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基石。开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是中国早期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创建之前，中国学者对于民族学的实地调查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没有掌握民族学的田野工作方法。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虽然已有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调查、采风的著述，但大多比较肤浅。中国学者正规的民族学调查，应始于蔡元培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1929年4月，新到任的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赴东北地区进行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调查，调查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三个省份，重点在松花江下游地带，历时3个月。调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凌纯声整理编著的长篇民族志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将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中国民族学事业，为人类学中国化呕心沥血，功绩卓著。在人类学中国化的前进道路上，他迈开的第一步正是进行松花江下游的民族调查，他为中国民族学树立的开创性的历史丰碑正是《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1934年发表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在内忧外患的30年代，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东北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的唯一成果。日本著名的民族学者泉靖一曾提到3部关于赫哲族的民族志著作，其中，一部是俄国罗巴丁写的，一部是美国的拉铁摩尔写的、再有一部就是凌纯声写的，并认为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非常出色的调查报告”。除此之外，凌纯声还是正式使用“赫哲族”族称的第一位民族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确认“赫哲”为正式民族族称起到重要作用。
在学术地位上来说，凌先生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可谓是本挑战权威的著作，在提出“现代中国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大都是上了欧洲汉学家的老当，毫不置疑地相信：今之通古斯即为古代的东胡。”之后，进行了详细全面地论述与驳斥。由此可见，1929年以前，国外学者对于赫哲族已有不少零散的论著。凌纯声留学法国，有扎实的外语及专业基本功，对国外有关中国东北民族调查研究的外文文献十分熟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虽以调查资料为主，但也没有忽略对国外研究著述的清理。当然了，挑战权威的勇气在于实力。凌纯声敢于坚持己见，一方面是他熟知国外文献，另一方面在于作为中国学者，具有本土优势，即拥有过硬的古汉语文献功底。他驳斥谬说，使用的是大量经过考证分析的中国历史文献，自先秦古籍，至清末曹廷杰实地记录的《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及近人著述，共引用119种之多。可以说当时所能见到的相关资料，搜罗殆尽。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学研究有个很大的不同之点，就是有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这也是中国民族学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不重视包括汉文和许多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就不可能真正摸准摸清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早期进入中国做调查研究的国外民族学家，都争做汉学家，都是从力求把握文献记载开始。凌先生的这本书视野开阔，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手法对赫哲族进行阐述和研究。赫哲族虽然人数较少，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三江流域，但赫哲族的历史悠久，在族源上不仅与通古斯古代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还吸收了古亚细亚语族民族以及蒙古人、汉人成分，因而在文化上既有本族的鲜明特色，又有多样的交融性。从本书可以看到，赫哲族与吉利雅克人（Giliak，分布在俄罗斯远东，今称尼夫赫人Nivkhs）有许多文化上的共性，他们“世有鱼食（Ichthyophagy）民族之称”，“衣鱼皮”，动物图案艺术相似等等。对于赫哲族信仰的萨满教，凌纯声在本书中有详细的记述。同时，与西比利亚（西伯利亚）各民族信仰的萨满形式、器物进行比较，分析同异。凌纯声调查赫哲族文化，不是单纯地记录，而是以开阔的视野，进行比较分析，使读者能从宏观上更深刻地体味赫哲族文化价值。凌纯声既重视实地调查，又重视历史文献，将民族学和民族史紧密结合起来，是他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的一大特色，这在他第一部重要调查报告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为以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研究树立了典范。
凌先生治学的不苟与严谨从这本书中可见。那种学者难得的不厌其烦的细致调查，在本书中明显地体现出来。而它之所以令人震撼和敬仰，除了其一直成为中国民族学界在1935年至1945年边疆民族调查中的范本的典型性之外，直接孕育了其后台湾民族学界对原住民的考察研究。学者萧梅在《中国音乐》2003年4期“不该忘却的里程碑——《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文中说道：“令笔者真正感慨的是其学术视野、立足点与方法论的自觉。这种自觉体现了先生作为留过洋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将西方学术的“本土化”，即其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文献学视野交汇的方法，并贯穿其族源考察、萨满与巫、仪式考察等篇章中。”就族源考察来说，他充分运用文献古籍参证称谓、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东北诸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匡正了外国学者误通古斯为“东胡”的说法，并提出“东夷”新说；就骨卜的调查研究，作者针对“因为近二十年来殷墟甲骨的发现，谈骨卜的虽有实物可以研究，然专从殷墟的龟甲和兽骨本身去解释，每每遇到‘此路不通’的困难”，因此花费了很多篇幅，不仅涉及殷墟祀，还列举了东北亚许多其它民族的调查资料，让那些原来不存在于所谓知识分子视野中的“夷狄”资料“发言”。既有文献，又有比较，提出了解释殷墟骨卜中“燋灼”“兆与墨圻”“钻与凿”“审兆圻”骨卜材料等问题的民族学资料解答。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对西方民族志学为摆脱单线进化史观，而又陷于“无时间感”、侧重于“共时”现状描述的“平面史的叙述模式”来说，无疑是一种补充，同时，也奠定了凌纯声进行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