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经吴文藻先生介绍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人类学，师从史禄国。史禄国从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三个方面为费先生制订了一个系统的六年学习计划。到1935年夏天，由于史禄国先生决定提前离开清华大学，费先生的学习计划仅完成了体质人类学部分就告中断。史禄国先生在离开之前安排费先生前往国内民族地区进行一次调查，于是就有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出版。费先生认为，“从史禄国老师那里学到的也许就是比较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对各个民族在社会结构上各具特点、自成系统的认识”。然而费先生也承认，在正式接触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理论之后他才体会到，史禄国先生所教授的东西，尤其是对人的生物基础的高度重视和对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的强调，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相吻合的，而且这些正是马氏功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论和系统论的观点更是所有功能主义流派的基本理论前提。从这一点上来说，史禄国是费先生接受功能主义的引路人，正是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为费先生接受功能主义埋下了伏笔。费孝通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如果硬是要问我这一生在社区研究上有什么‘得力武器’，我想到的也许就是从史老师那里学来的‘类型比较法’。社区研究里的‘类型比较法’就是在一个社区的社会结构里抓住某些相关项目，按着特具的搭配方式，综合成一个类型。然后再和不同社区里见到的不同类型进行比较，揭示出它相似和相差的由来和所引起的不同后果。这个‘类型比较法’不就是史老师在分析他的体质资料时应用的方法？不也就是我在六十年前整天伏在统计方格纸上爬行所做的事么？当我自己发现这种联系时，我有点惊讶，早年的基本训练影响一个人的思想竟如此之深，甚至在应用时完全没有自觉地这样做了。这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幼年养成的许多习惯岂不一直无意识地支配着我们行为直到老？80年代以来的15年里，我继续进行城乡发展研究，指导我研究的方法看来还是这个‘类型比较法’，只是名称上有了改变，类型改成了‘模式’，实际是一回事。而且我还正在企图从分析模式出发，逐步由点到面地勾画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域格局。细节不必在这里多说，我只要强调一点，史老师所教给我的体质人类学是我的学术基础，受用了一生。看来，不论从哪一个门进入学术堂奥，一旦进得去就会感觉路路相通，并不是一个迷宫。问题是在要能登堂之室，这一点在我个人说，不能不感激史禄国老师为我开的门。”
费孝通先生十分注重人才培养，他曾指出，“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人才是文化传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和弘扬。”他特别强调，老一代在传递学术接力棒的时候，不仅要传递知识和学问，还要传递怎样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更希望把自己在碰到的困难和经验教训也告诉下一代，即给后人搭桥开路，希望他们少走弯路。1985年费先生创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87年又创办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费先生积极倡导实地调查的风气，注重把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结合在一起。
杨成志对人类学、民俗学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杨成志主要在调查研究方面受史禄国影响。留法后，杨成志对人类学认识导入正途：“除听课外，我特注重技术上的学习，在人类学实验室学习人类测量学及头骨学，作世界各人种的比较研究。”注重方法与技术的训练。在学成回到中大后，他重振中大民俗学，并使之转向人类学。中大也因而发展为中国人类学在南方的重镇。杨成志成了中山大学的领军人物，“杨成志在中山大学的时候从史禄国那里接受了这种教育，又将它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半个多世纪以后，杨成志又在我面前重复了这一课。”杨成志曾率领学生考察了广东北江、乳源瑶人，海南岛黎族以及其他西南民族，培养了像梁钊韬、江应樑、容观琼、张寿祺等一批人类学人才，成为中国人类学开创者之一，中大也因而发展为中国人类学在南方的重镇。
（七）我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路先锋
考古学、人类学之田野调查（fieldwork），意指抛开文献，走出书斋，深入实地考察体验，从而达到“了解之同情”，以期反映被调查者文化生活之真态。田野调查在人类学领域的实践，也不过是20世纪初以降的事。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雷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克鲁伯（Kroeber）和史禄国，均属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路先锋。
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创建之前，人们对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一时期，国内自主的田野调查尚未真正展开。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中国早期人类学史上充当了要角。“他确是从当时欧洲学术最前沿起步的。当时欧洲的人类学还是在研讨文化起源和发展阶段上徘徊，希望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中寻找到人类文明的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突破了这种‘古典’人类学的传统。史氏就在这时投身到人类学这门学科中的。他扬弃了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资料沿主观思路推论那种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老框框，采取了当时先进的亲身实地观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
1928年7月，他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派，率队赴云南调查罗罗。史禄国夫妇、史语所特约编辑员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语史所事务员杨成志一行，赴滇“调查彼处人类学工作大略情形，以便后来派训练成就之助员前往就地长期工作，并于便中在省城作人‘体测’量工作，兼至滇东之熟罗罗区域一行。”此次云南调查是中国首次有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9月初，容肇祖返校，携回所搜购的书籍、拓本、民物学标本百余件，一部分得自安南。当时云南土匪未靖，地方政府不允许东行，史禄国唯恐治安不好，危及安全，便滞留昆明作一些人体测量，兼及新迁昆明的罗罗记音。史禄国的《记罗罗音》在彝语研究方面是比较科学的记音论文。杨成志遂单骑闯罗罗，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搜罗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资料，开中国学者长时间田野调查的先河。
虽然由于史禄国惧险，仅留在昆明作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调查，其表现引起中山大学同仁的不满与质问，从而放弃了对他的聘任，因此他改为由中央研究院单独聘任，但是史禄国早期的田野研究为我国人类学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史禄国在中国人类学史上的地位
史禄国在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社会和文化等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早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人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与他自身良好的学识修养密切相关，并且也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培养与厚爱上。
（一）史禄国自身学识修养方面
1．知识渊博。在史禄国半个世纪的生命中有五分之二的时间，约有二十年，是用在打学术基础的受业时期。由于他出生于帝俄末期的世家，深受彼得大帝传下来的向西欧开放和向东亚扩张的基本传统影响，后来他留学法国和研究通古斯人。他接受的是“古典教育”，用我们的话说是欧洲早期的通才教育，着重学习数理化文史哲的基础知识和掌握接通欧洲文化的各种语言工具。史禄国的理论宽阔、广博、深奥，“他的知识极其丰富，我无法理解他所告诉我的东西。他无所不知：人类学、生物、体质人类学、代数和语言学。整体观对他来说只是普通常识。他知识渊博，思维敏锐，超乎我的想象；像一本百科全书。”费孝通曾提到：“作为他的学生，我至今还不能深入理解他的理论，不能不感到自惭自疚。”“在讲堂上的史先生，永远很庄重而实在的……他并没有带书或卡片……他一直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用不着书，他的书和卡片都很妥善地放在他的光滑的头盖骨里面。”
2．治学严谨。学习体质人类学首先是能掌握住人体测量的技术，也可说人体测量学。“我在学习过程中并没有用教科书或讲义，全是通过老师面授和身教。……独自埋头在这个工作室里打算盘和拉算尺。这又是他的主意。他只准我用这两种工具进行计数。我问他为什么不引进一些较先进而省时间的计算工具。他的答语一直记在我的心里。他说：‘你得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还能继续你的研究工作。’其实这又是他自己的经验总结。他在体质人类学上的贡献，就是靠这两种工具做出来的。我每天必须处理大量的资料，却不能借助现代化的设备，如计算机等。”费孝通还提到，“每天晚上史禄国都会去我的实验室。我们俩每人都有一把实验室的钥匙，当我不在那里的时候，他就自己开门进去独自查阅我堆在桌上的统计纸，看到错误时就留下‘重做’的批语。我一看到这字条，就明白一个星期的劳动又得重来了。”
史禄国的治学精神还体现在自造词方面。由于史禄国对用字十分严格，不肯苟从英语的习惯用法。这也是普通读者不容易读懂他的著作的一个原因。他用词力求确切性，于是许多被各家用滥了的名义总是想违避，结果提了不少别人不易了解的新词。他抛开通用之词，采用拉丁文原字，使其不染附义，Ethnos是一个例子。更使人不易理解的是用一般的英文词汇加以改造而注入新义，如他最后亲自编刊的巨著的书题名为Psycho-mentalComplexofTungusPsycho原是拉丁Psukhe演化出来的，本意是呼吸、生命和灵魂的意思，但英语里用此为字根，造出一系列的词如Psychic，Phycho1ogy等意义也扩大到了整个人的心理活动。晚近称Psycho-logy的心理学又日益偏重体质成分，成为研究神经系统活动的学科。史禄国总觉得它范围太狭，包括不了思想、意识，于是联上Mind这个字，创造出Psycho-mental一词，用来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又认为这个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所以加上他喜欢用的Complex一字，构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对象。这个词要简单地加以翻译实在太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