宣扬刘歆伪造之说，据《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一语，遂定为“刘歆所伪传也”，以为其本文原出《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以为天子有六相，以天地四方为名，即《周官》六官所自出。此说流传后，使不少人相信《周礼》果出刘歆伪造。
但毛奇龄《经问》已据《汉书·艺文志》汉文帝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又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以证该书原出战国。其后汪中撰《周官徵文》，也举出《周官》成于先秦时的六条证据。除上引窦公所献者外，尚有《逸周书·职方》、《大戴礼记·朝士篇》、《札记。燕义》、《内则》、《诗·生民》传等所引《周官》各官职文。王国维又补充了《礼记·玉藻》所引《春官·占人》职文。有这些证据，知《周官》为春秋战国时已有之书无疑。
战国时，儒家如孟子、荀子均未提及该书，两人所谈许多制度亦与该书有异。如孟子的井田与《周官》沟洫制不同；荀子的《王制篇》所举官名与《周官》亦有别；两人都主张关市不征，与《周官》之苛敛尤不同。可知此非儒家之书。《周官》的六官取天、地、春、夏、秋、冬为名，虽是受了《管子》的影响，但它不配成五官而为六官，应是在战国五行说盛行之前，仍循周世六卿成规。
《周礼》中各个官职的职掌，有不少出于战国制度，最主要的有：其一，春官祭五帝、祭天、地、日、月之礼。其二，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其三，天、地、夏、秋四官都要在正月公布法律；法家所制的什伍相连坐见于地官；作内政寄军令亦见于地官及夏官。其四，江永指出地官载师及司稼已非八家同井之法；又地官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与《汉书·地理志》爱田下孟康所云“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同；地官遂人的沟洫之制亦为开阡陌后之事，又授田“余夫亦如之”，不再依春秋以前宗法制财产由长子继承之制，余夫（庶子）与长兄所得一样，亦即商鞅之法，等等。其他属于战国之制者尚多。
大致可以这样认定，《周礼》只是一部官制汇编，成于春秋时代。后来给每一官职填写职掌时，除录存了春秋资料外，还录进了很多战国资料，所以全书的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虽然后来还有极小部分汉代资料掺杂进去，如九服之制、昊天上帝高于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五岳之制等等，但不影响这部书原是先秦旧籍。
《仪礼》
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按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当北宋熙宁（1068～1077）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1086～1094）间又恢复。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翠《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礼记》
战国至秦汉时期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汉代把孔子所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解说“经”的文字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131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85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49篇，称为《小戴札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札记》，并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遂升为经。这49篇内容涉及面较杂，一部分是《仪礼》各篇的“记”，如《冠义》、《昏义》以下6篇，即解说《仪礼》冠礼、婚礼各篇；有关丧服、祭法的近20篇，也是解说《仪礼》相应篇章的；而《奔丧》、《投壶》则是《仪礼》所失收的古代典礼仪节文件。书中还有一些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篇章，其中《礼运》、《乐记》、《学记》等直接录自儒家旧籍。此外，还有录自诸子的《月令》等篇，及汉代儒生追述周代制度的《王制》篇等。唐孔颖达据以撰《礼记正义》70卷，南宋时和郑注合刻为《礼记注疏》63卷。宋代理学家选出其中《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作为儒学基础课本。同时卫浞纂《礼记集说》150卷，以资料丰富著称。元陈澔滞有《礼记集说》10卷，为求浅显，有所删改，明人用它编为《礼记大全》30卷。清人治《礼记》的也有十余家，但无名著，惟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100卷以资料繁多见称，而朱彬的《礼记训纂》则较为简明扼要。
《大戴礼记》
与《礼记》大体同时编成的一部有关中国古代礼制的文章汇编，但增加了若干篇记载古史世系和天象物候的历史文献。
原本相传是西汉戴德从当时所有的战国以来说礼之文131篇中选取85篇而成，故名《大戴礼记》。当时由戴圣选编的《小戴礼记》，到东汉末郑玄作注而成为独占“礼记”之名的“三礼”之一，《大戴礼记》遂被认为“非圣人之言”而不传习。北周卢辩始为其作注，到唐代已亡失46篇。又书中《夏小正》一篇单行，实仅存38篇。宋淳熙刊本复收《夏小正》，又从《盛德》析出《明堂》一篇，共40篇，分为13卷（其中卢辩注只存8卷）。书中与《礼记》大略相同者五篇（《哀公问》、《投壶》篇名亦同；《礼察》、《曾子大孝》、《本命》则分别与《礼记》之《经解》、《祭义》、《丧服四制》中的各一段相同）；收《仪礼》所无的古典礼仪节五篇（《诸侯迁庙》、《衅庙》、《朝事》、《投壶》、《公符》）；录自《荀子》者三篇（《哀公问》、《劝学》、《礼三本》；又《劝问》末“问水”见《荀子，宥坐》）；而同于汉单行本《孔子三朝记》者五篇（《哀公问五义》、《哀公问孔子》、《小辨》、《用兵》、《少间》），同于《曾子》者十篇；录自《贾子新书》四篇合为一篇（《保傅》）；其《公符》篇末又载《汉孝昭帝冠辞》，可知其书既有先秦之文，亦有不少为汉代所作。书中颇有很具价值的文献，如《夏小正》一般以为是战国时关于天象物候的科学资料；《五帝德》、《帝系》是东周所传古史系统，司马迁据以撰《五帝本纪》、《三代世表》。由于历代无人重视，该书错乱遂多。清戴震、卢文弨、汪中等始校订正误，以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为世所称。
《论语》
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著作。书中对哀公、季康子等死于孔子之后的人称谥，并记有比孔子年少46岁的孔门学生曾参临死的留言。可见编纂者为孔门再传弟子，成书时代当在战国初期。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本子：《鲁论语》为鲁人所传，共20篇，今《论语》的篇章即依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比《鲁论语》多《问王（玉）》、《知道》两篇，共22篇；《古论语》相传出于曲阜孔子住宅壁中，它把《尧曰》的“子张问于孔子”以下另分1篇，称为《子张》，与《论语》原《子张》篇同名，故有《子张》两篇，实为21篇。这三种本子除了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和解说上都有出入。西汉成帝之师张禹先学《鲁论》，后学《齐论》，对齐、鲁两派择善而从。张禹封安昌侯，所以他的本子称为《张侯论》，盛行于汉代。汉末郑玄也根据《鲁论》篇章，参考《齐论》、《古论》，为之作注。三国时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现在流传的就是何晏的注本。
《论语》记述了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甚至记载了他的生活习惯及一些细节。全书大体上都是孔子弟子及后学所记，是研究孔子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历代注解和研究《论语》的书籍很多，现存的主要著作除三国何晏的《论语集解》外，梁朝皇侃曾集魏晋以来儒者之说为何晏的集解作疏，成《论语集解义疏》十卷。北宋邢昺也为何晏《论语集解》作疏（《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南宋朱熹所著《论语集注》，是宋儒注释《论语》的代表作。赵顺孙又为朱熹的集注作疏，成《论语纂疏》。清代刘宝楠撰《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是一部兼宗汉、宋、清儒之说为何晏集解作的新疏。近人程树德汇集古今训释解说《论语》的书籍两百余种，编撰《论语集释》四十卷，搜讨颇勤，可供参考。
《孟子》
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孟子的著作。孟子，名轲。邹人（今山东邹县）。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生卒年不详。
孟子约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似于同时又到过魏，曾先后见过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他还去过滕、薛、宋、邹、梁等国。《史记》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国君主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必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故能显赫一时。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和思想，在中国古代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最有影响的儒家宗师，从而获得了“亚圣”的称号。从北宋开始，《孟子》一书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南宋时朱熹将《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宋到明、清，“四书”成为士子必读之书。
《孟子》的注释本，东汉时有赵岐、刘熙两家之注，梁有綦母邃注，流传至今者仅赵注而已。宋有《孟子疏》，旧题宋孙奭撰。据朱熹说，此书出于伪托。朱熹作《孟子章句集注》，内容简明精确，是南宋到明清时最有影响的注释本。清焦循《孟子正义》，注释详细，引证丰富，具有学术价值。
《晏子春秋》
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书。一说成书于战国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原籍为齐的秦代博士所写。该书采用史料和民间传说编纂而成，其中晏婴劝告君主不要贪于逸乐，要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等统治经验，常为后世所取法。晏婴本人恪守传统礼制，生活节俭，也常为后世统治者所称道。该书中许多生动的情节描写，表现了晏婴的聪慧和机智，如“晏子使楚”等，曾在民间广为流传。书中还通过总结政治经验，分析了“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随声附和即“同”，不足可取；只有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其不足，也就是“和”，才是正确的。这一具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晏子春秋》曾经刘向整理，共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清代校定者有七八家，清未有苏舆《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材料较全。在日本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和注本。
《尸子》
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人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后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惟《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于辨析。
《荀子》
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的著作。荀子，名况，字卿。赵人。古书中多作孙卿，《史记》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详。根据一些记载的推测，约在齐闵王末年，荀子曾到过齐，后离齐去楚。到齐襄王时，荀子又至齐，《史记》说他“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首领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今山东莒南）令。后又离楚至赵，赵以荀子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时，荀子赴秦，见到昭王和范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病居兰陵。其卒年当在此后不久。《盐铁论》以为李斯为秦相时荀子尚在则不确。
《荀子》书影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一些别家之长，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针锋相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贤；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荀子受老子的影响，以为天没有意志，不过是能生长万物的自然界，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可改变自然，即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荀子对礼很重视。礼是指纲常和伦理道德，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王道的具体内容是礼义和仁政。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认为治国应该“平政爱民”。他将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敛、刑杀无度，就会遭到覆舟的报复。虽然他主张治国要用王道或礼义教化，但也认为完全有必要采用刑罚。所以荀子是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的学说思想，对西汉经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礼记》、《韩诗外传》等书中部分内容即抄自《荀子》。由于荀子有些论点和儒家传统说法不合，故受到后人指责和非议，如唐韩愈就说荀学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则为程朱理学所不容，出现了扬孟抑荀的现象。到清代末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则对荀子的学说思想重新作出评价，肯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荀子》经西汉刘向编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杨惊改为二十卷。杨氏以为书中的《大略》到《尧问》的六篇，当是后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结果，认为书中如《劝学》、《王霸》、《性恶》、《天论》、《解蔽》、《正名》、《礼论》、《乐论》等篇，都应该是荀子的作品。《荀子》一书有唐人杨惊的注解。清代学者为该书所作的校刊注释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谦汇集清人的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该书是许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种。近人梁启雄作《荀子简释》，内容简明易读。
《墨子》
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墨子的著作。墨子，名翟。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墨子出身低贱，一生中除著书立说和教授门徒外，还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又到过卫、齐、楚、越诸国。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目前所知墨子事迹仅此。
墨子有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有七十一篇，后亡佚十八篇，故今本《墨子》仅五十三篇。其中较能代表墨子学说和思想者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其余大都为墨家后学所作。其中《经》、《经说》和《大取》、《小取》，均属名辩之作，以讨论人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等问题为主，可能成书于战国晚期，故为集名辩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战国名辩之学的重要材料（见《墨经》）。《备城门》、《杂守》等十一篇，主要讲城守之术，应为兵家作品，也是墨家善守御的一种见证。还有如《亲士》、《修身》、《所染》，前人多疑非墨家所作。
《墨子》书影《淮南子》说，墨家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家和儒家都以《诗》、《书》为经典，但儒家尊周，墨家尊夏，两家不但在学术渊源上不尽相同，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互不相容。儒家辟墨，墨家非儒。墨自儒出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墨子像据《墨子》可知，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兼爱非攻。所谓兼爱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二是天志明鬼。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家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也会赏善罚暴。三是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认为，国君是国中贤者，百姓应以君上之是非为是非。他还认为上面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尚贤是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四是节用。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而且要求墨徒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墨家在战国是一重要学派，和儒家一道被称为显学，其徒属遍天下。墨子弟子中较有名者有禽滑釐、县子硕、公尚过、随巢子、胡非子等。《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墨徒受到不少君主的信用和看重，“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当时人称活动于齐、鲁、宋等地的墨徒为东方之墨者，称活动于楚、越者为南方之墨者。墨徒进入到秦国者也不少，从惠文王时起，若干墨者受到秦的礼遇和信任。今《墨子》中的《号令门》篇即出于秦国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国具有较大的势力。
墨徒对自己要求较严，《庄子》说他们“以绳墨自纠，备世之急”。特别在生活奉养上提倡“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从而形成了墨徒与别家所不同的一种独特形象。墨徒之间还组成纪律严格的组织，以精于墨理者为首领，号曰“钜子”。“钜子”死则另传他人。墨徒以钜子为圣人，“钜子”权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处置犯了过错的墨徒。《淮南子》说“钜子”可以指挥其徒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后，阳城君等贵族反对吴起而失败，墨家“钜子”孟胜效忠于阳城君，其徒属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难。
从西汉开始，墨学不再为世所重，故很少有人为《墨子》作注释，仅西晋鲁胜曾为《经》、《经说》作注。宋郑樵说《墨子》还有乐舌注，不过鲁、乐之书都未流传下来。清代学者因治经而兼及诸子，于是卢文弨、孙星衍、毕沅等又都为《墨子》作校注。清末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各种墨注中之最佳者。
《墨经》
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逻辑学和科学著作。通常指《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也有人专指前四篇。谈论辨学是《墨经》的重要内容，所以有的著作称《墨经》为“墨辩”。《墨经》非墨子一人之作，大约为几代后期墨者逐步编纂、修订而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因为《墨经》所重视的坚白、同异、是非、五行相胜等问题，到战国中、后期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重要课题；《墨经》对于墨子的学说既有鲜明的继承脉络，也有重大的修正和发展，而且其文风与体裁与《墨子》其他诸篇也迥然不同。它的出现标志着墨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墨经》六篇中，逻辑学说占的比重较大，且已初具体系。它对于“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等思维形式，作了较科学的阐述。指出概念要反映实物，判断要表达思想，推理要指明论据，并主要研究了类比推理，提出以“辞”、“故”、“理”、“类”为基本环节的推理程序。它对于逻辑的应用、论辩的原则以及如何避免逻辑错误，都有较深刻的论述，认为辩学应该用来辩明真理，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服务。《墨经》的六篇各有侧重：《经上》和《经说上》专列概念、概念的定义及其解释，略相当于《墨经》逻辑的概念论；《经下》和《经说下》专列命题、定理及其说明，略相当于《墨经》逻辑的判断论；《大取》提出“故”、“理”、“类”辩学三物，是对推理的精辟总结；《小取》则是《墨经》逻辑的总论。《墨经》的逻辑学堪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古印度的因明学相媲美。
在哲学上，《墨经》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外延定义，对于物体与其属性的关系也有正确理解。它较深入地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过程、知识的真理性、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发展了朴素惟物主义和辩证法。在科学上，《墨经》将战国时期蓬勃发展的若干自然科学技术所积累的经验，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抽象出一系列相当精辟的概念和公式，其中主要是机械运动若干原理、光的运动与反射、几何学的基本概念。直到今日有些仍保有其科学价值，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宝贵资料。此外，《墨经》还涉及到某些生理现象、商品与货币的关系等问题。
《墨经》堪称中国古代惟物主义和科学传统的杰出代表，但自西汉中期儒学定于一尊后，《墨经》连同墨家整个学说便遭排斥压抑，遂至湮没无闻（见罢黜百家）。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尚清谈、善名理，《墨经》的逻辑思维及辩论术又受到重视。西晋人鲁胜曾为《墨经》作注，可惜这第一部《墨经》注只保存下一篇《墨辩注叙》。鲁胜指出了墨辩的重要性，提出“引说就经”的研究《墨经》的正确方法，但他错把《墨经》当作墨子本人的著作。唐朝乐台所作《墨子注》，今亦不存，书目见于《通志·艺文略》。宋以后，统治者仇视具有人民性和科学性的墨家学说，把孟子攻击墨者的话当作定论，墨学又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清中叶以后，随着考据学的兴起，墨学研究方始活跃。毕沅有《墨子注》，对《墨子》全书作系统集注。汪中首次提出《墨经》六篇非墨子自著的见解，将它们同《墨子》其余诸篇分开研究。近代诠注《墨子》最有成就者当推清末学者孙诒让，他的《墨子间诂》集诸注家之大成，对《墨经》六篇的注解、校勘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为学术界所推重。《墨经》六篇行文简古，传本错讹较多，经诸多学者校注，其文大致可以读通，给后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前后，研究墨学特别是《墨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及梁启超的《墨经校释》，摆脱了经学家的偏见和考据家的繁琐，使用现代逻辑方法阐发《墨经》的理论体系，给人以清新之感。
近几十年来，已出版的关于《墨经》的校注、研究著作中，伍非百的《墨辩解故》、谭戒甫的《墨辩发微》、高亨的《墨经校诠》、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杨宽的《墨经哲学》、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等书，均有一定影响。
《老子》
用韵文写成的道家哲学著作。书分为八十一章，上下两篇，即《道篇》和《德篇》。因其后来被尊为道教经典，故又称《道德经》。
《老子》传本颇多，较著名者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及唐傅奕的《老子古本篇》。今通行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顺序为《道篇》在前，《德篇》在后。1973年马王堆汉墓发现帛书本，则是《德篇》在前，与《韩非子》所引文句顺序一致。《史记》称道家为“道德家”，并有“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记载，似乎司马迁所见《老子》传本仍是《道篇》在前，可能该书当时就有两种顺序不同的传本。
《老子》成书于战国前期，有人以为它基本上是春秋时期老聃思想的记述，又经过后人的加工和补充。据《史记》所载，老聃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作过周柱下史，老聃比孔子大几十岁。孔子曾向他请教有关周礼的问题。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学术界争论较大。韩非认为是老聃，司马迁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后来很少有人从后说。还有人认为李耳与老聃并非一人，老子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就是老聃。近人高亨考证，老聃亦即《左传》中的老阳子，可备一说。
帛书《道德经》从汉初崇尚黄老以来，历代对《老子》一书的研究和注释之多，仅次于儒家的《论语》。其注本有六七百种，较有影响者除王弼注本外，还有焦竑《老子翼》等。近现代有马叙伦《老子覈诂》、朱谦之《老子校释》、高亨《老子正诂》、任继愈《老子今译》和《老子新译》。张松如《老子校读》资料较多。《老子》一书在国际上亦影响深远，被译成多种文字。
关于《老子》的性质，有人说是“兵书”，也有人说是讲“南面之术”，即政治统治理论的书。这正表明该书是一部哲学著作，能被应用于各个方面。《老子》书中最高的哲学范畴是“道”。“道”本来是具体的道路，但在老子前后，已成为表示客观规律和人们处事原则的哲学概念。当时思想家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弄清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广泛谈论“天道”、“人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等等。《老子》的巨大功绩就是把这些具体领域中的道概括为普遍的、不带具体规定的道，并且对道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多方面的阐释。
老子出关图老子说，道无形无像，看不见摸不着，是和具体物根本不同的东西。他认为，具体物是有对立的，有美就有丑，有善就有恶，“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而道是无对立的，它“混而为一”。万物都有生有灭，“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因而是“不常”；而道是“常”，是永恒存在的。他夸大了道的常住性和具体事物的暂时性，并由此出发，反对人们争胜斗强，有所追求。他还认为具体的事物都要向其反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只有得道才能使人长生久视。得道的人要像无知的婴儿和愚人，“不言”、“无为”，这样不仅能保全自己，使大家免于斗争，也能把天下治理好。但是人们被具体事物所迷惑由来已久，不知“物壮则老”，这是不合乎道的。不合乎道就会很快灭亡，所以人们应像水那样，甘心处于柔弱、卑下的地位，无所追求，也不和人争执。
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曾一度把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信条；魏晋时期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玄学家们感到人生无常，也从《老子》中寻找安慰。《老子》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消极的、软弱的，不得意的知识分子、失势的权贵往往从中寻求精神寄托。但《老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以它为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和儒家对立的道家学派。
《庄子》
庄周学派的著作总集。庄周是战国时的隐士，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约生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死于公元前3世纪初叶。《庄子》曾经汉朝刘向编定，为五十二篇。今本《庄子》仅三十三篇，分三部分，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是晋人郭象的定本。《庄子》内篇思想比较系统，文字风格比较一致，庄子像外、杂篇内容较为丰富，风格则有差别。书中思想接近《老子》，是道家重要经典之一。到唐代，《庄子》被尊为《南华真经》。《庄子》注本很多，其中郭象的《庄子注》最为有名，唐代有成玄英疏。清人郭庆藩有《庄子集释》，便于研读参考。
庄周比他人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变革以及连年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认为，痛苦的原因是圣人们制定了礼乐，引起了竞争；提倡仁义，造成了虚伪。故仁义礼乐伤害了人的天性。和老子一样，庄周也认为上古时人性朴实，没有竞争，没有流血，人们无忧无虑。因此，要使人适其本性，就应弃礼乐，绝仁义，“绝圣弃知”，甚至也不要机械和工具。因为使用机械会启发人的智慧，而智慧将使人丧失纯朴的本性。基于这一认识，庄周坚决不与当时的统治者合作。他宁可忍受贫穷，也不愿在朝廷上享受富贵，丧失人格自由。《庄子》书中塑造了许多视治天下为束缚自己的隐士形象。但庄周又不主张遁人山林，而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保持心灵的超脱。他鄙弃追名逐利，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及其差别皆无意义。只有道使天地万物相通为一，《庄子》书影知道它们相通为一，就是得道。得道者不必贪生恶死。所以庄周在妻子死后，即“鼓盆而歌”，认为这样才是通达死生的道理。《庄子》认为，以有限的生命和智慧去追随无限的事物，精疲力竭而一事无成。最好的办法是保存自己的精神，也就保全了自己的天性。
《庄子》鞭挞了贪竞，揭露了虚伪，在似乎悖理的议论中间包含着深刻的认识和智慧，也包含了对人生对社会的极大悲哀。它希望找到一个应付无穷事变的万能原则，但事实上又没有这样的原则，所以不得不寄希望于心灵的纯净，追求逍遥的境界。然而心灵上的逍遥，在现实中不过是无可奈何地安之若命。《庄子》的作者常常陷入这种矛盾之中。对魏晋玄学，《庄子》有特别大的影响。
《庄子》一书，借寓言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创造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又是一部优美的文学著作。它的《天下篇》还保存了当时诸子学说的许多材料，极为宝贵。
《管子》
战国时各学派的论文汇集。相传为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今本《管子》由西汉时刘向编定，原为八十六篇，现存七十六篇，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该书内容比较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的思想。在刘向编定以前，韩非、贾谊、司马迁都提及该书，并认为它有一个主导思想，即一面强调法治，一面肯定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兼重礼与法。这可能是齐国学者结合本国特点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种学说。后来刘向或许把其他各派的著作编入《管子》，造成了内容上的芜杂。《管子》保存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中可以找出先秦哲学许多失掉的环节，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罗根泽的《管子探源》、郭沫若的《宋钘尹文遗著考》、《〈侈靡篇〉的研究》曾对该书作了考证。《管子》书旧有唐尹知章注（题为房玄龄）。清戴望著有《管子校正》。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的《管子集校》把前人研究《管子》的成果收集在一起，颇便学者。
《慎子》
战国时期慎到一派的著作。慎到，赵国人。齐宣王时曾在稷下讲学，至湣王末年离开。《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慎子》四十二篇，隋唐以来编为十卷。北宋时《崇文总目》著录《慎子》三十七篇，《通志·艺文略》及《直斋书录解题》均仅存一卷五篇。可见宋代《慎子》有两种本子流传，一为三十七篇的九卷本，一为五篇的一卷本，合起来正好是四十二篇的十卷本。南宋以后，九卷本亡，只一卷五篇本流传。《慎子》现存《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入》五篇，《群书治要》里还有《知忠》、《君臣》二篇，清钱熙祚合辑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另外，还有佚文数十条。从现存的《慎子》中，可以看出慎到尚法、贵因、重势的思想，属于前期法家，但他弃知不尚贤，所以荀子批评他“蔽于法而不知贤”。明慎懋赏校刻《慎子》内外篇，全书共八十九事，比五篇本多出五倍以上，是抄袭先秦两汉子书杂凑而成的赝品。罗根泽在《诸子考索·槃子辨伪》中曾列八证以明其伪。
《商君书》
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称《商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有些篇所述史实在商鞅死后，说明不是商鞅本人所作，但书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约为战国末年商鞅后学编成。韩非曾提到过这部书。司马迁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认为它的思想内容和商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相符合。
《商君书》着重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种历史变化的观点在哲学史上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在具体措施上，此书主张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同时反对用诗书礼乐和道德教化的手段治理国家。关于《商君书》的校释，有清人严万里（即严可均）校本，近人王时润《商君书斠诠》、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等。
《韩非子》
战国时期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又称《韩子》。该书在韩非生前即已流传。司马迁说：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韩非像《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说，秦王（即秦始皇）读《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西汉刘向校书，羼人了几篇他人著作，如《初见秦》、《有度》和《存韩》的后半篇。定《韩子》为五十五篇。
《韩非子》书影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力和威势以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用法家的观点解释《老子》，集中表述了韩非的哲学观点；《五蠹》把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显学》则记述了先秦儒、墨显学分化斗争的情况，认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主张禁止一切互相矛盾的学说，定法家的学说于一尊。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有清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近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梁启雄《韩子浅解》等。
《公孙龙子》
战国后期名家公孙龙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现存六篇。其中第一篇《迹府》是后人编集的有关公孙龙的事迹，其余五篇基本可信是公孙龙的作品。其中《白马论》所提出的“白马非马”的命题，以及《坚白论》所提出的“离坚白”的命题，是公孙龙名辨思想的中心。该书着重探讨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夸大这种矛盾并否认两者的统一，因而得出了违背常识的结论。这种探讨促进了人类认识的深化，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指物论》论述了指与物的关系。所谓指，就是事物的概念或名称，所谓物就是具体的事物，它们的关系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通变论》论述了对运动变化的看法。《名实论》专门讨论名与实的关系。这五篇著作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关于《公孙龙子》的注释，有宋人谢希深注本，清人陈澧《公孙龙子注》，近人王琯《公孙龙子悬解》，陈柱《公孙龙子集解》，王启湘《公孙龙子校诠》，胡曲園、陈进坤《公孙龙子论疏》等多种。
《孙子兵法》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书。又称《孙子》、《孙子兵书》、《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或《孙武兵书》。该书不仅在中国历来为谈兵者所称道，从宋以来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而且早在唐初即传入日本，近代以来更传入欧美，以多种文字译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古代典籍之一。
据《史记》、《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孙子兵法》的作者为春秋末年的孙武。孙武，据说原是齐人，以兵法十三篇求用于吴王阖闾，被拜为将，曾破楚人郢，显名诸侯。与伍子胥同为佐吴破楚的显赫人物。
《孙子》从汉代起一直传为孙武著，其成书年代被认为在春秋末年。但宋代以来，有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该书的思想内容具有浓厚战国色彩，作者是否为孙武十分可疑。最早提出此说的是北宋注释《孙子》的名家梅尧臣。受梅说启发，南宋叶适也推测《孙子》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在梅、叶等人说法的影响下，后来又出现了不少怀疑之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孙膑所作说”。此说主要由近代以来的一些中国和日本学者《孙子兵法》各种译本提出，他们认为，汉代人所说的孙武不见于先秦古书，疑点很多，可能由孙膑的传说演化而来。怀疑《孙子》成书于春秋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20世纪30年代末齐思和所作的《孙子著作时代考》。该文从《孙子》书中所见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和时间、军事制度以及其他名词和著述体例几方面，将其成书时代确定在战国时期。但同时，它又反驳“孙膑所作说”，指出汉代原有题名为孙武和孙膑的两部兵法存在，不容混为一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学术界关于《孙子》的成书时代和作者也有过一些讨论，流行的看法是，《孙子》由孙武草创、孙膑整理完成。对新、旧两说持折衷态度，但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较合理的看法是，《孙子》为“孙子学派”军事思想和战争经验的总结，其基本成书时间应在战国时期。这可以从《孙子》的内容本身得到证实。
《孙子》全书共有十三篇。其中《计》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预计战事胜负，制订作战计划。这是全书的纲领。《作战》讲的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谋攻》讲的是以智谋攻城，即不是专恃武力强攻，而是采用各种手段迫使守敌投降。《形》、《势》讲的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两类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虚实》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众击寡”，“避实而击虚”。《军争》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九变》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行军》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地形》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讲的是以火助攻。《用间》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全书叙述简洁，内容富于哲理性，对历代行师用兵、讲习武备影响至深，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至今仍未丧失其真理性。
据司马迁所说，《孙子》的汉初传本，与今本篇数相同，但当时及其后也还有其他一些佚篇《孙子》在流行和陆续产生。这些佚篇《孙子》本来别自成书，西汉未经任宏校定，与上述十三篇合为一书，致使篇数骤增，达到八十二篇、图九卷。这种本子流行到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特意编了一部仅有十三篇的扼要注释本，将西汉末增人的佚篇悉数删汰。这些佚篇《孙子》在隋唐之际仍以单行本形式流传，后全部亡佚。故唐人杜牧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过去不少人怀疑此说，也有人反过来臆推《孙子》为曹操伪托，都缺乏证据。
曹注本出现后，注解《孙子》者不乏其人，但流传至今，最重要版本只有三种：①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收入《平津馆丛书》，原本为清顾之逵旧藏。该书是仍然保持单行本面貌的曹注本。②宋版《武经七书》本《孙子》，收入《续古逸丛书》，现藏日本。该书是宋元丰年间经朱服、何去非校定的不带注的本子，后世大量的武学教本都是翻用此书。③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均有藏本，今有中华书局影印本。该书原出宋吉清版《孙子兵法》书影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十家者，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陈暤、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加上钞附在内的唐杜佑《通典》引文的小注，便是十一家，书后还附录了宋郑友贤《孙子十家注遗说并序》，是保存旧注最多的一个本子。
整理研究《孙子》，前人著述极多。其中研究《孙子》著录者，以近人陆达节所著《孙子考》和《孙子兵法书目汇编》搜集最富；校勘方面，清孙星衍校刻的《孙子十家注》，以钩稽古本残句著称；注释方面，近人在引证中外军事史、整理旧注、疏通文义和思想评价等方面均有一定成绩；辑佚方面，清毕以珣《孙子叙录》、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经籍佚文》等均辑有《孙子》佚文。另外，日本东北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还编印了《孙子索引》。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它证实了《史记》关于《吴孙子》和《齐孙子》从汉初就各有其书的记载，澄清了某些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误解。竹简本《孙子》有不少字句与今本不同，而与失散在汉唐旧籍中的《孙子》引文比较接近，是了解《孙子》的流传和校勘《孙子》的宝贵资料。另外，墓中还出土了记载《孙子》篇目的木牍和五篇《孙子》佚文。木牍将《孙子》十三篇分为前六篇和后七篇两部分，称后者为“七势”，其篇次排列与今本不尽相同。五篇《孙子》佚文为研究汉初佚篇《孙子》的面貌提供了新线索。已有不少研究者利用这一新材料，写出了新的注释本和研究文章。
《吴子》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题名作者吴起，为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曾师事左丘明的弟子曾申。他初为鲁将，后为魏将，因率兵击秦并参加攻取中山之战，被荐为西河郡守。魏武侯时，吴起甚有声名，后受大臣王错排挤，去魏入楚。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进行变法，楚因而强盛一时。悼王既死（前381），宗室大臣作乱，吴起被攻杀于治丧之所。吴起不仅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兵书在战国和西汉时十分流行。《韩非子·五蠹》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称“吴起《兵法》，世多有”，其影响几乎和《孙子兵法》相等。《汉书·艺文志》兵权谋类著录《吴起》四十八篇（杂家类也有《吴子》一篇，未注撰人名氏），而《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则仅一卷。宋《郡斋读书志》著录“唐陆希声类次”《吴子》三卷六篇，篇目已同今本。可见今本《吴子》乃是后人整理过的一种删节本。
现存宋版《武经七书》本、影宋本《孙吴司马法》本《吴子》凡上下两卷，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全书多采用魏文侯、武侯与吴起问对的形式，共三十三章。章与章不相联属，与《六韬》相似，其中部分语句并与《六韬》相重。该书不像《孙子》十三篇条理分明、言简意深。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郭沫若《述吴起》都断定其为伪作。但明胡应麟《四部正沩》则认为该书虽“未必起自著，要亦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非后世伪作也”。《吴子》一书旧有魏贾诩注和孙注，均早佚。现存注本有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和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等。
《孙膑兵法》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孙子学派”的另一重要著作。古称《齐孙子》。题名作者孙膑，据说为孙武后世子孙，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事魏惠王为将军，阴使人召孙膑人魏，妒其贤而施以膑刑，故世称孙膑。后孙膑逃离魏国奔齐，事齐威王，从齐将田忌为军师，出奇计大败魏军。田忌受政敌邹忌排挤，被迫流亡楚国，孙膑可能偕行入楚，故汉人王符说“孙膑修能于楚”，高诱也称之为“楚人”。在战国兵家中，孙膑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是与吴起并列的著名军事家。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传世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估计，《孙膑兵法》的散亡约在唐代以前。《魏武帝注孙子》提到“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撰《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其书自《隋书·经籍志》就已不见记载，后人无从窥见其面目。
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孙膑兵法》，使得这一失传已久的古书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则是一些尚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并非完书。其中《陈忌问垒》篇残简提到“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表明它与《孙子兵法》乃一家之学。此书祖述《孙子兵法》，但体裁往往采用问对或叙事等形式，内容除谈兵略外，还杂有形势、阴阳、技巧家言，和《尉缭子》、《六韬》等战国晚年兵书比较接近。显然是由孙膑的后学弟子编集而成。根据简文所记史事和人物，其成书年代至少应在齐宣王之后。
《尉缭子》
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著作。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经七书》本为最古。《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尉缭》三十一篇。据《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传世的是杂家的《尉缭》。其篇数与《汉书》不符，当因在流传过程中有部分亡佚。该书内容大部分论兵，因此宋以后多视为兵家著作，但其论兵，与《汉书》所谓兵形势家异趣，有人以为即《汉书》兵形势家的《尉缭》，恐不可信。《汉书》杂家《子晚子》下注有“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可见今所传《尉缭子》有可能列入杂家。
唐初的《群书治要》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前期墓所出竹简，也有与《尉缭子》相合的竹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今本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往往与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添加的东西。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王政十年（前237）“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秦王以为国尉。《尉缭子》疑即此人所作。今本首篇《天官》的第一句作“梁惠王问尉缭子曰”，惠王死于公元前319年，尉缭不能与之相及，此句“惠”字可能为后人臆增（但《隋书》所据本已有此字）。或以为魏有二尉缭，一在惠王时，为兵家，今所传《尉缭子》即其所作；一为战国末入秦者，杂家《尉缭》为其所作。此说恐不可信。
《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见识颇高。其思想有糅合儒、法、道各家的倾向，这大概是该书被列入杂家的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
《吕氏春秋》
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下学者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亦称《吕览》。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时当秦统一六国前夕。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计二十余万言。该书宗主道家，取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舍其消极避世的成分，兼采儒、墨、法、兵诸家之长，初步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等各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作者意在综合百家之学，总结历史经验，为行将出现的统一全国的专制中央政权提供长治久安的治国方案。该书提出的“法天地”、“传言必察”、“疑似必察”、“别宥”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具有惟物主义倾向。它还保存了许多旧说佚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但书中宣扬了天人感应等迷信思想，又因出于众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也有未能融会贯通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东汉高诱曾为其作注，认为该书“大出诸子之右”。《汉书·艺文志》将该书列人杂家，此后不少儒家学者以其“杂”而不予重视。《吕氏春秋》注释本有清人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人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等。
《楚辞》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总集。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人已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可供治史者参考。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字原。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发情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
《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
《史记》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司马迁撰。初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管理皇家图书，曾有志编写古今通史，但未能如愿，去世前嘱咐司马迁继承其遗志。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父职，在太初元年（前104）参加制定《太初历》后，开始撰写《史记》。经十余年努力，终于成书。
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历时三千余年。所述史事，详于战国、秦、汉。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纲领，按年月记述帝王言行政绩，兼录各方面重大事件。其中先秦诸篇按朝代成篇，秦汉诸纪则按帝王成篇。项羽虽然不是帝王，但他一度主宰天下，分封侯王，政由羽出，所以把项羽也载人本纪。“表”采用表格形式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以清脉络。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和各种年表。“书”叙述各种制度沿革，内容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兼及个别地位与侯王相当的著名人物。“列传”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少数篇章为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与中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记录。本纪和列传是全书主要部分，与表、书、世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该书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作者在书中批判了前人的“神意天命论”，而代之以“帝王中心论”。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作者提出了“忠”——“敬”——“文”这一朝代更替的周而复始的固定公式。这种认识并不科学，不过当时人们也只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该书取材丰富，对《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多所采摘，又利用了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并增添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作者在广泛取材的同时，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表现了审慎的科学态度。在撰写过程中，“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
汉代以前，出现过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但就记事的久远、内容的广泛、史事的详实、材料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都不如《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该书堪称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由它开端的史书纪传体影响深远，后来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它的大部分文字生动精炼，写人叙事形象鲜明，对中国后世的散文和传记文学有良好的影响。
司马迁死后，了解该书的人并不很多。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公布于世，从此开始流传。东汉时已有残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缺少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认为所亡十篇是《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并说汉元帝、成帝时褚少孙补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对张晏的说法，有人持有异议，但该书有残缺，则是可以肯定的。今本一百三十篇羼杂后人续笔，如书中“褚先生曰”即为褚少孙所作，文字粗陋不可取。
后代有很多人训释该书，南朝宋骃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吸收儒家经传和诸子百家之说，又摄取前人成果，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为现存最早而又完整的旧注。唐司马贞又采各家旧注作《史记索隐》三十卷，注音与释义并重，提出不少新见解。唐张守节以毕生精力撰《史记正义》三十卷，训释详备，质量又有提高。清梁玉绳作《史记志疑》，侧重考证书中史事。日本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汇集了各家注释和考证成果。水泽利忠又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充《会注考证》。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嘉靖、万历时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时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都是质量较好、流传较广的刻本。同治时又出现金陵书局刻本，此本是张文虎在钱泰吉校本基础上参酌众本形成的，错讹较少。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即金陵书局刻本。
《汉书》
纪传体西汉断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作者班固，字孟坚。其父班彪撰写《后传》六十五篇，作为《史记》续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认为《后传》不够详备，便在《后传》基础上，着手撰写《汉书》。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班固卒时，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据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所载，马续补修的仅为《天文志》。
该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但《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首创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同时，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书”改曰“志”；又不用“世家”，载人《史记》“世家”的陈涉、外戚和汉代诸王一律编人“传”内；“列传”简称为“传”。这些体例上的变化，对后来的一些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
《汉书》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籍。班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资料；又加上编写《汉书》有《史记》、《后传》作为主要依据，因此，使《汉书》保存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记载，虽然《汉书》基本上移用了《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一，移用时也常常增补新的内容。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补入了“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公孙弘传》补人了“贤良策”等，在不少人物的传记中增加了一些史事，提供了新的史料。另外，《汉书》还在《史记》之外新立了一些篇目，仅纪传部分就增加了《惠帝纪》和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班固在《后传》的基础上，博采其他书籍，斟酌去取，缀集成篇。就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来说，现存的史籍以《汉书》最称完备。
《汉书》还第一次创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收录人物从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朝的吴广，区分为九等，加以评价。《百官公卿表》首先叙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是研究秦汉宫制不可缺少的资料。
《汉书》的志尤为人们所重视。由《史记》八书演变来的一些志，内容与《史记》也多有不同。如《食货志》是由《史记》的《平准书》演变来的。它有上下两篇，上篇言“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篇谈“货”，即商业和货币情况，不仅是记述西汉经济的专篇，而且对汉以前的情况有所追述，内容超出了《平准书》。在八书内容之外，《汉书》又创立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系统地记载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古代兵刑不分，该志又兼述了古今兵制的沿革。《五行志》专载五行灾异，剔除其中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志中保留的有关自然灾害、地震、日月蚀的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以及各地物产、经济概况、民情风俗。《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载录了存世的书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的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又在篇目上有所创新，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因而受到后人的推誉。
《汉书》始出，学者莫不讽诵。但由于它喜用古字古训，比较难读，东汉末年，服虔、应劭已开始注音释义，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汉书》音注更多。唐颜师古汇集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阙，完成了《汉书》新注。至清末又有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达67家。颜、王的注本，是《汉书》旧注的代表作。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汉书》标点校勘本，它以《汉书补注》本为底本，参校北宋景祐本、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同治金陵书局本，并吸取了前人考订成果，辨正了文字方面的谬误，是《汉书》流传过程中一种较好的版本。
《后汉书》
纪传体东汉断代史。共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志为晋司马彪撰，一般称《续汉志》。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曾为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累迁尚书吏部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遂以著述为事，撰写《后汉书》。后又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的权力之争，于元嘉二十二年遇害。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卒于晋惠帝末年。
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出现了多家后汉史作。东汉明帝至灵帝时，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边韶、马日、蔡邕等几代人的相继撰述，写成了纪传体《东观汉记》，记载了东汉光武帝至灵帝的东汉史。此后，吴谢承和晋薛莹、司马彪、刘义庆、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袁宏、张璠等都有著述。范晔在各家基础上，博采众书、斟酌去取，成一家之言。其中对《东观汉记》吸取尤多。他原拟效法《汉书》，撰写十志，但因被杀而未及完成。范书记事简明扼要，疏而不漏，后来居上。因此，它传世后，除袁宏《后汉纪》外，其他各家后汉史作相继失传。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与《汉书》有所不同，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由传人纪，袭自华峤《后汉书》。这一变化，固然与东汉女后多次临朝称制有关，但也出于对君权的尊崇。传于《汉书》之外创立了七篇类传，包括《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这些类传都是根据东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思想风尚设置的，有的类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所效法。
志中《舆服志》为《汉书》所无。《汉书》有《百官公卿表》，记述西汉职官制度。司马彪改“表”为“志”，创立《百官志》，叙述东汉分官设职情况。这两篇志，后人修史多有因袭。志中未设《食货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
南朝梁刘昭第一个集各家后汉史书同异以注范书，并从司马彪《续汉书》中抽出志，也加以注释，补人范书。唐高宗之子李贤和张大安、刘纳言等为范书作注，征引广博，训释简当。李贤等人的注行世后，刘昭的范书注不被人重视，遂至散佚。司马彪志的注基本流传下来，仅缺《天文志》下卷和《五行志》第四卷的注。清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有创见。此后王先谦以惠栋注为主，吸取各家成果，撰《后汉书集解》，对旧注进行了一次清理。
今存最早刻本是南宋绍兴本，其中残缺五卷。商务印书馆曾加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所缺五卷补以别本残册。此外，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也是较可靠的旧刻本。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采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以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并吸取了前人研究和校勘成果，是一个质量较好的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