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写这本书具有双重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用本书）力求证明：如果我们能够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个观点正是我近十年来反复强调的”。张先生此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或者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提供一个基本的视界，从性质和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而在“代后记”里，实际上就是张先生在它处的一篇稿子（《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里，他继续阐述了这一观点，即“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他引用F．W．Mote的话说：“真正中国的宇宙起源论是一种有机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论，就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它们全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世界观“显然不是中国独有的”，“基本上它代表在原始社会中广泛出现的人类世界观的基层”，“当我们向东穿过太平洋而找到许多在同一个宇宙观基层的上面和范围之内建造起来的新大陆的文明时，上面这件事实的重要意义便看得更为清楚”。为之张先生举了美洲印第安人的萨满教的例子。在张先生论述中国文明在美洲印第安地区的“适应性”时，可能这个“适应性”近似于“同源性”。但张先生在书中确实没有明确显现出中华民族独立自生的观点，只提出谨慎的证据，没有急于给出“全球同源”的匆忙结论。由于对于中国的文明起源整体是比较犹豫的，而其怀疑点恐怕都纠集在商朝这里。在同篇“破裂性”一节中，张先生说：“中国文明当是由中国所代表的政治程序而自古代亚美基层发展出来的许多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张先生继承了李约瑟的理论，提到了欧洲的文明是以城市为文明标志的，城市代表了艺术和优雅，但是中国的文明更替却是以政治中心为文明发展标志的。所谓“破裂”，张先生显然是指西方理论适应性上的“破裂”。
书正文的一开始张先生就提出了史前史“重建”的问题，并且说这个“重建”可根据两重资料，一是“神话传说”，二是“考古资料”。“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这一重要问题，张先生的结论是：“中国文明演进之所以同王朝相伴随，是因为这里也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财富积累需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不过，对于这个文明发展的动力，张先生似乎还有别的顾虑：“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另外一个大的课题便是它如何形成的？从‘文明’以前到文明阶段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现在的问题便是这发展的动力。在过去主张中国文明是外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但现在既然没有人再作这种主张了，问题的解决便复杂化了。”在书中，张先生只是依赖神话传说与考古论证他的理论，对于其他资料，比如民俗等没有涉及。
书中论述道：“在王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产生某种需要，得让族中一位男子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张先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分家出去的兄弟会有三个原因：减轻人口压力，开垦新的土地，戍守边疆。他们可以带走的东西包括：“（1）氏族的关系和徽号；（2）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者，也是兵士的来源；（3）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4）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5）保证他同大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庙宇，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恭顺。……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
夏商周曾经有血缘上的联系，所以这几家后来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改朝换代。这几家后来很可能也中途加入了另外的政治势力，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并且通过婚姻形式来完成——古代的婚姻确实有很大的自由，但那是针对普通人的，具有最高权力者的婚姻向来都是有严密考虑，尤其是牵涉到王子身份确立的时候。三代时期能够找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例证。三代时期的王室婚姻是一个重点研究项目，张先生在书中略有叙述。其中之一说到周文王之母疑为殷女。“帝乙归妹”，很可能又说明了帝乙把妹妹嫁给了文王。中国另外一个国学大家王国维特别推崇《诗经》的真实性，《诗经》里有关这段往事是这样记载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王季”乃文王之父，周文王的母亲是殷人无疑，看来殷、周的和亲是肯定的了。张先生提到中国古代很可能流行着双方交表婚制，“即一个男子可以娶父亲姐妹的女儿或母亲兄弟的女儿为妻。这种婚姻习俗最重要的证据是周代文献中保存的亲属称谓制”。他指出，除了宗族势力之外利用道德来强化古代的政治力量。中国古代一直是道德社会，这个道德是一种有效的黏合剂，牢牢地把中国的社会维系了近3000年。中国的道德意识是从周朝开始明显纳入政治体系内的，西方则是以宗教来挟持政治，这是两个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
关于“族”的解释，张先生或者一般学者的解释是：旗帜下面放着兵器。书中提到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多形成于周后期或者汉朝这一事实很重要，其中尤以“黄帝功绩最大”这一事实与前者联系起来就会得出一些结论：黄帝很可能是周人的祖先。至于时间，既然可以把数功归其一，当然也可以提前无数年，甚至最领先。在神话中，黄帝活动的范围一般在距今5000—3000年间。
该书第五章《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被认为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符号（文字）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向来最注重的证据。书中提到中国陶器上许多的“Z”、“X”，张先生多认为它们是工人的姓名或族徽。关于数字，“在中国的历史时代早期，1、2、3、4这几个数字简单地写作一、二、三、四个短划；5是个X，7为一交叉符号……6、8、9这几个中国数字变形就比较多，至今未在任何史前陶器符号中发现”。书中借李济的话提出：“为何有的数字（如7）频繁出现，而别数字（如1、3、4）很少，有的数字（如2、6、8、9）却根本未见？”关于铜锡矿分布点的划分，这里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已经借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常用方法，用统计数据和图形等来说明和解释问题。当人们在做相关历史研究不再考虑手段和方法的高下与所谓的“禁区”时，那或许已经是进入了一门全新的“跨专业”学科。
（八）《考古人类学随笔》[8]
这是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的随笔集，收录其20世纪80及90年代所写书序、讲演稿、报刊文字及访谈记录。内容涉及考古人类学研究理论与发展，学者介绍，学界轶闻掌故、考古时事及对学术的前瞻。以随笔的形式，读者不仅可了解张光直学术上的直知灼见，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诙谐、宽容、乐观、热情、富有社会使命感的尊长。这是“张光直作品系列”中的一本。
这本小书所收的46篇文章，绝大部分已经发表过。其中很多篇原来发表在中国的报纸和杂志上，是以社会上一般人为对象的。有几篇学术味道比较浓厚些，但作者也是朝着深入浅出那个大目标努力撰写的，所以读这本书的人，不会遇到生涩难解的语言问题。44篇分为5组，第一组叫做“狗尾‘序’貂”，是因为为了他人作序的书，都是非常值得读的书，写的序夹在书里，“沾着原书的光，也许有人看一看”。第二组文字作者给它取了“大题小作”这个名衔，表示他不是不知道大题不宜小作，但他希望读者们能透过纸背看到这些简短结论有庞大的基础。第三组文章涉及的内容全部都是作者对有关台湾考古学前途和命运的思考。第五组文章的标题不言自明，为一些短小精悍的杂文。第四组是作者为北京《中国文物报》自1993年夏季开始写的一个专栏。因为《中国文物报》寄来给他的常常脱期，所以不知道是否寄去的稿件全都发表。如果在题目后的星星下面没有注明年月日的话，那么这篇文章便是根据原稿排版的。如已发表，便依印出来的语句。另外还收入了陈星灿先生、海基？菲里先生与作者的访谈记录，作为附录部分。
（九）《番薯人的故事》[9]
《番薯人的故事》是海外著名考古人类学者张光直先生回忆早年生活的自述。书中记述作者的父亲——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先生年青时的生活经历，作者的家世，三四十年代作者在北京度过的孩提时代，特别是追忆了作者随全家回台后就读中学期间，因思想左倾，在国民党为消灭学生运动而制造的“四六事件”中被捕入狱的一段特殊经历。不同于过去那些典丽潇洒的商周考古论著的文风，这本自述质朴平实而凝重真切，还配有二十余帧照片。
全书由十三个章节、前言、后记以及两个附录组成。主要内容包括“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朋友们”、“北京的生活”、“师大第二附小和男附中”、“回台”、“四十年代的板桥”、“建国中学”、“二？二八事件”、“建国中学（又一章）”、“四六事件”、“监狱生活”、“回到情报处”、“内湖”和“回家”等十三个小故事串联而成。
作为台湾人，张光直少年时代生活于北平，台湾光复以后回到故乡，经历了台湾人由认同日本转向认同中国的痛苦时期。大学毕业后到了美国，并在那里成长为当代很重要的人类学与考古学家，一直到退休，近年又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亲身感受着台湾人族群归属观念所发生的最新一轮的深刻转变。他的身份和经历，使得他在当代台湾族群认同变迁方面的认识，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回忆只到1950年，远未涉及更让我们关心的近几十年的巨变，可是，听他忆旧，总能感受到一点隐显明灭的原因，值得深思。
“番薯人”这个名称，是旧台湾作为“亚细亚的孤儿”时代产生的。一是说“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二是反映了台湾汉人族群无所依傍，身份认同陷入历史与现实的泥淖，带有很强烈的悲怆意味。张光直选用“番薯人”来标示自己从出生到1950年之间的身份，而我们从回忆中知道，他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身份疑惑，这个书名的确定，一定有着作者写作时候，即当代的思想背景的渗透痕迹。也正因此，作者对于早年的追忆，也受着当前的思潮影响。换句话说，回忆中出现什么，忽略什么，并不完全取决于过去发生过什么，还得看作者今天对什么更感兴趣。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要不庸俗地去理解，在这里是可以成立的。
下面重点说说在这本小册子中描述的关于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形象问题。
作者的小学同学管彤芬，是著名的文化汉奸管翼贤的女儿，而她本人则是优秀又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员（相信是抗日的热情促成了她的政治选择），她为了把城外的报纸送进城里，在严寒的冬季（40年代的北平，一定比现在冷得多），每天涉水过河，浸泡在寒水中，因而留下痼疾，得了风湿性心脏水肿，早衰且早逝。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是怎样看她的汉奸父亲呢？她临死时对张光直说：“我父亲有他的原因的，你去想一想吧。”张光直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申说，可这燃起了读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探寻“原因”，正是人类学家的思维特点，提到这件事，却不能尽情地说，真是意味深长。
45年台湾光复，作者随父母回到台湾。“到达台湾的第一个印象是基隆码头，人人穿得那么干净，人人说台湾话，到处都是树……我很希望我们住的房子是日本式的，因为日本式的房子有很多树，地上铺着石子，上面下雨打着树叶的声音，我觉得很有诗意。”作者强调了他对日本统治台湾50年的成绩的评价，他借着叙述阿安，说：“是‘皇化民’的成功结果，从各方面看，都是日本人。”他讲述板桥生活时，特别谈到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日本的影响在这个小镇里面也是非常深入和显著的”。他举出的车站站长的例子，足以令人动容。还有就是语言方面，“板桥虽是农村小镇，但我听到的所有中年和青年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彼此用日语交谈的……国语在台湾人之间根本听不到”。
日本对台湾的50年统治，必须作为我们思考台湾问题时的重要背景。往回想想，1895年战败之后，中国政府“舍卒保車”割让台湾，这件事给予普通台湾人和他们的后人以怎样的疼痛？这个问题似乎被讨论得很不够。日本是怎样威恩并施地柔化和分解了大多数台湾人的中国意识，并把台湾逐步带上全面日本化的道路，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似乎也并不被中国大陆的学者重视。这方面的认识欠缺，使得我们面对今天台湾人的思想情感时，在深层问题上显得笨拙肤浅、不知所措。
张光直先生以简洁的文风，讲到那时候本省人与刚刚来自大陆的外省人的矛盾。他说外省人的形象就是“穿香港衫和中山装，一般是皱皱的、四个口袋塞的鼓鼓的”。那四个口袋“叫中山袋，是装钱用的”。来自大陆的各色人物，很多是要搜刮钱财的（台湾的经济水平当然远高于大陆）。他说：“当时从大陆来的‘模范人物’（rolemodels）太次，使人不能尊敬。”历史浪潮是如此壮阔，我们不能断定自己是在哪一个旋涡里，更不知道下一个旋涡会怎样冲刷自己。但是，眼前的、可见可闻的一切，对个体社会成员的影响，是应当充分重视的。
张光直先生年轻时有亲共的左倾色彩，所以会有一年的牢狱体验。他的回忆结束于1950年出狱之后，意味深长。生命的一页翻过去了，他后来从事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探寻“人之所以为人”。到他的晚年，到他提笔回忆少年时代时，这些探寻有了什么明确的结论？“番薯人”这个旧词的新用，令人感慨之。
从那时以来，又一个50年过去了。历史在台湾留下极其深刻的、无可恢复的变迁痕迹。台湾100多年来所经历的沉重的、戏剧般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过是隔着宽阔的海峡，看到隐约的人影晃动，听到断续的噪声飞扬。
三、张光直对中国考古人类学的贡献：
选取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