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先生的田野调查工作有一个深入发展的过程。他对云南花苗的调查，对贵州仲家、水族、瑶族的调查，对海南岛黎族的调查，形成了岑先生田野调查的三个阶梯。对云南花苗的调查报告从“苗的来源与村落状况”、“花苗的经济生活”、“花苗与教会的关系”、“教会影响下的花苗社会”、“花苗的一般习俗”五个方面报道了花苗社会的现状，比较简单。而在贵州的田野调查所写的《水书与水家来源》、《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瑶麓社会》、《黔南仲秋家的祭礼》、《水家仲家风俗志》等田野调查报告则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岑先生对水家所作的田野调查，“使世人知道中国境内还有这么一个水族存在，并使人知道水族还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身特点、特殊性。”至于解放后对海南黎族的田野调查，由于岑先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黎族“合亩”制的调查上，所以他这时所撰写的《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和《番阳乡、毛贵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已不再是简单的调查报告，而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概括和理论分析，进而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指出黎族的“合亩”制确实保存着原始公社氏族制和从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材料。岑家梧先生于1951年提出“建立新的人类学”，是基于对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建设的战略性思考，对两个学科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二）民族学方面
岑家梧从事民族学研究长达28年多，学术成果颇丰。论文集《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为其代表作。他为中国民族学的起步和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建立“中国民族学”的主张，开始了构筑中国民俗学体系的尝试，并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学方面，他一向反对作经院式的研究，而注重田野调查。他的每一项学术研究成果，都是通过实地调查，从亲手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来的，因此极为宝贵，经常被各方面辗转引证。
作为一个成熟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留学归来的岑先生不是“食洋不化”，而是“中西贯通”，大力提倡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早在1941年岑先生在《责善》杂志上发表《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义》中就提出：因为国情不同，中国所需要的民族学与欧美殖民地式的民族学应当有本质的区别。需要建立一种中国民族学，在观点、方法和内容上都与西方的民族学有别，成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学。
1946年岑先生在《南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的专论，对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问题作了更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他认为：
从观点上讲，西方民族学的研究有很多不适用于中国，如人种不平等说、低文化总是为高文化所消灭和征服的理论，中国文化西来说是错误的，有的西方文化我们不仅不能借用，而且应予驳斥。
就方法上讲，西方民族学是殖民制度的产物，采用比较法是为了猎奇，处处求异，达到他们统治殖民地的目的。中国民族学的背景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文化是集合各族文化形成的，整个中华民族是由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统一体。采用比较法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求同，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包括了体质人类学方法、比较法、传播论方法、历史研究法等。岑先生认为，应当详细测量各民族的体质特征，这样不但可以据此以决定各民族的系统分类，同时更可阐明各民族过去的体质上相互混血而构成今日中华民族的事实，应当对各民族的文化区进行详细地调查、研究、划定各民族的文化区域，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特质，进而研究各民族文化的互相传播、同化等现象，说明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必须对各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刻地研究，用历史的事实说明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员，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就内容上说，首先求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还要从文化的进化和传播观点来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是趋向同一，凝结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同时，也应该根据文化区的观点来指出各区域的文化的特殊性，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最后，根据文化辐合交替的观点，指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趋势。汇合各区域文化的精华，使整体中华民族更加充实和壮大，使将来的中华民族文化达到多样统一的尽善尽美的境界。如何使中华民族达到这种境地，是中国民族学应从事研究的课题，也就是建立中国民族学的最高目的。
岑先生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的论述，在当时由于受学术背景的限制，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批判还比较单薄，但可贵的是，作为曾经全面地学习过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学者，在较为系统地掌握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后，没有因袭西方学者的一般见解，而是摆脱西方学术的束缚，大力提倡人类学、民族学中国化。
（三）艺术学方面
在史前艺术史学研究方面，岑家梧是我国史前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他所著《图腾艺术史》，是一部研究图腾艺术的专著。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图腾艺术产生的原因，深刻地阐明了图腾与艺术的关系，被公认为一部前所未有的开拓性专著。另一部《史前艺术史》，则是通过对艺术现象的考察和研究，探讨史前艺术形成的原因，艺术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过程。它和《图腾艺术史》构成双璧，被称为史前艺术史的两部经典之作。
在艺术学研究方面，岑家梧亦建树颇多，成果丰硕。其论著一部分收入《中国艺术论集》，一部分收入《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尚有散见论文多篇。研究范围主要包括艺术考古学、艺术社会学、民俗艺术、民族艺术等方面，在艺术学上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是著名的艺术学家。他的老师陈钟凡评论说：“家梧应用社会学的方法，详细分析唐代仕女画、妇女装饰及唐宋花鸟画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均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指出中国民间艺术及边疆艺术，都是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一面，由此说明一切艺术，无不受时代社会的影响。我觉得这是家梧特殊的成就。”
卫惠林老先生说，《图腾艺术史》的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西方学说能有此成熟的介绍和评述，确已是难能可敬，厥功甚伟”，又说书后附文《中国图腾跳舞之遗制》“更可以证明他对于中国古代图腾文化研究的造诣很深”。陈钟凡老先生则说，《图腾艺术史》之前，虽然国外一些世界级学者都注意到图腾与艺术的关系，却“绝不以它为艺术发生的渊源”，《图腾艺术史》“才算是专门研究图腾艺术的一部著作”，“体系清晰的著作”。
岑先生在对文字史的时间界定方面也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结论。据新华社2007年5月18日发出题目为“考古专家发现中国文字的始祖——宁夏大麦地岩画文字比甲骨文早400年”的通讯。电文说：“考古专家经过数年的钻研，近日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西北大麦地岩画的图画文字，可能是比甲骨文更为年代久远的原始文字”。据称：“大麦地岩画早期距今8000年至7000年左右最早的岩画，在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之间。”这正是岑家梧所界定的原始图腾制及图腾艺术发生的时间段。有些研究专家认为，大麦地岩画不一定是汉文字与甲骨文的前身，但可作为甲骨文发展的图画阶段的参考形式。如果这个论断成立，人类学文字史可以提前7000年——8000年。而早在70多年前，岑家梧就有此果肯的论断了。
岑先生对于艺术学的贡献，早就为人瞩目，当下更受关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和艺术界从事美学、艺术学研究的一批年轻学者，新世纪以来非常推崇岑先生早年对艺术学和艺术史的研究。2005年开始出版的《清华艺术学丛书》，在把岑先生的有关论著置于经典位置的同时，还高度肯定了岑先生在中国艺术学构建中的地位。清华大学教授、著名艺术理论家陈池瑜博士在丛书《总序》中说：“20世纪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开始构建，无论在艺术原理还是在艺术史研究中都取得了一大批成果，出现了蔡元培、鲁迅、林文铮、滕固、岑家梧、郑午昌、姜丹书、陈师曾、黄宾虹、倪贻德、李朴园、傅雷、傅抱石、史岩、丰子恺、梁思成、童书业、刘海粟、潘天寿、朱光潜、宗白华……等著名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家和艺术家，他们为构建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艺术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先生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他的评价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岑先生在艺术学、艺术史学方面的历史地位与功绩。
而1932年印行的《洪水传说集》，是作者深入乡里广为搜集认真整理出来的一个成果，此书为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随后，他又与海南同乡、人类学者王兴瑞多次深入海南地区各县，悉心搜求全岛民俗传闻，合著《琼崖岛民俗志及其他》一书。1946年所发表的《中国民俗艺术概说》是将民俗学、艺术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融为一体的长篇著作，见解新颖、独特。可见，岑先生在艺术学与多学科相结合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历史学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岑先生潜心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他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分析、概括、提炼和升华出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如岑先生1962年发表在《历史教学》第9期上的《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文，对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基本情况作了如下的概括，即（1）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2）各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3）各族人民长期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4）各族人民在联合反抗奴役压迫的斗争中，结成深厚的兄弟友谊；（5）统一多民族封建集权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岑先生的这个简明而深刻的概括，此后长期被学术界引用而成为经典，而处理祖国历史上历史关系的6个方面，即关于历史上疆域、民族的“内”和“外”；关于民族矛盾，关于民族间的战争；关于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关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关于历代统治阶级在民族关系方面的某些措施也成了人们认识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范围。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岑先生都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而有创见的分析，如对历代统治阶级在民族关系方面采取的和亲、贡赐、通关互市、会盟等措施，岑先生认为“一般说来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又如对于评论历史上的民族间的战争和人物时，岑先生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四条标准，即（1）是否有利于促进各族社会生产的发展；（2）是否有利于祖国的统一；（3）是否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各族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4）是否有利于当时全国总的阶段斗争形势。这四条标准，也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而被广泛引用，也成为评估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和人物时的标准。
在岑先生所进行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他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最复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辽夏金时期作了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岑先生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着重研究中原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同时，也注意研究中原的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研究各民族间政治关系的同时，特别注意研究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岑先生在研究了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辽代契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正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同时又说明了：由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共同斗争，密切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形成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发展；而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又起了主体和先进的作用。即使在各族统治阶级制造民族矛盾，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时代。各族人民仍然通过阶级斗争，冲破了种种障碍，使这些联系一直得到发展和巩固。”
同样，岑先生在研究了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后，进一步印证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并不是自发地形成的，而是通过各族人民共同进行阶段斗争推动它向前发展和巩固的。金代北方汉族、契丹、奚、渤海等人民的起义以及广大汉族人民的抗金斗争，都严重地打击了女真的奴隶制，抑制了女真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我国各族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惜流血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时，总结出了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人民的共同斗争，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其基本特点是：（1）民族关系的主流不断发展；（2）汉族的先进主导作用；（3）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岑先生的这个概括也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一个经典。尽管岑先生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但仅上述分析，即已看出岑先生运用综合之法，把历史民族学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五）教书育人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