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荆风
没有伯乐，千里马依然是千里马；离开千里马，伯乐岂能为伯乐？更何况，真正的千里马无须朝朝暮暮地等待伯乐，天马行空一向是步伐不凡。
赞贤与能一向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历代以来，人们都为贤能的被发现或被埋没而为之喜，为之忧。春秋时代伯乐识千里马于槽枥，更是引发了唐代大作家韩愈“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深沉感叹！这叹息是这样久远、悠长，一千多年来还不断有人应和着，成了许多人的共识。
这种伯乐情结不仅来自韩愈，就连比他更早的大诗人李白，受当时“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说的影响，也一收平日的豪气、傲气，向那位荆州刺史韩朝宗恭敬地表示：“幸愿开张心颜色，不以长揖见拒。”因为手握大权的韩朝宗是“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这份急切盼望伯乐垂青的心情令人怆然。
李白都如此，何况常人，于是寻伯乐之风，比当年伯乐寻千里马还炽烈。
伯乐的得名，看上去似乎是他的善于相马，其实更得益于世间的千里马稀少。当时盛产马群的冀北之野，也如韩愈所说“无良马也”。这冀北怎么会无良马？细究原因，却是因为伯乐的一再光临，“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
所以说，千里马的日益稀少，伯乐也有相当的责任，如果他不是“遇其良，辄取之”，在找出了千里马之后，不急于牵去向秦王献礼，而是给以时日培养、发展，冀北之野千里马的繁衍，也就指日可待了！
古今之人一再叹息“伯乐不常有”而忘了其他，这本身就是观念上的误区。
试想：如果当初无干里马于槽枥，伯乐之名从何而起？即便到了今天，如果没有千里马，即便你身揣一打伯乐资格证，也难以树伯乐之名。真正的伯乐决不会指驴为马。
没有伯乐，千里马依然是千里马；离开千里马，伯乐岂能为伯乐？更何况，真正的千里马无须朝朝暮暮地等待伯乐，天马行空一向是步伐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