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临近拂晓，天空漂起蒙蒙雨丝，这细若牛毛似的小雨将上海马路上的灯光遮掩得朦朦胧胧。从国际饭店上不时射出的冷枪给周围静寂的街道增添了几分凶气。部队预计拂晓前到达外滩路，进入向苏州河北发起进攻的出发位置。
拂晓，第235团团部在西藏中路煤气公司大煤气包下扎营。在军部受领任务时，军长聂凤智不止一次地指示，进城后，千万不能打这些“圆罐罐。”
根据新的情况，2营奉命到国际饭店接受敌人投降，1、3营在大新公司前的马路上分路继续向苏州河前进——1营顺南京路向东，直插南京路外滩外白渡桥；3营顺西藏路向北，直插西藏路桥。
第235团的领导预先设想，3营在天亮前首先突破西藏路桥，打乱敌人苏州河北岸防御体系。西藏路桥又称新垃圾桥，是第79师和第80、81师西端的战斗分界线，桥对面是上海“八一三”抗战著名的四行仓库。
打开上海地图，从总体上扫视，人们可以看到，上海分为两部分——浦东和浦西。浦西市区又可分为两部分，中间的界线就是苏州河。苏州河呈现东西走向，自东向西有十多座桥梁，依次为：外白渡桥—江西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山西路桥—老闸桥—浙江路桥—西藏路桥—恒丰桥—江宁路桥—叶家宅桥—江苏路桥—铁路桥—中山北路桥……
西藏路桥是一座坡度不大、路面较为宽阔的马路桥。
凌晨，团长王景昆带领参谋人员察看地形，只见桥面上敌人戒备森严，河南岸通往桥面的马路上放着菱形拒马，拉着带刺的铁丝网；桥北岸敌人的火力点除灰黑色的七层楼的四行仓库外，还修有牢实的水泥地堡。
3营发起第一次攻击，未能取得明显战果，王团长决定部队转移，准备打河南路桥。
在3营行动的同时，1营于25日清晨到达外滩。
天气还凉，1营官兵反穿着棉衣——这样便于伪装。刚到外滩，就有十多辆卡车的国民党士兵从苏州河北过来。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
侦察分队的战士将棉衣一翻，露出军装上佩带的陶章：“你看看老子是哪部分的？！”
国民党官兵一看，个个面面相觑，车上的人员很快全部缴枪。
1营3连在连队指导员和副连长的带领下，跑步向外滩进发。
跑在最前边的是7班，一色的大个儿。部队跑出南京路口，连队干部下令：“利用江堤地形掩护！”
7班长带领全班飞快地冲了上去，他们顺着江边一跃上了平地。
这时，就像是噩梦，敌人的火力迎头倾泻，成一道完整的扇面席卷而来，7班14名战土全部牺牲在外白渡桥下。
25日上午，1营在外滩与河对面百老汇大厦的敌人激烈地对峙，3连官兵看到7班的14名战友的尸体还躺在外白渡桥下，怒火中烧。
很快，部队接到转移命令：“外白渡桥的百老汇大厦里有外国人，为避免外事纠纷，先打四川路桥。”
四川路桥又称三白渡桥，位于外白渡桥、江西路桥和河南路桥之间。
这座桥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联结北岸的四川北路，而路的底端就是汤恩伯的总司令部，再往下直插虹口、江湾，顺公路直达吴淞港。
正因为如此，四川路桥是苏州河北岸的敌防御重点。年初，国民党军进行的几次演习，坦克与部队都是从这座桥通过，并以这座桥为轴心展开反击攻势。桥上最危险的火力点不算桥头桥中的地堡、拒马和铁丝网，还有桥北堍那座高耸的舰船式钢骨水泥大厦——上海邮政总局大楼。
鸦片战争后，设立了上海英租界，英国人指定专人办理英国侨民的信件寄送业务。随着英国对华政治、经济的深入及英国侨民的增多，于1861年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创立了”大英书信馆”。
1878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上海创办第一家邮局，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套邮票。1896年，清政府颁布上谕，将海关邮局正式命名“大清邮政局”，归总理衙门节制。上海邮政局最初设立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几经搬迁，1924年在四川北路桥北堍建造起这座坚固的大厦。
1营从外白渡桥往四川路桥转移时，遇到了敌人的火力封锁，部队被压制在四川路的各个横路口。
当部队指战员奋不顾身，突破敌人的火力点抵近四川路桥时，邮政总局的窗口又喷射出道道火舌，冲锋的解放军战士一下就倒下了十多个。
营领导确定组成突击排。3连的突击排由1排组成，紧跟其后担任特殊爆破任务的是3排。
3连的突击排飞快向桥头扑去，其中包括2班——“渡江第一船”的全部战士。他们端着枪，以战术队形前进：一组跃起，一组掩护，一组再跃起，一组再掩护，交替掩护冲上桥去。
眼看着突击排渐渐接近四川路桥的拱形处，已经冲到了一堆沙袋前，突然一排人冲着冲着就骤然“停住”，然后在硝烟中软软地倒下再没有起来。
有着“渡江第一船”声誉的2班勇士全部阵亡。
第27军的部队在苏州河沿线各桥行动受阻，对军部压力很大。
军长聂风智急急赶到苏州河边。
摆在聂风智面前的事实的确是触目惊心的。敌人利用北岸的高楼大厦，部署了稠密而强大的交叉火力，桥头、路口又都筑有坚固的碉堡，配以坦克和装甲巡逻车，把河面、桥面、路面封锁得严严实实。聂凤智看到，南岸的河面、桥面、路面几乎都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敌人密集有效的强大火力之下。自己一方由于“禁止”用炮，无法有效地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无法有效地压制对方和掩护自己，进攻的部队几乎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他还得知：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渡江第一船”的战士全部牺牲在四川路桥头，部队内部反应极为强烈，有的部队已准备将待命在郊区的榴弹炮营拉上来。
聂风智的心像被压上了一座大山，沉极了，重极了，闷极了。实实在在，不用炮火，这样的火力点是难以摧毁的；而不摧毁这样的火力点，要想过河过桥是十分困难的。
“军长，就让我们打几炮吧，保证一炮消灭一个火力点，决不多放一炮；保证几炮就把对岸的敌人火力点干掉！”
“军长，就同意吧。3包，就3包！3包炸药一拉，保管把他妈的那幢劳什子大楼炸飞上天！”
“军长！……”
战士们的请求，把聂凤智推到了极为艰难的选择境地。他何尝不知，如果准许使用大炮、炸药，部队早就跨过苏州河了。比起烟波浩淼的长江来，30多米宽的苏州河不就等于一道小小的水沟？比起以往攻克过的无数坚城堡垒来，几辆坦克、装甲车和机枪组成的“桥头堡”，不也如蒿墙纸壁？一炮消灭一个火力点，他的部队有这个本事；3包炸药把百老汇大厦或邮政总局大楼送上天，他的部队也有这个把握。敌人想借一条小小的河流和一座座楼房阻挡27军的进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
看着战士们一批批倒下，看着大家激动的情绪，打炮与不打炮，在聂风智的心理天平上，几乎难分轩轾了。
“不打炮，”聂凤智后来极动感情地说：“工厂、仓库可以保住，楼房也可以保住，干部战士的伤亡却要增加。论价值，有什么高楼大厦，哪怕它是黄金铸造的，能比我们干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更可宝贵？大楼炸塌了，可以重盖；干部战士牺牲了，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让他们复生。他们中，有参军不久的翻身农民，有弃暗投明的解放战士，有满腔爱国热情的热血青年，也有身经百战的英雄模范。
他们跨过了长江，跨进了上海，几乎可以说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却在一条苏州河畔倒下了，在跨入新中国的‘门槛’边倒下了！这怎么能不叫出生入死、情同手足的战友们，深深感到难以忍受的揪心和痛苦呢？”
“可打炮吧，”聂风智说着，几乎流出眼泪来，“干部战士的伤亡肯定可以大大减少，苏州河北岸也可指顾之间就拿下；可炮弹一炸，一些楼房就没有了，一些工厂、仓库也炸平了，更重要的是，河对岸密密匝匝的房屋里，住着那么多和平居民，一炮下去不知要伤亡多少？炮口可以瞄准，弹片却不长眼睛呀！而且，现在干部战士都已打红了眼，‘禁令’一旦解除，谁还控制得住？那就不是一发二发、三发、五发的问题了，也不仅仅是一个百老汇大厦或者邮政总局大楼的问题了，只要有一炮在苏州河北岸炸开，接着就会有上百炮、上千炮接踵而至，无数普通市民就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我们的炮火中丧身，整个北上海就有可能在我们的炮火中被夷为平地……
上海没有在国民党的暴政下毁灭，却在解放军自己的炮火中遭受损坏，那么，这是——功耶？罪耶？历史，将怎样记下这一笔？”
聂风智还记得，两天前，也就是5月23日，他本人接到陈毅亲自从丹阳打来的电话：
“聂风智吗？你们马上就要攻打市区了，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上海啊，晓得吗？毛主席和中央看着你们啦！”
……
但是，部队早已被打得哇哇叫了，不但战士，许多干部的情绪也很激烈。回到虹桥路军指挥所，聂凤智看到下属部队对禁止使用炮火很有意见，话说得很尖锐：
“我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演戏，打仗哪有不准用炮的道理？”
“部队已经付出了伤亡代价，不能再让战士们作不必要的牺牲！”
“是爱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
聂凤智的心被深深地震动着，汗水湿透了衣服。他只觉喉咙发干，一杯杯不停地喝水，但仍觉得浑身像烧着似的焦渴。
思来想去，聂凤智平和地对军部的同志说：“战士和楼房，我都爱！我跟大家一样，爱惜战士的生命，大家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现在那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的财产。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坏它，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保全它。”
考虑再三，聂凤智只好决定，也只能决定，“禁令”不能解除，炮弹仍然一发也不准打！
为减少在不使用重武器情况下的牺牲，聂风智在重申“禁令”的同时，与军部的其他同志一道研究决定：各部队白天继续在苏州河正面进攻，牵制敌人兵力，等天黑后，一部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一带涉水过河，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攻击，抄敌人的后路。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他们放下武器，力保城市完好。
苏州河以北市区大部被解放军占领后，一部分国民党残军盘踞在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要用武力解决这股敌人，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双方一旦交火，水电设施肯定会遭到破坏，那将严重影响全市的生产和市民的生活。而且，早有情报说，汤恩伯撤退时就已命令守敌到时候炸掉电厂，即使上海落到“共军”手里，也要让它变成一个死上海。显然，如果派部队硬打，那结果也会如汤恩伯所愿。
正在这时，陈毅等人来到了第27军军部。
聂凤智简要汇报了情况。当说到杨树浦发电厂还未解决时，陈毅的浓眉渐渐锁紧了。
“杨树浦的守敌是哪一部分的？”陈毅问。
聂凤智立即告诉他守敌是哪一部分，师长叫什么，副师长叫什么，现在师长不在家，由副师长负责等等。
“什么？副师长叫什么？叫许照？再说一遍！”陈毅的话音充满兴奋。聂凤智于是又重复了一遍。
“那你赶快找一下蒋子英的下落。”陈毅既兴奋又着急地说，“蒋子英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授，一直住在上海。许照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关系极深。请蒋子英出面做许照的工作，让电厂守军放下武器。”
“啊呀，我的妈呀！老总怎么那么熟悉呀！”聂凤智情不自禁地说道。
“别我的妈了，快去办吧！”
听完陈毅的嘱咐，聂凤智高兴地应了一声，转身吩咐一名师的政委立即去办。
果然，通过向起义军官打听，有了蒋子英的地址；再一查，电话号码也到手了。聂凤智立即抓起电话，挂进了蒋子英的寓所。
接电话的恰好是蒋子英本人。
“请问，您是蒋子英先生吗？”
“是的，请问您是……”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军长，上海前线的指挥官，叫聂凤智。”
“啊呀，久仰久仰！长官好！”
“我们不称长官，称同志。我们想请您帮助我们做一件事。”
“好好好，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陈毅您认识吗？”
“啊呀，那太熟悉了！我们是老交情了！”
“那好，这件事是陈毅司令员交代的，他刚才打电话告诉我，说杨树浦驻军的一个师，师长跑到香港去了，现在由副师长许照代理师长负责。我们想借重蒋先生劝告这位副师长放下武器，保护好发电厂，为上海人民立个功。蒋先生，您这一功，我们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的。”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就这样，通过蒋子英的关系，解放军方面顺利地说服发电厂的守敌放弃固守的阵地，全部缴械投诚。
终于，大上海保全了！
