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凉山位于川滇边境，金沙江将两省分界，四川一边的彝区曰“大凉山”，云南一边的彝区叫“小凉山”。外人不易进入，国际人类学界称当地彝族“独立罗罗”（IndependentLoLo）。曾经有两名法国人类学家偷闯禁地被杀，而凉山周围的汉人，被捉去当娃子（奴隶）的不计其数。经云南省政府龙主席的介绍，他于9月1日离开昆明向东历经大板桥、杨林、羊街、功山、钢厂、癞头坡、鹧鸡七天的崎岖而险阻的山道至东川。稍作休整，又沿着金沙江岸陡崖绝壁的山腰险道，过干沟、蒙姑，并渡小河的“溜绳”共五天抵达巧家。杨要进入凉山地区，当地巧家县孟县长极力劝阻，认为他此去定是有去无还，但杨成志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执意进去。他说：“外人探险南北极尚能做得到，巴布凉山的‘蛮子’虽‘蛮子’，到底是在我国的境土内；现在只隔一江之遥，他们山顶的茅屋已隐约可望，为什么不能进去探险一下？……”孟县长见无法阻止杨的行程，便将其介绍给巧家最有声望而曾经作过六城壩第一任行政委员的陆玉階。杨于是沿着危险的江岸行了三天过巧家营、头道沟至八甲大寨才得见陆。陆给杨讲述了关于彝族的一些生活细节，也在言辞之中对杨进凉山加以劝阻。杨于是在两天之后离开陆府转到大田坝决定冒险渡江。渡过怒吼湍急的金沙江后，他抵达凉山山脚六城壩县佐衙门，在此，杨暂时落脚。是夜，通宵闻听金沙江水怒吼澎湃，彝人下山抢劫的枪声，整夜未眠。翌日，水土不服和舟车劳顿使杨病魔缠身。然，彝人竟消息灵通得知有外人到来，40余人携枪带刀来围攻县衙，意欲殴掳杨和他的财物。在附近汉人团兵的援救下，胡县佐和杨击退彝人。病痛之中的杨，也曾萌生悔意，何苦来这穷山恶水之地，将自己陷于这等惨景。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壮语让他从悲苦中兴奋起来。
经过一个星期的病痛，身体初愈，他便开始物色深识独立罗罗语的汉人教习他日常的彝语会话。这样他结识了李相廷，又通过李认识了几个“汉把”（能操汉语的酋长之交涉员）和“白毛”（识罗罗文的巫人）。他还曾到半山腰的汉蛮贸易中心点——黄草坪赶场亲自考察。在那里他亲见，蛮公、蛮婆、蛮子、蛮女隆身壮体、跣脚，裹头椎髻，佩枪带刀的情景。心花怒放之时，拿出相机摄影。因杨的装束、设备、行止奇怪，彝人将之围住探看。是时，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彝族小孩乘乱伸手至杨的衣兜，企图窃取其财物，被杨机警抓住，并当众杖责几下，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这把在场的彝人弄得不知所措了。杨窃以为这正是给他们施催眠和示威的绝好机会。再后来，几经波折，杨与一个最有权力而略通汉礼的酋长——禄呷呷结识，获准进入。
杨这时请一位胡姓汉把带路登山行约六十余里经过许多村落先至罗格，在此受到禄酋长宰牛的欢迎。杨同禄一起同住7天，体验部落时代的野蛮生活，觉得耳目一新。他住在“六畜同堂”的茅屋里；吃过号称上品的“肝生”（生猪肝、肺、心、血加以辣子）；使用过木勺和木萨来代替碗筷。该部族人身上的生鸦片烟味混合终生不洗的衣服味让他每每窒息；当地赤身裸体小孩争挖吃生牛皮的牛肉让他瞠目结舌；为了记录当地火葬仪式而与死尸对面而眠让他终身难忘……这些经历让他在身体上备受折磨，而在精神上却非常慰藉。此后，在禄呷呷的保护与引见之下，他历游诸路磨开、斯古、沙木箐、跑马坪等诸部族，行程约一千里，经过村落约200多个。他在田野中，虽然天气恶劣，当时非雨即雪；路途艰难，几乎无路可循；还要时时提防野兽袭击和跌落山崖的危险。但是这种生活让年轻充满理想的杨成志斗志昂扬，他说自己当时“眼不能闭，耳不能塞，笔不能停”。他在凉山地区漫游两月余始回六城壩。正值胡县佐病逝，杨在六城壩无官而汉蛮又陷于火拼的掳杀之时，代理县佐的职守。十二天之后，当汉蛮之战解决，而新任县佐到任，杨于是带着他的教师比资白毛和所收罗的各种重要民俗品渡江转回巧家。在巧家停留的5个月中，他勤奋学习彝族和苗族语言，以方便今后的文献研究工作。1929年5月，他经来时的路折回昆明。在昆明呆了9个月，其中用了3个月对当时昆明县的彝、白、苗族作了调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分析了上述民族的语言。他在昆明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他先后应邀在十余所学校演讲，报告他在滇川调查的经历、体会和收获，提出在云南开展民族调查研究的必要性。他的各场演讲，非常注重针对不同的受众而发，还现场展示了他实地搜集的民族文物和照片，观众受益良多。
这次的田野调查使杨成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入大小凉山的民族学家，比刘伯承的红军1935年5月22日穿越大小凉山早7年。在1年零8个月的调查中，他尝试了西方民族学理论和田野技术方法。“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调查的深入程度及调查的内容的明确方向和专业化方面，都显现出他的此次调查是学科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事件”。王建民对以杨成志为代表的早期田野调查予以中肯的评价：“这些最早的田野调查，为今后的调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程序与规范，实现了与世界民族学学科的直接对接和学术意义上的沟通，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二）西南研究的贡献
杨成志的早期田野调查选择了人烟罕至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他不畏艰险，深入不毛，几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换回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宝贵资料，其中尤其是对川滇交界处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瑶族的调查最为珍贵。他单骑从昆明出发，沿途经过嵩明、寻甸、会泽、东川、巧家等地，对这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化传统等都进行了实地考察，待回到昆明之后又对昆明附近的“散民”、“子君”、“罗罗”、“白子”、“民家”、“花苗”、“白夷”、“黑夷”等各民族进行了比较调查和分析。这一阶段的调查历时将近两年，涵盖的区域包括云南的永善、巧家、川滇交界处的大小凉山，昆明、河口以及越南等地，收集到民族文物数百件，照片数百张和一批彝文的古籍文献。其中最珍贵的当属他在昆明附近昭宗夷村发现的最早的彝文手抄本（现在称为《云南昆明西乡明代夷人手抄经典》）。在杨成志看来，西南地区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宝库，学者应该到这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而非照搬书本上看来的“死”知识。他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调查至今仍是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依据。
（三）民俗学研究的贡献
从杨成志一生的著述来看，他的学术生涯始于民俗学，学术最后的志趣亦在民俗学。可以说，民俗学的研究是贯穿他学术生命的。而他不仅仅是搞好自己的学问就满足了，他更是为民俗学的发展而奔走呼号，可谓这一学科的学术泰斗和重要推手！
1927年夏，杨先生结束南大学业，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工作，在傅斯年、顾颉刚倡导“到民间去”的口号下，积极参与组织《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举办民俗学讲习班、民俗文物陈列室等，并参加创办《西南民族研究专号》、《民间文艺》、《民俗》周刊等杂志，担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在此期间，杨先生翻译的英国班尼女士《民俗学问题格》出版。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都是为深入民间，发掘民族文化的源泉，创建中华民族新文化做准备。
1935年冬，杨从法国学成回国后，除了在中大系统讲授西方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理论之外，把自己的学术活动转向民俗学的理论建设和民族博物馆的文物搜集、陈列、展览等方面。杨首先恢复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重办《民俗》刊物，改为季刊，亲自任主编。从1936年到1943年，共出了两卷八期。王文宝著《中国民俗学发展史》（1987年）认为，此时杨先生主编的《民俗》季刊“内容之丰富、质量之高，在民俗学专门性刊物里，可说是至今少有的”。日本民俗学家直江广治著《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陈秋帆译本1982年）也高度评价了中山大学《民俗》复刊后的季刊本。中大《民俗》季刊本的学术理论意义在于，用人类学的基础理论规范中国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使中国民俗学具备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形态。这对1983年以后再度恢复的中国民俗学学科理论建设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杨是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奠基者之一。这是国内外民俗学界的共识。
1979年11月，他和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钟敬文、罗纹平等7教授联名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发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积极参与筹备建立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同时，积极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等学会，任理事或顾问，并撰写学术文章，到会做学术报告。1983年5月20日在北京“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做《民俗学的起源、发展和动态》的学术报告（刊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新华文摘》1983年12期转载）。同年7月20日～8月20日在中央民族学院举办的民俗学讲习班上，做《民俗学的内容和分类》的报告。12月发表《民俗与传统舞蹈散谈》（载《舞蹈》1983年12月第6期）。1985年8月发表《舞蹈与民族文化》（载《舞蹈》1985年第4期）。
可以说，今天民俗学的如此发展，都离不开杨成志和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为这个学科所作的杰出贡献。
（四）培养学术梯队的贡献
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往往有“北吴南杨”的称号，杨成志与吴文藻齐名。二人在学科发展上均有杰出贡献，他们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带来了西方的眼光，同时又都致力于发展中国的人类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特别重视后备人才的培养。
1935年冬，杨成志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任中山大学研究院秘书长。原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平，并入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新成立文科研究所，下设历史学部和中国语言文学部，杨成志兼任所长。他增设了人类学部，自任主任，开始招收研究生。共招收了10位人类学究生：王兴瑞、江应樑、梁钊韬、戴裔煊、王启澍、吕燕华、曾昭璇、容观琼、刘孝瑜和张寿祺。这十人之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民族学界的名宿。
1948年，杨成志呈教育部《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细述了中大设立人类学系的目的和理由，介绍了具备的条件，汇报了人类学的教研成果。后来获得教育部批准了建系招收本科生的计划。杨成志一心培养学生，他承担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史前考古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等课程，他还聘请著名教授来讲学，并且亲自带学生做田野工作。1935年12月至1936年5月，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与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共同考察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在岛内进行人体测量和经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及信仰等方面的调查，了解到海南岛的苗族原是瑶的代称，是明代由大陆迁移去的。王兴瑞利用资料写成硕士论文《海南岛黎人研究》（1937），还出版了《海南岛的苗人》（1949）一书。杨成志师生调查的范围还包括粤北荒洞瑶山、乳源乌坑瑶山等地。在日军侵华期间，他更是带领学生一路西行，后又折回广东，在1938～1945年的7年间，他无一日离开他的学生，恪尽他作为教授的天职。他于194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组织梁钊韬、王启澍等调查乳源乌坑瑶山。而在坪石避难时期，更是没有懈怠，指导梁钊韬和王启澍完成他们的硕士论文，同时还搜集了几箱文物。杨成志自己不崇尚闷在书斋里的研究方式，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调查员，他也这样要求他的学生。他曾说：“我们的研究路线，要由‘脚’爬山开踏出来，却不要由‘手’抄录转贩出去。”
正是因为杨成志学术上讲求实用的思路，影响了他的众多弟子，也因此形成了人类学南派的学术倾向：主张事实第一，反对仓促结论。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样的研究思路在认识论上是经验主义的，存在轻视逻辑和脱离理论，为抢救材料而搜集材料的陷阱。
（五）介绍引进西方先进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理论的贡献
杨成志除了上述的学术贡献外，还重视对西方学术理论和治学方法的译介，从而为国内学术界开阔视听，作为借鉴。他年轻时即翻译了《民俗学问题格》一书，而他最有名的译著就是翻译博厄斯（Boas）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也正如他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一书的“译者序言”中说的，“为了使国内学者对国外学术流派的理论、方法及其影响等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和健全的见解。”事实证明，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有长远学术价值的工作。杨成志先生当年致力于学术、涉足民俗学时，就以翻译《民俗学问题格》一书而开始了这一有意义的译介工作，尔后，随着研究面的扩展，有关译著时有问世，既有助于他的自己的治学，也有益于学术同仁的研究。而在译介国外论着进来的同时，也将国内学界情况介绍出去，这又是杨成志先生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所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直到1986年《民间文学论坛》第三期上的《民俗学三大学派的异同解释》一文，杨先生仍在继续着这种利人利己的译介工作。这也是那些建国前凡留学海外的老一辈学者治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此举惠嘉后学，功德无量。
五、结语：三业互通，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