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们从上午打到黄昏，从黄昏打到午夜，已连续艰苦厮杀了14个小时。刘亚楼在指挥部里不断地询问战斗进展情况，了解部队的战斗情绪。各纵队指挥员都回答：“部队情绪好极了，斗志阳盛！”“争先恐后，冲得猛，插得快！”
由于天津街道狭窄，弯曲复杂，到了午夜更不易辨认方向，部队在纵深展开后化位置又参差不齐，指战员们发扬孤胆作战精神，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枪声激烈就往哪里冲，按照大的方向迅速穿插，猛打猛冲。
15日2时，东西主攻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天津被拦腰斩断，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被打乱，陷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中。
刘亚楼令会师部队按预定计划，一鼓作气，彻底消灭敌人，尽早结束战斗。
15日8时，第一纵队的3团、8团和第六纵队17师的49团攻克了敌人核心区的最坚固支撑点海光寺。第一纵队7团攻占法租界的敌八十六军军部，该军中将军长刘云瀚俯首就擒，敌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俦在这里当了俘虏。从城南攻进来的第九纵队攻入敌市政府，25师活捉国民党天津市长、中将杜建时之后，与第七纵队和第二纵队6师在耀华中学胜利会师。
第一纵队1师从15日15时开始向敌核心工事天津警备司令部发起攻击，激战5个小时，先后拿下东西两侧制高点，1团的战士们敏捷地冲进敌司令部大门，山楼下打到楼上，占领了大楼，歼灭和俘敌干余人。2营6连副排长邢春福从俘虏中了解到陈长捷在警备司令部大院的忠烈祠地下室内，马上带领战士傅泽国、王义凤冲进去，先缴了20个参谋人员的枪支。正在作战室里给傅作义打电话求救的陈长捷及中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高参杨威和蒋介石派来的视察官程子践等7名将领，都被他们3人俘虏。这时，副营长朱绪清赶到，用枪顶着陈长捷的脑袋，逼迫他下令“全线投降”，陈长捷垂头丧气地说：“早就乱套了，上午8时，就与各部联系不上了。”
15时，在天津城北部的敌军战斗力最强的151师，在我第二纵队和第八纵队重重包转之下宣布投降。
至此，天津战役壁弛结束，共用29个小时，守敌13万人全部破歼，无一漏网，缴获各种火炮1163门、轻重机枪5719挺、长短枪52469支、汽车879辆、子弹640多万发、炮弹6万多发及其他大量垡战物资。
我军在天津战役中有4106名指战员英勇牺牲，有19214名指战员光荣负伤，他们把生命献给了天津市人民的解放事业，把鲜血洒进了天津这片英雄的土地。
当天津战役快结束时，塘沽守敌见大势已去，慌忙上船，狼狈逃窜。刘亚楼即令第十二纵队主力追击，歼灭其后尾3400余人，于1月17日占领塘沽。
天津战斗一结束，刘亚楼和各纵队指挥员立即进入市区检查天津作战破坏情况和部队执行纪律情况。除东西主攻方向的建筑物及市内个别工厂被炮火毁坏外，其他无大的破坏；部队执行城市政策纪律做到了缴获归公、原封不动，堪称楷模。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发了报告电。中央军委立即向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作了通报，并指出：“所有攻击天津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并向我军致庆贺。”
天津解放了！天津市人民欢欣鼓舞，欣喜若狂！
天津市人民是具有英勇斗争光荣传统的人民，当我军进军华北时，广大工人、学生在天津市地下党的领导下，就开始了坚决的护厂、护校斗争。当我军攻进天津。进行巷战时，工人们自告奋勇前来带路。战士们在前面攻击，市民们集拥在后面拍掌欢呼，送茶送水。战斗结束后，南开等大、中学3000多名学生就上街游行庆祝解放军取得天津战役的胜利，庆祝天津解放。
天津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方针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正确决策、指挥的胜利，是我军在人民群众热烈支援下英勇作战的胜利，也是我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共同斗争的胜利。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由于我军准备充分，部署正确，兵力、火炮集中，战术熟练，仅历29小时激战，即一举攻克天津，全歼守敌，战斗过程如此之短，实为这次战役的最大特点。
天津战役，还是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等诸兵种一次精采的协同作战。在这次战役中参战的炮兵、坦克兵之多，是东北野战军过去进行的任何一次战役所没有过的，工兵则是首次大批直接参加攻坚突破。而这样大规模的协同作战，竟是如此默契，如此成功，34万大军熟练地、合拍地协同动作和无比的英勇气概相结合，构成了这次战役中最精巧的场面。
天津一战，我军气势如虹，摧枯拉朽于弹指一挥间，充分展示了我军的强大，给了一切顽敌一个极其强有力的教训——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同时，天津战役的胜利，也检验出刘亚楼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的体会精深、运用灵活，充分表现出刘亚楼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毛泽东对天津战役的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它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创造了一种斗争方式——“天津方式”。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天津方式”，对促成“北平方式”起了直接的、关键的作用，彻底打破了傅作义的幻想，不得不以“北平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从而加速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傅作义成为“笼中之鸟”后，一直在“战”、“走”、“和”这三条路上犹豫不定。要战，以士气低落的60万军队抵挡斗志昂扬的百万解放军，谈何容易；要走，东、西退路都已被切断，怎么走；要和，又顾虑重重。
傅作义曾于1948年12月19日派代表出城谈判，刘亚楼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附近的八里庄会见了他们。由于傅作义这时的打算是想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并保留军队。我方则要他解除武装，也不同意成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双方条件相距太大，谈判未获结果。当我军消灭了新保安、张家口之敌，且中共中央在宣布43名战犯的名单中点了傅作义的名以后，傅作义于1949年1月6日第二次派代表出城，林彪、聂荣琏与他们进行了会谈，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傅作义看了《谈判纪要》，认为“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不肯明确表态。1月13日傅作义得知我军即将向天津发起总攻，才急忙派他的副司令邓宝珊、少将处长周北峰出城与我方第三次谈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会见了他们。
会谈一开始，邓宝珊就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说：是，我们已下命令了。”
邓宝珊又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多久？”
林彪说：“3天。”
邓宝珊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非打下来不可。”
15日下午，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邓宝珊目瞪口呆。解放军攻克天津如此迅速，大出他们的意料。
战后，刘亚楼奉毛泽东的指示，将陈长捷用汽车送到北平城郊与邓宝珊见面。陈长捷一见到邓宝珊，就说：“赶快回去告诉傅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呀！”
在我们党的政策的感召之下，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艰苦的争取工作之后。又受到天津大战的震撼之下，傅作义于1月21日终于下决心接受我方提出的一切条件，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顺应人民的意旨，宣布起义。
国民党北平守军8个军、25个师共25万人，从1月22日至31日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于1月31日进入北平接受防务，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进驻北平的盛大仪式。北平人民涌上街头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
热烈欢呼北平获得新生！
古城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首先是因为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英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强大和北平地下党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北平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同时，傅作义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啃过洋面包的能谋长——上将刘亚楼
在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11月30日，刘亚楼和林彪、罗荣桓一同率东野指挥机关从长城的喜峰口进入关内。
12月7日，东野指挥机关到达河北省蓟县孟家楼村。这里距平、津、唐各约180里。刘亚楼就在这个小村子里组织百万大军各项任务的完成。此时参谋长的重要作用在他身上鲜明地显示出来，大到兵团的作战方案，小到部队的吃喝拉撒睡，他都要事事过问，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入关后，错误地判断东野将要进攻北平，慌忙调动部队，将其主力第35军紧急东调至北平。但是走到新保安即被华北解放军包围了。为了防止蒋军从海上逃跑，毛泽东电令东野和华野部队在两周内对新保安和张家口诸敌“围而不打”，令东野主力以最快速度同时切断平津和津塘之间的敌人的联系，形成“隔而不围”。到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包围，封闭了平津之敌由海上南逃之路。当傅作义醒悟过来时，一切都已晚了，他的部队全被解放军包围在孤立的据点里。
傅作义只能派出代表与解放军“和谈”了。傅作义第一次派出的代表是崔载之和李炳泉，两人都是报界人士。东野的首席代表就是刘亚楼。
崔载之把傅作义的打算说了出来，这就是傅作义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联合政府，其军队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在谈判期间，解放军停止进攻，并将被包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放回北京；为了搞到蒋军的飞机，解放军应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
傅作义这个打算的核心是他能保持自己的实力，和共产党方面仅是一种联合。
刘亚楼代表中共方面向傅作义的代表阐明了三点意见，一是傅作义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
二是不同意傅作义发通电，不同意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三是可以给傅作义留下两个军，把蒋系部队中的军、师长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和平解决后，解放军保障傅作义本人及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双方条件差距太大，这次谈判陷入僵局。
谈判不成仁义在，刘亚楼设宴招待了几位报界巨头，客客气气地将他们送走了。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刘亚楼心中想，他们还会来的，并且傅作义还会派更有身份的人物来谈判。不过，那必须是在战场上被打痛之后才会主动跑来。
12月22日，华北野战军以3个纵队的兵力攻打新保安，激战10小时，傅作义的王牌部队第35军被消灭了。第二天，困守在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突围逃跑，进入了华野和东野部队设下的口袋阵里，5万多人又从傅作义的“户口”上消失了。
几乎是片刻之间，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
我军马不停蹄，立即着手攻击塘沽。
塘沽，地处渤海湾，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当时平津国民党军唯一的出海通道。为了确保塘沽，傅作义将天津和塘沽并为一个守备区，由侯镜如任司令，由5万军队据守。另外还有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数十艘舰船在海上协同防守。
在平津前线总部指挥室内，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敌我态势示意图，刘亚楼对这张图上每一个标记都烂熟于心了，但他的眉头却总是难以舒展。塘沽以东以北地区地形开阔，河流纵横，不便于大部队运动和接敌，更不能对国民党军形成四面包围。硬打，伤亡大不说，只能将敌人早早赶到海上去。
林彪也是一直紧锁眉头。和刘亚楼不同的是，他在地图旁站久了，就搬着椅子过来，坐着看，半天不说一句话。
26日，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送来了打塘沽有困难的报告。
终于，刘亚楼先说话了：“我到前线再看一看，看到底有没有办法打好这一仗！”
林彪赞许地点了下头。
12月28日，刘亚楼乘着军用吉普，冒着凛冽的北风来到塘沽前线。他先到实地勘察一番，然后来到前线指挥部，召集会议听取各纵队司令员对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七纵司令员邓华、一纵司令员李天佑、二纵司令员刘震都认为在现有情况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不如先打天津更有把握。
刘亚楼与各位司令员交换意见后，采纳了不打塘沽转打天津的建议。
在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首先，这种变更很可能招来“胆小畏缩”和“不执行命令”之嫌。但刘亚楼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回到平津前线指挥部后，即向林彪、聂荣臻作了报告。
聂荣臻听了刘亚楼改变作战决心的建议后，沉默了一会儿，说：“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我们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没有给我们留下商量的余地，改变军委决心并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
刘亚楼目光坚定地看着聂荣臻，说道：“正因为不是一件轻易能改变的决定，所以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各种方案都进行了比较，最后还是认为先打天津最合适。”
聂荣臻考问刘亚楼，实际上也在考问自己，他像是问刘亚楼又像是在问自己：“先打天津比先打塘沽有多少益处呢？这一点必须对军委阐述清楚。”
刘亚楼抓住要害一口气全都说了出来：
“塘沽一是难打，二是我们打下它又能得到什么呢？侯镜如已经把他的司令部都搬到军舰上去了。他们就像一群落在树上的鸟，枪一响，顶多打死它几只，其余的全都惊飞了。攻下塘沽，控制了海口，固然能够封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但要是拿下了天津，一样能够封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我们如果拿下了天津，北平的20多万傅作义部队就只有被围困而死。要把傅作义打痛，塘沽不行，只有平津两处，北平是古城，轻易别打。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先打天津最合适。”
林彪坐在藤椅上静静地听着刘亚楼阐述意见，很长时间没说话。一双眼睛停留在墙上的大地图上，仿佛还想寻找新的标志物。终于，他抬起头，对刘亚楼说：“给中央军委写份请示电吧！”
聂荣臻也说道：“就把你刚才说的整理清楚报告给军委。”
刘亚楼连夜起草了一份紧急电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表明攻打塘沽不合算，建议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的心一直悬吊着。毕竟，他是这份建议的最先发起人。
12个小时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回电了，同意放弃攻击塘沽的计划，说“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高兴地狠狠地挥了下拳头。他拿着电文，急匆匆地跑去敲开了林彪的房门。此刻，尚是清晨。
没等林彪看完电报，刘亚楼就急切地说道：“军委已经同意打天津了，我请示党把攻打天津的指挥任务交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