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钊韬的人类学学术思想体系是完整的。在指导思想上，他一贯强调人类学研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在对待西方人类学的态度上，梁教授认为必须坚持“两点论”，即既批判西方人类学各派唯心主义成分，又要吸收西方人类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在建立中国人类学体系方面，他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自身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规律的边缘学科，其体系应该是由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组成，而文化人类学应是包含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分科。
梁先生受杨成志教授影响，一生以从事人类学研究为取向，他以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一生志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乘改革开放之东风，又得校长黄焕秋教授大力支持，办起了社会主义祖国第一个高质量的人类学系，这和他对人类学有高水平的认识有关。田野工作，博览群书，努力创新的精神，使他对问题的研究，总有突破。早在1939年，梁先生在研究院研究“巫术”时，即已应用人类学方法。他在《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提出“希望尽可能以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他还引用英国早期人类学者泰勒（E．B．Tylor）的“文化残存”观点研究巫术。该书共分为八章，该书开头“必先论述人类学的理论依据，然后分析古书中的材料。”引述的外文文献也有70条之多。即从中外古今图书中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他提出“气”和大洋洲人的“玛那”（Mana）相当，对干支、五行作了新解释。对此，张寿祺教授认为他在这取得了新的突破。同样，梁先生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去研究瑶族宗教时，得出瑶族宗教主要特征“是精灵崇拜、有灵崇拜和有物崇拜，而非道教”。（见梁钊韬著作万言长文《粤北乳瑶民的宗教信仰》，载《民俗》2卷一、二期，1943），与时人研究论点不通。可见梁先生人类学思想在早期研究工作中已有突破的表现。
梁钊韬清楚地记得他的老师杨成志是如何介绍各种学派的——从达尔文、泰勒和进化论学者的理论，到传播论者、功能学派及历史特殊论者的理论——他总是要着重强调涂尔干和莫斯。梁回忆道，杨不承认自己属于哪一学派；他只是想“客观地介绍所有的学派——实际上，我认为他多半是个博厄斯派。他和费孝通不一样，费公开宣称自己是个功能主义者”。
梁钊韬上研究生期间最感兴趣的是他所称的“三大学派”：美国的博厄斯、克鲁伯和戈登威瑟学派，强调历史学和心理学；泰勒、摩尔根和斯宾塞所代表的进化学派；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力夫－布朗的功能学派。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梁认为这三个学派之间没有必然的冲突：一个人谈及历史发展，进化理论或许没有用；如果讨论当代的问题，也可以运用历史特殊论严谨的方法论的观点；如果分析特定的当代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各种习俗的社会功能。这种折中主义在他的同学当众十分普遍，在梁本人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也有所反映。
晚年，他的人类学思想已经应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也不但主张：“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综合考察，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研究（《人类学论文选集》前言），而且把这一主张付诸实践，他用这个学术思想办系，教育学生，并以期进而创造更为崭新的局面，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梁先生的人类学思想是建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类科学，因而和英美人类学有明显的区别。张寿祺教授称折衷理论“实际上是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全面观’、‘联系观’、‘矛盾观’、‘发展观’在人类学原理和方法论上的具体反映。”曾昭璇在《纪念人类学家梁钊韬》一文中（见《羊城今古》1988年一期，48～51页）亦指出了梁先生提倡“多学科的与实践相联系的综合研究”已为我国多数学者所接受，他本人除去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方面外，在民族学和考古学方面也均有卓越的贡献。笔者是提倡地理学的，亦为他所欣赏，请余为人类学系开设《人类地理学》这一课程，梁亲临听课、指导，说：“这门功课恐怕在国内唯曾兄方可开设。”给予鼓励，平常他为文，也谈及地理学的问题，反映他对地理学也很有兴趣。以后，在培养博士生中，也请余开设学位课程《华南古人类地理》，可见梁先生的辩证唯物观点，也体现在人类学教学科研的具体措施上，的确，梁先生多从事民族学和考古学工作，但他对体质人类学也在行，如1958年粤北马坝狮子岩农民挖出一些化石，陶铸同志建议送广东文管会鉴定，商委员请梁先生鉴定，梁先生判定一块残断眼眶连同部分头骨为古人类化石，即后来再经体质人类学者定名为“马坝人”的。由此可见，最先发现马坝人的应是梁钊韬教授。
将马列主义具体运用在人类学研究中，要举梁先生《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先谈人类学原理，再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四大部门进行综合分析。他从事物外因通过内因起变化的理论，阐述人从猿由体质的渐变到质的飞跃，前者是生物发展阶段，后者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因此指出：由脑量划分猿和人，以直立行走为猿和人的分界，都不是科学的划分；“亦人亦猿”的上新世到更新世的“过渡期说”也不可信；认为猿类有意识，能交换信息，有语言，也能劳动，都是和“劳动创造了人”观点相反的。他认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形成中的人”是指“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猿人阶段，”“完全形成的人”是指所谓“真人”或“智人”阶段。这些见解都很精到。
总之，梁钊韬认为研究人类学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一主张充分体现在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实践之中。
（三）民族学研究的成就
梁钊韬教授在民族学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论是指导思想、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突出的成就。
梁先生研究民族学的指导思想，一贯认为研究民族学要立足于为中华民族服务。他说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民族学首先是用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认为：科学理论有赖于实践去检验其是否正确。民族学理论之正确与否，就在于是否理论符合实际，是否能受到民族真正的平等、团结和互助的应用效益，使民族学能否成为真正的为某些民族，进而为全世界人类的幸福而服务的科学。梁先生几十年从事民族学研究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梁先生在民族学研究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十分注重民族调查研究。他认为，我国的民族学应该是重视田野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经过民族政策实地检验的、系统的、有理论的民族学。这方面，追溯到他读大学时，杨成志教授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搜索大量的民族学材料。梁先生从年轻时跟随老师深入少数民族山寨去进行田野实习，到他年逾花甲还到西南边疆去做民族调查。他的足迹遍布我国南方的民族地区。梁先生认为，中国民族学的特色是建立在我国隐藏着世界各国罕有的民族学材料上，这是建立我国自己民族学的极大的优越条件。民族学的研究只能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民族学研究没有第一手材料不成，民族学的教学不进行田野方法实习也不成。梁先生身体力行，他的民族研究，始终坚持这一方向。他撰写的民族学著作都是在他调查研究所得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如1955年他撰写的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便是他穿山沟、住茅寨，步行几百里，历时两个多月，深入黎村座谈访问，搜索到大量的资料写成的。只有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海南地理与民族分布的状况、黎族原始社会的发展、汉族封建统治的影响等有详细的了解，才能找出黎族社会中文化缺席发展的必然关系，区分出类型，断定其发展顺序，定出黎族社会史的发展阶段。
梁钊韬教授在民族学上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有民族学理论、民族史、民族宗教信仰、民族习俗以及族别和民族识别等的教材和论文。特别对南方民族的研究有深刻的见解。故此，他在中外民族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1979年，为了进一步开展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他联同一些学者组成“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并被推选为会长。他撰写的关于百越民族史的文章，对我国百越民族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梁钊韬教授在民俗学领域中的研究，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了。除翻译过《神话学与民族学》外，还先后发表了《民族学与民俗学及其在我国的展望》、《中国古代巫师的种类》等十多篇论文。这些初期著作虽然受时代的局限，有些观点会失之偏颇，但对我国民俗学研究起了很好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戴裔煊教授称梁钊韬教授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在开辟民俗学这一新科学、新园地中，梁先生有一定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梁先生的民俗学理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1982年他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试论民俗形成的社会根源》的文章，更是受到民俗学界的好评。
（四）考古学研究的成就
梁钊韬教授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很突出的。这首先要论马坝人头骨化石的鉴定。1958年，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农民在狮子山石灰岩洞挖出了残断的人头骨化石。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请梁钊韬教授鉴别。梁先生以其丰富的古人类学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通过现场勘查、碎片复原、精细研析，首先鉴定是古人类头骨化石。后经有关部门、专家复查确证，为距今13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头骨的化石。这是华南地区最早发现，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最重要的人类化石。马坝人的发现，是梁钊韬教授的一大功绩。马坝人的发现在学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它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古人类学研究都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因为这一发现填补了从猿人到新人的中间环节，对了解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梁钊韬教授对马坝人的首先鉴识，使其在我国考古学界享有盛誉。
梁钊韬教授对考古学上另一重要贡献，就是他对西樵山石器遗址的调查，发现了多处分布地点。他除了写出调查报告外，还撰写了《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对遗址性质的一些看法》以及《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年代探讨》等论文，为国内学术界所瞩目。梁钊韬对西樵山的调查研究为西樵山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开了路，也为人类学系考古学教学科研开辟了很好的基地。
梁钊韬在考古学方面的成绩除了他最先发现马坝人头骨化石外，还表现在理论方面的贡献，即由人类学观点，提出了“民族考古学”的新课题，并把民族考古作为人类学系文化人类学研究生的主攻方向，这一确定也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因为他转入历史系以后，即教授“考古学”等课程，1958年成立考古学教研室，因此，不少研究工作花在考古方面，例如1957年夏，他即指导历史系师生到五指山区进行考古遗址调查，同时他利用人类学专长，进行民族学的调查、考察。在现场进行了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使梁先生加深了对民族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这一学术观点，表现在他1959年发表的《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年代探讨》一文中（见《考古》：1959年第9期，491～493页）。该文据容观敻教授指出为“就考古学文化结合民族学和文献资料阐述有关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与吴越民族以至现代少数民族历史的关系。”翌年（1960年），梁先生又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上发表了《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对遗址性质的一些看法》，也是从原始社会史角度去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